刘英[公元1881年－1921年，辛亥革命先驱江汉义军领袖] 湖北荆门京山县人物 刘英，原名光铭，字丹书，号聃述，京山永隆镇刘家榨人。刘英，武昌起义期间成功发动永漋河起义响应革命，牵制了湖北汉水流域一带的清军力量。为保卫武昌起义，率领京山子弟兵东进武汉参加战斗，为“阳夏之战”立下了不朽功勋。 京山县人民政府为了纪念辛亥先烈，在县烈士公园建有刘英遗冢和刘英亭，供后人瞻仰。 刘英：辛亥革命江汉义军的擎旗者 刘英（1881年—1921年），原名光铭，字丹书，亦作聃述，湖北省荆门州京山县（今荆门市京山市）永隆镇人。他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民主革命先驱，辛亥革命时期江汉义军的主要领袖，在鄂中地区率先举义响应武昌起义，为推翻清王朝在湖北的统治立下汗马功劳。其一生历经反清革命、捍卫共和、反袁护法等重大历史事件，最终为理想殉道，以生命践行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誓言。 一、世家子弟的觉醒：从科举之路到革命洪流 1881年，刘英生于京山县一个显赫的地主家庭。其父刘作栋是当地廪生，家有良田千亩，在永隆镇开设当铺、钱庄，是鄂中有名的乡绅。作为家中长子，刘英自幼被寄予“科举入仕”的厚望，5岁入家塾，10岁能熟背“四书五经”，17岁考中秀才，被誉为“京山神童”。然而，清末的内忧外患逐渐击碎了他的传统仕途梦。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清廷签订《辛丑条约》，消息传至京山，20岁的刘英目睹乡亲们对“朝廷无能”的愤懑，首次对封建帝制产生怀疑。他在日记中写道：“百姓嗷嗷，而庙堂歌舞依旧，如此江山，安得不变？”此后，他放弃科举，转而研读西学，购置《天演论》《海国图志》等书籍，逐渐接受“变法图强”思想。 1905年，刘英赴日本考察实业，实则寻求救国之道。在东京，他结识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亲耳聆听“三民主义”演讲，思想发生剧变。他在《致家乡同志书》中写道：“欲救中国，非推翻满清不可；欲推翻满清，非革命流血不可。”同年，他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湖北籍早期同盟会员之一。为学习军事，他考入日本陆军速成学堂，与黄兴、蔡锷等同学，系统学习战术指挥，为日后举义奠定基础。 二、江汉举义：武昌起义的“鄂中引擎” 1906年，刘英奉同盟会之命回国，以“兴办教育”为掩护，在鄂中开展革命活动。他变卖家中300亩良田，创办“永隆学堂”，表面教授国学，实则秘密传授革命思想，培养骨干力量。学堂学生多为贫苦子弟，刘英免费供其食宿，常对他们说：“我辈读书，非为功名，乃为救国。”至1911年，该校已培养革命志士200余人，成为鄂中革命的重要据点。 与此同时，刘英联络会党力量，秘密组建革命武装。他亲自拜访江汉流域的“江湖会”“哥老会”等团体首领，以“反清复明”为号召，将数万会众纳入革命麾下。为购置军火，他再次变卖祖产，从日本、上海秘密运回步枪300余支、弹药数万发，藏于京山、钟祥交界的山洞中。其弟刘铁（后为鄂西讨袁军总司令）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兄弟二人被鄂中志士称为“刘氏双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刘英立即响应。10月26日，他在京山永隆镇召集会党、学堂师生及农民武装共3000余人，宣布举义，号称“江汉义军”，自任总司令，刘铁为副总司令。义军臂缠白布，高呼“驱除鞑虏，建立共和”口号，连夜攻占京山县城，处死知县孙叔谦，成立“湖北军政府京山分府”，这是鄂中地区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 随后，刘英制定“西拒荆襄清军，东援武昌主战场”的战略：他命刘铁率主力西进，攻克钟祥、荆门，切断清军南下援鄂通道；自率一部东进，牵制孝感、汉川的清军。在钟祥战役中，义军以土炮、大刀对抗清军正规军，刘英亲登城楼指挥，身中流弹仍坚持作战，最终击溃清军张彪部，缴获大批军火。此战震动鄂西，清廷急调河南、湖北两省清军围剿，极大缓解了武昌的军事压力。 至11月初，刘英部已控制鄂中十余县，兵力扩充至万人，成为湖北革命军中仅次于武昌新军的第二大武装。孙中山曾电赞：“江汉义军，振臂一呼，鄂中响应，功在国家。” 三、捍卫共和：从民国功臣到反袁斗士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刘英任湖北军政府安襄郧荆招讨使，节制鄂北、鄂西军务。