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公元1896年－1979年，中国考古学之父]+像 湖北荆门市钟祥人物 李济（1896年6月2日—1979年8月1日），原名顺井，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 民国七年（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随即被派往美国留学。曾在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专业，民国九年（1920年）入哈佛大学转入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民国十三年（1924年）李济开始从事田野考古，赴河南新郑对春秋铜器出土地点进行调查清理。民国十五年（1926年）李济发掘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为中国学者第一次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其对殷墟的发掘则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学界的地位。李济曾任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1949年以后任台湾大学教授，创办了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1979年8月1日，李济去世，享年84岁。 李济：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与钟祥走出的学术巨匠 李济（1896年7月12日－1979年8月1日），字济之，湖北荆门钟祥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被学界尊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开创性的田野考古实践和贯通中西的学术视野，构建了中国考古学的早期体系，主导了殷墟等重大考古发掘，为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一生跨越清末、民国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海峡两岸时期，学术足迹遍布中外，始终以“探求历史真相”为己任，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标杆性人物。 一、钟祥少年与求学之路（1896—1923）：中西交融的启蒙 1896年，李济出生于湖北钟祥县城一个书香门第。钟祥作为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自古文风鼎盛，其父李权是当地知名学者，曾任教于江汉书院，家中藏书颇丰。李济自幼接受传统儒学教育，10岁便能熟诵《论语》《孟子》，同时又因清末新政的影响，接触到“西学”启蒙——1907年，他进入钟祥官立高等小学堂，系统学习数学、英语等课程，成为湖北较早接受新式教育的少年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5岁的李济随家人迁居北京，次年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留美预备班。在清华的7年（1912—1918），他广泛涉猎西方哲学、社会学与自然科学，尤对人类学产生浓厚兴趣。1918年，李济以优异成绩公费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克拉克大学与哈佛大学： 克拉克大学时期（1918—1920）：主攻心理学与社会学，获硕士学位，其毕业论文《中国的教育出路》已体现对中西文化融合的思考。 哈佛大学时期（1920—1923）：师从著名人类学家虎藤（E.A.Hooton），转向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研究，成为哈佛大学人类学系首位中国留学生。1923年，他以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获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 留美期间，李济深刻认识到：“要理解中国文化，必须从实物考古入手，而非仅依赖文献考据。”这一理念成为他毕生学术实践的核心。 二、归国创业：中国田野考古的开拓者（1923—1928） 1923年，李济拒绝美国博物馆的高薪邀请，毅然回国，受聘于南开大学，讲授社会学与人类学，成为中国高校首位开设人类学课程的学者。他在天津期间，率先开展中国北方民族体质调查，首次运用科学方法测量华北地区汉族与满族的体质特征，打破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民族研究的垄断。 1925年，李济应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研究院”）之邀，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并列为“五星导师”，主讲“人类学”“考古学”课程，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考古学人才。此时，他已敏锐意识到田野考古对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性，提出“考古学应与历史学、人类学结合，以实物证史”的学术主张。 1926年，李济主导了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这是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具有里程碑意义： 方法论创新：他首次引入西方考古学的地层学原理，采用“五点取样法”划分文化层，记录器物出土位置与共存关系，改变了传统“挖宝式”的发掘模式。 重要发现：遗址中出土的半粒碳化蚕茧（经鉴定为家蚕），将中国养蚕缫丝史提前至新石器时代，印证了《诗经》中“蚕桑”记载的历史渊源。 学术影响：发掘报告《西阴村史前遗存》（1927）以中英文出版，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第一部科学报告，被国际学界视为“中国史前考古的起点”。 西阴村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从“金石学”向现代科学考古的转型，李济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田野考古第一人”。 