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肖鹄[公元1883年－1966年，书生泪尽空忧国] 湖北鄂州市华容区人物 ### 张肖鹄：书生肝胆照山河，泪洒家国乱世中 在湖北鄂州华容区的历史长卷中，张肖鹄是一位以笔为剑、以心忧国的近代知识分子典范。他生于清末风雨飘摇之际，卒于文革初起之年（1883—1966），一生跨越新旧两个时代，亲历列强环伺、军阀混战、日寇侵华、政权更迭的剧烈动荡。这位被后世冠以“书生泪尽空忧国”的文人，以诗为史，以教为炬，在时代的夹缝中坚守着传统士人的家国情怀，其生平恰似一面镜子，映照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赤诚与无奈。 #### 一、荆楚少年：儒学启蒙与新学觉醒（1883—1905） 1883年，张肖鹄生于湖北武昌县华容镇（今属鄂州）一个耕读世家。原名张祝南，字肖鹄，后以字行。其父为乡村塾师，家境虽不富裕，却恪守“耕读传家”之道。张肖鹄自幼随父诵读《论语》《孟子》，10岁便能熟背《唐诗三百首》，展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 彼时的中国，正经历鸦片战争后的剧痛，洋务运动方兴未艾，西学东渐之风已吹入内陆。华容地处长江中游，毗邻武汉，较早受到新思想的冲击。1895年甲午战败，12岁的张肖鹄在父亲的叹息中初知“国耻”二字，他在日记中写道：“读《马关条约》，夜不能寐，恨不能提三尺剑，逐倭奴于海外。”这种少年时代的悲愤，成为他一生忧国的起点。 1902年，19岁的张肖鹄告别家乡，考入武昌经心书院（后并入两湖总师范）。这所书院是张之洞推行“中体西用”的重要阵地，既授儒家经典，也开算术、格致（物理）、外语等课程。在这里，他接触到严复译《天演论》《原富》，以及梁启超的《新民说》，思想发生剧变。他曾在作文中写道：“旧学救不了残局，新学若不扎根于国本，亦如无源之水。”这种对“新旧融合”的思考，贯穿了他此后的治学与救国之路。 1904年，他与同窗宋教仁、田桐等秘密交往，加入反清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以“研究科学”为名，实则传播革命思想。次年，因该所遭清廷查禁，他被迫返回家乡，却已在心中埋下“革命救国”的种子。 #### 二、投笔从戎：辛亥革命中的文士锋芒（1905—1912） 1905年，张肖鹄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在东京，他结识孙中山、黄兴，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湖北籍留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他既参与《民报》的撰稿，以“楚狂”为笔名发表《论中原光复之策》，呼吁“驱除鞑虏，非恃武力，更赖民智”；又利用课余时间翻译《日本教育法》，主张以教育培养“新国民”。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张肖鹄闻讯即返，直奔鄂州。当时华容一带尚无革命火种，他联合乡中士绅与青年，组建“光复义军”，自任参谋，策应武昌主战场。他亲笔撰写《告华容父老书》，贴于乡镇要道，文中“清廷误国，百姓倒悬；今日举义，非为夺权，实为救民”等句，激发了乡人的响应。义军虽未直接参与武汉会战，却成功控制了华容至黄冈的沿江要道，阻断了清军的后勤补给线，为武昌起义的巩固立下微功。 民国成立后，张肖鹄拒绝了湖北军政府的任职邀请，选择回到教育领域。他认为“革命易成，建设难久；欲固民国，必先启民智”。1912年，他在武昌创办“江汉中学”，自任校长，课程设置兼顾国学与西学，尤其重视“公民课”，教导学生“爱国不在空言，而在立身”。该校培养出的学生中，不乏后来成为抗日将领、学界名家者，如著名水利专家陶述曾便曾受教于他。 #### 三、教坛深耕与诗史留痕：军阀乱世中的坚守（1913—1937）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湖北陷入军阀混战，吴佩孚、萧耀南等轮番割据，教育事业备受摧残。张肖鹄的江汉中学因拒绝军阀摊派军费，被强行查封。他愤而返回家乡，在华容创办“寒溪学堂”，取“子在川上曰”之意，寓意“逝者如斯，教育不可辍”。 寒溪学堂是鄂东地区较早的新式乡村学校，招收农家子弟，免学费、供课本，课程设国文、算术、博物、体操，甚至开设“乡土史”，讲述鄂州沿革与长江文明。张肖鹄亲自授课，讲国文时必结合时局，如讲杜甫《三吏》《三别》，便痛斥军阀混战导致“白骨露于野”；讲《史记·陈涉世家》，则勉励学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地百姓称他“张夫子”，说“听他讲课，骨头都能硬三分”。 在办学之余，张肖鹄的诗歌创作进入高峰。他的诗集《听涛轩诗草》（“听涛轩”为其书房名，因临长江而得名）大多写于此时，字里行间尽是乱世忧思。1926年，北伐军进抵鄂州，他写下《迎王师》：“十年兵燹血痕深，忽报王师到汉阴。莫笑书生多热泪，江山终见有晴日。”然而，当他目睹宁汉合流后的白色恐怖，又在《感时》中悲叹：“革命功成皆变味，可怜赤子血空流。”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让他逐渐淡出政治，专注于“以诗纪史，以教育人”。 1931年长江大水，华容沦为泽国。张肖鹄主持寒溪学堂改为临时收容所，募集粮食，组织学生抢救灾民。