他整肃军纪，废除苛捐杂税，推行“耕者有其田”试点，在京山、钟祥等地将没收的官田分给农民，深得民心。当地民谣唱道：“刘司令，爱百姓，分田地，享太平。” 然而，革命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窃取。1913年，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解散国会，复辟野心渐露。刘英怒斥袁世凯“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率先通电全国，呼吁“兴师讨袁”，成为“二次革命”在湖北的发起者之一。他任湖北讨袁军总司令，在武汉、沙市一带组织起义，因寡不敌众失败，被迫流亡上海、日本。 在日本期间，刘英加入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参与起草《讨袁宣言》。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潜回国内，在湘西、鄂西联络旧部，组建“护国军湖北支队”，配合蔡锷的讨袁行动。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刘英任总统府高等顾问，一度寄望于“恢复约法，重建共和”。 但军阀混战的现实很快打破了他的幻想。1917年张勋复辟，刘英通电反对；段祺瑞执政后拒绝恢复国会，他又追随孙中山南下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军事委员，负责联络湖北义军。1918年，他奉命回鄂组织武装，在荆门、宜昌一带组建“湖北护法军”，与北洋军阀吴佩孚部激战，一度收复公安、石首等县，成为鄂西护法运动的中流砥柱。 四、喋血武昌：理想主义者的悲壮落幕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计划北伐，刘英奉命再次潜回湖北，策动武昌新军起义，配合北伐军行动。此时的湖北，由直系军阀王占元统治，特务遍布，搜捕革命党人。刘英不顾危险，秘密潜入武昌，住在法租界好友家中，联络旧部及新军同情者，计划于10月10日武昌起义十周年纪念日发动暴动。 然而，起义计划被叛徒出卖。10月8日凌晨，王占元派军警包围法租界，刘英不幸被捕。在狱中，王占元亲自审讯，以高官厚禄诱降：“君若归顺，湖北督军之位，非君莫属。”刘英厉声斥道：“我刘英为共和而生，为共和而死，岂肯与尔等军阀同流合污！”他写下绝笔书：“十年革命，壮志未酬；杀身成仁，含笑九泉。愿同志继起，直捣黄龙，实现三民主义，则我死无憾矣！” 1921年10月15日，刘英在武昌阅马场被处决，年仅40岁。临刑前，他面对围观群众，高呼“打倒军阀！”“拥护共和！”“孙中山先生万岁！”，从容就义。其遗体由革命同志设法运回京山，安葬于永隆镇故里，数万百姓沿途相送，哭声震野。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追赠刘英为陆军上将，在武昌、京山两地修建“刘英烈士祠”，孙中山为其题词“革命先烈，精神不死”。1949年后，京山县人民政府对其陵墓进行修缮，将其事迹纳入地方史教育内容，永隆镇建有“刘英纪念馆”，馆内陈列的起义军旗帜、手枪等文物，见证着这位江汉义士的革命历程。 五、历史坐标中的刘英：从地方领袖到时代符号 刘英的革命生涯，贯穿了清末民初民主革命的全过程，其命运折射出早期革命者的理想与挣扎。作为鄂中地区革命的核心人物，他打破了“湖北革命仅靠新军”的传统认知，证明了会党、农民等基层力量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历史学家章开沅曾评价：“刘英以世家子弟投身革命，毁家纾难，联络工农，其路径在辛亥革命中具有典型意义。” 他的悲剧性结局，也揭示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局限性：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依赖武装投机与个人英雄主义，最终难以抵御军阀势力的绞杀。但刘英身上体现的“为理想献身”的精神，成为荆楚文化中“敢为天下先”特质的生动注脚。 如今，京山永隆镇的刘英故居已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年有上万名青少年前来参观。这位从江汉平原走出的革命先驱，虽已逝去百年，但其“为共和流血”的壮举，仍在激励着后人铭记历史，坚守理想。正如他在永隆学堂题写的校训：“为国为民，虽死犹生”，这八个字，正是刘英一生的最好写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