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派名章铜,字渐甫、子黻,号少荃(一作少泉)、仪叟、省心。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今属合肥市 )人 。中国晚清时期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将领。世人多称“李中堂”,又称“李傅相”“李文忠”。
李鸿章:晚清政坛的多面权臣
李鸿章,晚清历史中绕不开的关键人物,在那个风云变幻、内忧外患的时代,他以复杂多面的形象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走向。从科举入仕到投身军事,再到主导洋务运动、周旋于外交风云,他的一生交织着荣耀与争议,是解读晚清历史的重要视角。
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安徽合肥。父亲李文安于1838年考中进士,任职刑部郎中,为李鸿章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李鸿章自幼聪慧,六岁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先后师从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在经史学习上打下坚实基础。1840年,他考中秀才,1844年参加乡试,虽初次落榜,但在京城曾国藩宅邸补习后,顺利中举并于同年成婚。1847年,年仅25岁的李鸿章高中进士,正式拜入曾国藩门下,后被选拔为庶吉士,三年后升任翰林院编修,开启了他的仕途之旅。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迅速席卷大江南北。1853年,太平军攻占安庆,李鸿章受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之邀,回乡办团练对抗太平军。此后数年,他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这段团练生涯,虽让他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背负“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但使他逐渐领悟为将之道。1855年,因克复含山之功,李鸿章获赏带知府衔,次年又因收复庐州,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1856年叙功赏加按察使衔。然而,功高遭妒,谤言四起,1857年福济奏报其丁忧守制,结束了他五年的团练活动。
1858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辗转至南昌,投奔兄长李翰章。同年12月,经李翰章牵线,李鸿章进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当时湘军刚经历三河之战败绩,急需人才,曾国藩对李鸿章“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李鸿章的思想、性格有所转变,逐渐成长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但1860年秋,因曾国藩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之事,李鸿章与曾国藩产生严重分歧,愤而离营。后经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人劝说,以及曾国藩的再三招请,1861年6月7日,李鸿章重回湘军大营,此后深受重用,参与军国要务的谋划。
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清政府在长江下游失去主力,苏、杭告急,上海士绅请求曾国藩派援兵。曾国藩起初属意曾国荃及陈士杰,未果后转商于李鸿章,李鸿章欣然受命,开始招募组建淮军。得益于之前庐州团练的基础和人脉,张树声、周盛波、潘鼎新、刘铭传等皖籍地主武装纷纷响应。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树”“铭”“鼎”“庆”四营陆续开赴安庆集训,李鸿章还命三弟李鹤章回乡招募旧部,曾国藩也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充实淮军力量。二月,淮军正式建军,随后乘坐英国商船分批运往上海。
李鸿章抵达上海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形势严峻。上海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中外会防局”依赖外国雇佣军,对淮军不以为然。但李鸿章牢记曾国藩“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的教诲,激励将士。下半年,淮军独立进行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上海,令中外人士刮目相看。此后,淮军“尽改旧制,更仿夷军”,装备洋枪洋炮,聘请外国教练训练,战斗力大幅提升。李鸿章还通过招降纳叛、兼收并蓄扩充实力,两年内将淮军从6000多人扩充至6、7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地方武装,淮系军阀集团也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
1863 - 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63年正月,他署任五口通商大臣。年初,常熟守将骆国忠、董正勤举城投降,后李秀成围攻常熟,李鸿章一方面谕令骆国忠坚守,一方面派潘鼎新、刘铭传攻打福山,解除常熟之围,进而收复太仓、昆山。随后,他上疏提出三路进军策略:程学启由昆山进攻苏州;李鹤章、刘铭传由江阴进攻无锡,淮、扬水军辅助;李朝斌率太湖水军从吴江进入太湖,潘鼎新等人分兵屯驻松江,常胜军屯驻昆山作为援军。李秀成联合郜云官等水陆军队与北路淮军作战,多次战败。1863年十月,苏州太平军内乱,谭绍光被杀,郜永宽等人开门投降,李鸿章采纳程学启建议,杀掉降将八人并遣散余众,苏州平定后,他因功被赏赐太子太保头衔,赐穿黄马褂。十一月,李鹤章等人收复无锡,进攻常州,程学启出太湖意图收复嘉兴,潘鼎新等人收复平湖、海盐,常胜军因无军功,戈登辞职归国后被撤军。当时,朝廷因湘军久攻江宁未克,督促李鸿章前往,李鸿章以金陵城即将收复为由拖延。1864年六月,曾国藩军队攻克江宁,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李鸿章因功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捻军成为清政府的心腹大患。1865年,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清廷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因湘军大量裁撤,曾国藩借调淮军。但历时一年半,剿捻无功而返。1866年,李鸿章接任钦差大臣负责剿捻事务。他认为捻军已成流寇,应集中兵力围剿,制定先防备运河、堵塞捻军出路,再遏制胶莱地区、断其咽喉的策略。1866年七月,捻军偷渡导致胶莱地区防备崩溃,朝廷有停止运河防备的议论,但李鸿章坚持己见。十月,刘铭传在安邱潍县地区取得大胜,东部捻军势力大为衰弱。11月,李鸿章联合刘铭传等将领在扬州运河前后截击,12月,东部捻军叛乱全部平定。1868年,西部捻军大股势力流窜河北,直逼京畿,京师大震。李鸿章命刘铭传、善庆等人率兵前往河北剿灭,郭松林、杨鼎勋等人随后支援。最终平定西部捻军叛乱,李鸿章成功完成剿捻任务,稳固了清政府的统治,其政治地位也进一步提升。