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之富[清][清湖北白莲教起义军首领]： 湖北省枣阳市人物 姚之富（1737年-1798年），湖北襄阳（今湖北襄樊）人，白莲教首领齐林弟子，清朝湖北襄阳农民起义首领之一。 嘉庆元年（1796年），齐林因发动起义被清廷捕杀，姚之富与王聪儿、王廷诏等在襄阳黄龙珰发动起义，助王聪儿统领义军，屡以灵活战术大败清军，起义军发展至四、五万人。 嘉庆二年（1797年），姚之富与四川起义军会师，统一编制，与王聪儿同为襄阳黄号首领。嘉庆三年（1798年），转战湖北、陕西。后因失利折回，被清军围于三岱河地区，在卸花坡战斗中失利，姚之富与王聪儿先后跳崖牺牲。 姚之富（？—1798年），湖北枣阳人，是清乾隆、嘉庆年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的核心领袖之一，与王聪儿并称“齐王氏、姚之富”，共同主导了襄阳起义军的军事行动，对起义的发展与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出身贫寒，凭借对底层民众的深切了解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成为白莲教起义中极具号召力的领袖人物，其生平与起义的兴衰紧密相连。 一、早年经历与白莲教渊源 姚之富出生于湖北枣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具体生卒年份不详，早年以务农、佣工为生，长期受地主豪强与官府的双重压迫，对清廷的腐朽统治积怨甚深。枣阳地处鄂北，是白莲教在湖北的重要传播区域，当地民众因生计艰难，多借白莲教的“互助”“平等”理念寻求精神寄托与生存希望。 姚之富的师父齐林（湖北襄阳人）是当地白莲教的核心领袖，时任襄阳县总差役，利用职务之便暗中发展教众，策划反清起义。姚之富自幼崇敬齐林，不仅拜其为师加入白莲教，更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负责联络教众、传递消息、组织秘密集会。他为人豪爽，讲义气，且熟悉鄂北地形，善于团结底层民众，很快在教众中树立起威信，被称为“姚掌柜”。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白莲教起义计划泄露，清廷展开大规模搜捕，齐林等主要领袖被捕遇害，史称“齐林之变”。姚之富幸免于难，冒着生命危险藏匿于枣阳、襄阳交界的山区，暗中联络幸存教众，发誓要为师父报仇，继承反清大业。他在隐蔽期间，一方面安抚离散的教众，一方面秘密积蓄力量，为日后的起义做准备，成为齐林死后襄阳白莲教的实际领导者。 二、发动起义与拥立王聪儿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北、四川、陕西等地遭遇严重灾荒，官府不仅不赈灾，反而加征赋税，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起义的导火索已然点燃。姚之富抓住时机，与齐林之妻王聪儿（即齐王氏）联络——王聪儿出身江湖艺人，武艺高强且极具号召力，两人一拍即合，决定以“为齐林报仇”“反清复明”为口号，发动起义。 嘉庆元年（1796年）三月，姚之富与王聪儿在湖北襄阳黄龙珰（今属襄阳襄州区）正式举旗起义，号称“襄阳教军”。起义军迅速聚集数千人，以红巾为号，焚毁官府衙署，诛杀贪官污吏，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得到了鄂北民众的热烈响应。由于王聪儿是齐林遗孀，在教众中享有“师娘”的尊崇地位，姚之富主动拥立她为“总教师”，自己则以“军师”“先锋”身份辅佐，形成“王聪儿主政、姚之富主军”的领导格局。 起义初期，姚之富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他深知起义军装备简陋、训练不足，难以与清廷正规军正面抗衡，因此提出“避实击虚、灵活机动”的战术：利用鄂北山地、丘陵地形，采取游击战术，时而集中兵力突袭清军薄弱据点，时而化整为零分散清军注意力。在他的指挥下，起义军先后攻克襄阳、樊城周边数座县城，缴获大量粮草武器，队伍迅速扩张至数万人，成为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中势力最强的一支。 三、转战鄂豫陕川，威震清廷 清廷对襄阳起义军的迅猛发展极为震惊，急调湖广总督毕沅、湖北巡抚惠龄等率军围剿。面对清军的重兵压境，姚之富与王聪儿决定实施战略转移，跳出湖北，向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发展，以扩大起义影响，联合其他教军力量。 1. 