他在《大水行》中写道：“屋塌禾沉尸漂流，老夫临流泪难收。官仓有米谁肯发？忍见苍生作鱼游！”诗句被灾民传抄，竟迫使地方官开仓放粮。此事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书生之笔，亦能撼俗”，却也因得罪权贵，被迫将学堂迁至武昌。 #### 四、山河破碎：抗战时期的不屈风骨（1937—1945）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武汉成为临时首都，张肖鹄已54岁。他拒绝了友人劝其避居后方的建议，写下“国破家何在，吾宁死此乡”，留在武昌开展抗日宣传。他参与创办《救亡周刊》，以白话文撰写《告鄂东同胞书》，呼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守土抗战，不做顺民”。 1938年武汉沦陷前，他带着寒溪学堂的师生撤至鄂东山区，坚持“游击办学”。在罗田、英山一带，他白天教学生读书，夜晚则为抗日游击队传递情报、刻印传单。一次，日军“扫荡”，他为掩护学生转移，被日军俘获。日军知其为当地名士，逼他写“亲日宣言”，他断然拒绝，厉声斥道：“吾乃中华之民，宁死不做汉奸！”日军恼羞成怒，将他关押三日，严刑拷打，他始终未屈服。后经当地乡绅斡旋，才得以释放，却落下终身腿疾。 出狱后，他辗转至重庆，在国立编译馆任职，负责整理古籍。虽身居后方，心却系前线，写下大量咏史怀古诗，借岳飞、文天祥等忠烈抒发爱国之情。1945年抗战胜利，他在《闻捷》中狂喜：“忽闻倭降泪如倾，四十余年国耻平。纵使体残心未老，还归江汉听涛声。”此时的他已62岁，拄着拐杖踏上返乡之路，重建寒溪学堂成为他最大的心愿。 #### 五、晚岁浮沉：新旧交替中的坚守与悲歌（1946—1966）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张肖鹄对时局再度失望。他在《感怀》中写道：“八年血火换升平，谁料刀兵又再起？书生无力回天地，唯有悲歌对月明。”这种“无力感”，正是他“泪尽空忧国”的真实写照。他拒绝参与任何党派活动，专注于修复寒溪学堂，收留战乱孤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张肖鹄已66岁。他对新政权抱有期待，主动将寒溪学堂捐给政府，改为公立华容小学，并担任名誉校长。他在开学典礼上致辞：“国家新生，教育当兴；愿诸生勤学，为新中国效力。”他还将自己珍藏的古籍、字画捐赠给湖北省图书馆，其中包括一批抗战时期的日记手稿，成为研究鄂东抗战的重要史料。 1950年代，张肖鹄虽年事已高，仍参与地方志编纂，撰写《华容乡史》《鄂东水利考》，为地方文化留存珍贵记录。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因曾与国民党人士有过交往，被划为“历史不清”，虽未受严重冲击，却被免去名誉校长职务，赋闲家中。晚年的他深居简出，常坐在“听涛轩”旧址前，对着长江叹息，时而背诵自己早年的诗句：“少怀壮志欲安邦，老卧江村鬓已霜。唯有忧时心未死，夜深犹听浪声狂。” 1966年夏，文革风暴席卷而来。红卫兵闯入其家，将他的诗集、手稿视为“四旧”焚毁。看着毕生心血化为灰烬，张肖鹄悲愤交加，一病不起。同年9月，这位历经三朝、忧国一生的老人在华容家中病逝，享年83岁。临终前，他对子孙说：“我生逢乱世，未能救国，唯留寸心……尔等当记，爱国不分新旧，做人要守良知。” #### 六、诗魂不灭：书生的精神遗产 张肖鹄的一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缩影：他兼具传统士人的“家国情怀”与新学熏陶的“民智意识”，在革命、教育、文学三条路上奔波，却始终被时代裹挟，未能实现“安邦救国”的理想。他的诗歌，如《听涛轩诗草》残存的百余首（大部分毁于文革），虽非字字珠玑，却以“诗史”般的质朴，记录了从清末到文革前的社会变迁，被文史专家称为“鄂东民间的《剑南诗稿》”。 他的教育实践，从江汉中学到寒溪学堂，跨越半个世纪，培养了数千名学生，其中不少人成为建设国家的骨干。正如他在《办学自勉》中所言：“不求学生显赫，但求他们记得：自己是中国人，要为中国做事。”这种“育人先育心”的理念，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书生泪尽空忧国”——这句后人对他的评价，并非否定其价值，而是道出了乱世中文人的宿命：他们以笔为刃，以心为炬，却往往在时代的巨轮下显得渺小。但正是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守，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底色。如今，在鄂州华容区，张肖鹄的故居“听涛轩”已被修复，其残存的诗稿被整理出版，这位“泪洒家国”的书生，终于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与山河同在”的心愿。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爱国，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伟业，而是在每一个时代，都坚守良知与责任，哪怕只能做“一灯如豆”，也要照亮脚下的土地。这，便是张肖鹄留给后世的最珍贵遗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