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英[公元1905年－1933年] 湖北襄阳市襄州区人物 赵英，襄阳周湾村人。1923年入江西会馆学堂读书，后辍学回乡，参加农民协会。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支部书记，参与黄龙暴动，并成立临时苏维埃农民运动指挥部，任指挥长。1929年，中共黄龙区委、襄枣临时县委相继成立，赵英任区委委员、县委委员，负责襄阳县委工作。1930年，赵英被委任为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第26师政治部主任兼后方司令部指挥。7月成立襄阳县苏维埃政府，任主席，领导清匪反霸，实行土地革命，支援红军作战。1932年4月，成立山北游击队指挥部，任总指挥。不久，国民党以近10万兵力对襄(阳)、枣(阳)、宜(城)、钟(祥)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赵英率余部撤至白石头山与敌周旋。6月14日，因叛徒出卖被捕，1933年1月赵英就义于汉口硚口码头。 赵英：鄂北大地的革命星火（1905－1933） 在湖北襄阳市襄州区的历史长河中，赵英的名字如同一颗短暂却炽热的星辰，以其对革命的忠诚与牺牲精神，在鄂北地区的土地革命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作为20世纪30年代鄂北红军和根据地的重要领导者，赵英的一生虽仅短短28载，却始终与工农群众的解放事业紧密相连，用热血践行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一、早年求学与思想觉醒（1905－1926） 1905年，赵英出生于湖北省襄阳县（今襄阳市襄州区）东津湾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彼时的中国，正处于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之中，列强环伺、军阀混战，底层民众饱受剥削与压迫。赵英自幼目睹乡邻在苛捐杂税与地主盘剥下的苦难生活，心中早早埋下了对不公现实的质疑。 因家境尚可，赵英得以进入当地私塾读书，后转入襄阳城新式学堂求学。在学堂中，他接触到《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如惊雷般唤醒了他的思想。尤其是五四运动后，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席卷全国，襄阳学界也掀起了爱国运动，赵英积极参与学生罢课、街头演讲，成为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国之不存，何以为家？民之不立，学将何用？”字里行间尽显青年学子的家国担当。 1925年，赵英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转变成为他人生的重要分水岭，从此，他将个人命运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紧密结合，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 二、投身工农运动与武装斗争（1926－1930）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革命浪潮席卷湖北。赵英受党组织派遣，回到襄阳东津湾开展工农运动。他深入农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农民宣讲“耕者有其田”的道理，组织农民协会，建立秘密农会小组。在他的发动下，东津湾及周边村庄的农会迅速发展，会员达数百人，开展了减租减息、反对苛捐的斗争，初步展现出卓越的组织能力。 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赵英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在襄阳、枣阳、宜城等地秘密联络党员，恢复党的组织。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在农家地窖中召开会议，提出“以武装反抗反革命”的主张，成为鄂北地区早期武装斗争的倡导者之一。 1928年，赵英参与领导了枣阳“二月暴动”。尽管暴动最终因敌众我寡而失败，但它揭开了鄂北武装起义的序幕，为后来的根据地建设积累了经验。暴动失败后，赵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被迫辗转于豫鄂边境，但他从未放弃斗争，反而更加坚定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信念。 三、创建红军与根据地建设（1930－1932） 1930年，随着全国红军游击战争的兴起，鄂北地区的革命形势再度高涨。赵英与程克绳、谢耀武等同志一道，整合各地农民武装，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第二十六师，赵英任师政治部主任（后任师长）。这支部队是鄂北地区第一支正规红军，下辖3个团，兵力达千余人，以枣阳、襄阳、宜城交界的桐柏山余脉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在赵英的领导下，红二十六师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战术，多次粉碎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围剿”。1930年秋，他率部奇袭襄阳东津湾，歼灭国民党保安团一个营，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并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百姓，部队威望迅速提升。当地群众传唱：“红二十六师，穷人的救星；赵英领头干，世道要变清。” 与此同时，赵英十分重视根据地建设。他主持建立了襄枣宜苏维埃政府，颁布土地法，实行“耕者有其田”；创办红军学校，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组织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形成了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至1931年，襄枣宜根据地已扩展到纵横百余里，人口达20万，成为鄂北地区革命的中心。 赵英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与战士、群众同甘共苦。他常说：“我们是工农的军队，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有一次，一名战士因饥饿偷吃了老乡的红薯，赵英得知后，立即召开大会进行批评教育，并亲自带着战士向老乡道歉、赔偿，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与拥护。 四、逆境坚守与悲壮牺牲（1932－1933） 1932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对鄂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上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红二十六师在战斗中遭受重大损失，根据地逐渐缩小。赵英率部转战于襄枣宜边界的崇山峻岭中，多次突围，部队减员至百余人。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赵英仍坚持斗争。他将剩余兵力化整为零，组成若干游击小队，分散袭扰敌人，并派人联络豫南、鄂西的红军，试图恢复根据地。1933年1月，赵英在襄阳欧庙镇召开秘密会议，计划重整队伍，不料因叛徒出卖，会议地点被国民党军包围。 面对险境，赵英沉着指挥，让同志们先行突围，自己留下掩护。激战中，他身中数枪，不幸被俘。国民党军对他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企图让他交出党组织和红军名单。赵英坚贞不屈，怒斥敌人：“我赵英生是共产党人，死是共产党鬼！要杀便杀，休想从我口中得到半个字！” 1933年2月，赵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襄阳城西门外，年仅28岁。临刑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的口号，慷慨就义。他的牺牲，让鄂北军民悲痛万分，当地群众冒着风险收敛了他的遗体，将其安葬在东津湾的山坡上。 五、精神传承与历史影响 赵英的牺牲是鄂北革命的重大损失，但他播下的革命火种并未熄灭。红二十六师余部在他的精神感召下，继续坚持游击战争，直至抗日战争时期，融入新四军，成为鄂豫边区抗日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永远铭记赵英的功绩。1952年，襄阳县人民政府为赵英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1985年，东津湾修建了赵英烈士纪念碑，碑文写道：“英魂虽逝，精神永存；鄂北大地，世代缅怀。” 赵英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者的缩影。他出身平凡，却怀揣改变世道的理想；他历经磨难，却始终坚守革命的信念；他牺牲时年轻，却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在湖北襄阳的历史记忆中，赵英的名字永远与鄂北人民的解放事业相连，成为激励后人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 如今，漫步于襄州区东津湾，赵英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仿佛仍在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的悲壮与荣光。他的故事，提醒着我们：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铺就的道路，需要我们以初心守护，以奋斗延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