鄂豫边界的机动战 嘉庆元年（1796年）夏，姚之富率起义军突破清军防线，向河南邓州、南阳挺进。他利用清军“守点不守线”的弱点，以“声东击西”“长途奔袭”的战术，在襄邓平原上纵横驰骋，多次摆脱清军的围追堵截。例如，在河南唐县（今唐河）之战中，他佯装进攻清军粮台，诱使清军主力驰援，随后突然回师奇袭清军大营，歼敌千余人，缴获大批军械，迫使清军将领惠龄被革职查办。 2. 会师四川与统一建制 嘉庆二年（1797年），姚之富与王聪儿率部进入陕西，后南下四川，与四川白莲教起义军（徐添德、王三槐等部）在东乡（今四川宣汉）会师。此次会师是白莲教起义的重要转折点，各支起义军达成共识，按地域统一编号，姚之富与王聪儿部被编为“襄阳黄号”，姚之富任先锋大将，负责军事指挥。 会师后，起义军连营三十余里，兵力达十余万，声势浩大。姚之富提出“联合作战、分路袭扰”的策略，指挥襄阳黄号与四川教军配合，在川陕边境多次击败清军，甚至一度威胁汉中、夔州等战略要地，迫使嘉庆帝下旨严令“限期剿灭”，并调集名将明亮、德楞泰等率精锐部队前往镇压。 3. 回师湖北与汉水之战 为打破清军的“川陕围剿”，姚之富决定回师湖北，利用家乡熟悉的地形开辟新战场。嘉庆二年（1797年）冬，他率襄阳黄号突破清军在巫山的防线，沿长江东进，直逼湖北秭归、巴东。在汉水流域，起义军与清军展开激战，姚之富亲自率军架设浮桥强渡汉水，虽损失惨重，但成功打开了通往湖北的通道，吓得湖北巡抚景安龟缩在襄阳城内不敢出战，被民间讥讽为“景乌龟”。 四、卸花坡之困与壮烈牺牲 嘉庆三年（1798年），是襄阳起义军由盛转衰的一年。清军调整战术，由“分兵追剿”改为“合围聚歼”，调集重兵将姚之富、王聪儿部围困在湖北郧西与陕西山阳交界的山区。此时，起义军经过长期转战，兵力损耗严重，粮草弹药匮乏，且与其他教军的联系被切断，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同年二月，姚之富率部试图向东突围，返回枣阳、襄阳一带重整旗鼓，却在郧西卸花坡遭到清军主力的四面合围。卸花坡地势陡峭，仅有一条小路可通山顶，清军占据四周高地，以火炮轰击起义军阵地，起义军伤亡惨重。姚之富临危不乱，指挥将士以滚石、弓箭顽强抵抗，多次击退清军的冲锋，坚守阵地达数日之久。 在最后的突围中，姚之富与王聪儿并肩作战，率残部向山顶退守。当清军攻至山顶时，姚之富见大势已去，对王聪儿说：“吾辈起义，为救万民，今虽败，不可辱于清军之手！”随后，他亲手斩杀数名清军士兵，身中数枪仍奋力拼杀，最终力竭自刎身亡。王聪儿亦不愿被俘，纵身跳崖牺牲。 姚之富牺牲后，襄阳黄号起义军余部在其子姚文学的带领下继续转战川陕，但因失去核心领袖，战斗力大减，最终在嘉庆五年（1800年）被清军剿灭。 五、历史影响与评价 姚之富作为白莲教起义的核心领袖之一，其军事才能与组织能力在起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提出的游击战术、联合作战策略，不仅有效打击了清军的嚣张气焰，更成为后世农民起义借鉴的范例。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但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清廷为镇压起义耗费白银超过两亿两（相当于五年财政收入），兵力损失十余万，地方统治秩序被严重动摇，加速了清朝由盛转衰的进程。 从历史评价来看，姚之富被清廷视为“叛逆”，但其领导的起义本质上是底层民众对腐朽统治的反抗。他出身贫寒，始终与教众同甘共苦，作战时身先士卒，深受部下爱戴。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如“姚之富智斗清兵”“卸花坡舍身护义”等，将其塑造成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英雄形象。 现代史学界认为，姚之富与王聪儿领导的襄阳起义军，是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中最具战斗力和影响力的一支，他们的斗争精神体现了中国农民阶级反抗压迫的坚定意志。虽然起义因缺乏先进思想指导、内部协调不足等原因失败，但在客观上推动了清朝后期的社会变革，为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提供了历史借鉴。 姚之富的故乡枣阳，至今仍保留着与他相关的历史遗迹和民间记忆，他的事迹成为当地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素材，警示后人铭记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社会进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