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洞开,李鸿章深感国力不振、积贫积弱。他与曾国藩等人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领导了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创办了众多洋务机构,为中国近代化进程做出了开创性贡献。1865年,他创办江南制造局,这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军事工业企业,生产枪炮、弹药、轮船等,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培养了一批产业工人和技术人才,开启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先河。同年,他还创办金陵机器局,主要制造枪炮和军用物资,为清军提供了重要的装备支持。1872年,李鸿章创立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打破了外国轮船公司对中国航运业的垄断,推动了中国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求富”的目标,为洋务派创办的其他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1880年,他创办天津电报总局,架设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促进了信息的快速传递,加强了中国各地之间的联系,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1890年,李鸿章开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引进西方纺织机器和技术,发展近代纺织工业,抵制了外国纺织品的大量涌入,保护了中国的传统纺织业,也为民族工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此外,他还率先提出并修建铁路,建立同文馆,选派学生出洋留学等。这些举措促进了西方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培养了一批掌握近代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为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奠定了基础。李鸿章还积极筹办北洋水师,从国外购置军舰,建立海军基地,聘请外国教官训练海军官兵。到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拥有25艘各类舰船,总吨位达42000吨,以大沽港、旅顺港、威海卫港犄角成三角,成为拱卫首都的海上门户,使中国海军力量在亚洲一度位居前列。
然而,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给了洋务运动沉重一击。李鸿章仓促派出陆军与日军对阵,因孤立无援而失败。在海战方面,北洋水师虽在黄海大战中与日本海军激战5小时,击伤击退部分日舰,但因清廷“避战保船”和李鸿章保存实力的思想,舰队退回刘公岛消极防守,最终被日军从海上和陆路合围,全军覆没。甲午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李鸿章多年经营洋务的成果几乎付诸东流,他本人也遭受各方指责,从此失势。
在外交领域,李鸿章几乎参与了晚清所有重要的对外交涉,经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也成为他一生中最受争议的部分。1876年,英国借口“马嘉理事件”,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该条约使英国获得了更多在华特权,进一步打开了中国西南地区的门户。1885年,中法战争后,李鸿章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中国在军事上并未失败的情况下,却在条约中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还允许法国在中国修筑铁路等,使中国的西南边疆面临严重威胁。1895年,甲午战败后,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赴日本马关谈判,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896年,李鸿章出访俄国,签订《中俄密约》,试图借助俄国力量制衡日本,但实际上使俄国获得了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等特权,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主权丧失。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代表清政府同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中国需向列强赔款巨额白银,本息合计达9.8亿两,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拆除大沽及有碍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帝国主义列强可以在自北京至山海关沿铁路重要地区的12个地方驻扎军队等。《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李鸿章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但在当时清政府积弱、国力悬殊的背景下,他更多是在艰难时局中被迫应对,成为了晚清政府腐朽统治的替罪羊。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九岁。他的一生见证了晚清的风雨飘摇,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他以科举入仕,从湘军幕僚起步,组建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凭借军功成为晚清重臣。主导洋务运动,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却在甲午战争中遭受重创。在外交上,虽努力周旋,但终因国力衰微,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李鸿章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与争议,他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为中国近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腐朽的晚清政治体制下,他又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成为了历史悲剧的承担者。正如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所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复杂多面的一生,是晚清历史的一个缩影,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的困境与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