三、殷墟发掘：重构中国上古史的辉煌（1928—1937） 192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傅斯年任所长，力邀李济主持考古组工作。同年，李济启动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这项持续10年（1928—1937）的系列发掘，成为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彻底改写了中国上古史： 发掘规模与技术突破：殷墟发掘共进行15次，李济作为总负责人，创造性地应用“探沟法”“方坑法”等技术，组织近百人参与，发掘面积达46000平方米。他建立了严格的田野记录制度，对每一件器物、每一片甲骨都进行编号、绘图、摄影，出版了《殷虚发掘报告》（1—4册），成为考古报告的典范。 重大发现与学术价值： - 甲骨卜辞：出土带字甲骨约25000片，极大丰富了商代文字资料，印证了《史记·殷本纪》中商王世系的真实性，使中国可信历史向前推进了近千年。 - 宫殿与王陵：发现商代宫殿基址53座、王陵12座（包括妇好墓），揭示了商代都城的布局与社会结构，证明安阳是商代晚期都城“殷”的所在地。 - 青铜器与玉器：出土司母戊鼎（后母戊鼎）、妇好鸮尊等国宝级文物，其精湛工艺反映了商代高度发达的文明水平，颠覆了西方学界“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偏见。 李济在殷墟发掘中始终坚持“独立主权”原则。1930年代，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曾提出合作发掘，条件是“出土文物一半归美国”，被李济严词拒绝：“中国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这一立场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主权意识。 1937年抗战爆发后，李济率史语所团队携带殷墟文物辗转西南，在云南、四川继续研究，出版《安阳》（英文版）等著作，将殷墟成果推向世界。 四、战乱中的坚守与学术体系构建（1937—1949） 抗战期间，李济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坚守学术阵地： 文物保护：他组织人员将殷墟文物分装3000余箱，经湖南、广西、贵州辗转至四川李庄，行程数千里，无一件文物遗失，被称为“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 人才培养：在李庄期间，他主持史语所考古组工作，培养了夏鼐、石璋如、高去寻等一批日后成为中国考古学骨干的学者，形成了“李济学派”的学术传统。 理论探索：他发表《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古史研究的新趋势》等论文，系统阐述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与目标，提出“考古学应服务于中国文化史重建”的主张，强调“以物证史”与“文献互证”相结合。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济主持殷墟文物回迁南京，并参与“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的筹建，任筹备处主任。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成为考古学界唯一获此殊荣者。 五、海峡两岸的学术余晖（1949—1979） 1949年，李济随史语所与部分殷墟文物迁往台湾，此后定居台北，继续从事考古研究与教育工作： 台湾考古的开创：他主持了台湾圆山遗址、卑南遗址的发掘，首次系统揭示了台湾原住民的史前文化，推动了两岸考古学的对比研究。 学术著作的总结：晚年出版《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著作，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提出“从考古材料中寻找中国文化基因”的研究路径。 国际影响的拓展：他多次出席国际考古学与人类学会议，向世界介绍中国考古成果，1957年当选为美国人类学会荣誉会员，1972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成为国际学界公认的“中国考古学代言人”。 李济始终心系大陆考古事业。1970年代，他通过海外学者辗转了解到安阳殷墟的后续发掘情况，曾感慨：“考古无国界，学术是天下公器，殷墟的研究应继续下去。”1979年8月1日，李济在台北逝世，享年83岁，临终前仍嘱咐弟子“将考古材料整理出版，以告慰先民”。 六、学术遗产与历史地位 李济的学术贡献不仅在于具体的考古发现，更在于为中国考古学奠定了科学基础： 方法论奠基：他将西方考古学的地层学、类型学与中国传统金石学结合，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田野考古方法，至今仍是中国考古学的基本规范。 学科体系构建：他推动考古学与历史学、人类学、地质学等学科交叉，确立了“考古学服务于文化史研究”的定位，使考古学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核心学科之一。 精神遗产：他坚守“学术独立”“文物主权”的原则，反对考古学的功利化与政治化，其“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的治学态度，成为中国学人的精神标杆。 正如考古学家夏鼐所言：“李济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的‘开山之祖’，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现代考古学。”如今，钟祥市建有李济纪念馆，清华大学、台湾大学等高校设立“李济考古奖学金”，以纪念这位从楚地走出的学术巨匠。 李济的一生，是中国现代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缩影。他以“挖地三尺”的执着，让沉睡的古物开口说话，不仅重构了中国上古史的脉络，更让世界认识到中华文明的悠久与灿烂。他的名言“考古学家的工作，是要在地下找到历史的证据，告诉人们：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至今仍激励着中外考古学者探索文明的源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