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纶[公元1887年－1974年，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 湖北鄂州市鄂城区人物 左宗纶，1887年生，湖北鄂城人。曾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 左宗纶：一位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世纪人生 左宗纶（1887—1974），字夏声，湖北鄂州市鄂城区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兼具学识与风骨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他历经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以教育、法律为业，始终坚守爱国立场，追求民主进步，在动荡的时代浪潮中留下了深刻的人生印记。 #### 一、荆楚少年：新旧学养的启蒙之路（1887—1905） 1887年，左宗纶出生于湖北鄂州（时称武昌县）一个书香门第。其父为当地塾师，崇尚经世致用之学，既传授儒家经典，也关注时局变迁。左宗纶自幼聪慧，5岁入私塾，通读“四书五经”，10岁便能作诗属文，展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 清末新政时期，西学东渐之风渐盛。1902年，15岁的左宗纶考入武昌新式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想。他尤对政法学科感兴趣，常与同学讨论“民权”“宪政”等新观念，逐渐萌发改造社会的理想。在校期间，他与宋教仁、田桐等革命志士有过交往，深受其反清思想影响，但因专注学业，未直接参与革命活动。 1905年，左宗纶以优异成绩毕业，获选赴日本留学。这一经历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为其日后的学术与社会活动奠定了基础。 #### 二、东瀛求法：宪政理想的奠基（1905—1911） 抵达日本后，左宗纶考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系统学习西方宪法、民法与行政法。当时的东京是中国留学生的聚集地，革命派与立宪派在此激烈论战。左宗纶虽倾向于君主立宪，主张通过温和改革实现社会进步，但对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亦深感不满。 留学期间，他与梁启超、杨度等立宪派人士有过交流，曾参与《法政杂志》的编撰，发表《论地方自治与宪政之关系》等文章，强调“法治为宪政之本，教育为法治之基”。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需兼顾制度变革与民众启蒙，反对激进的暴力革命。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左宗纶中断学业回国。面对动荡的时局，他选择以法律专长服务社会，拒绝了清政府的任职邀请，转而加入湖北军政府司法部，参与起草《中华民国鄂州约法》，成为湖北地区早期法治建设的参与者。 #### 三、教育与法治：民国初年的实践（1912—1937） 民国成立后，左宗纶秉持“教育救国”与“法治救国”理念，投身于教育与法律实务。1913年，他受聘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教授，主讲《民法学》《政治学》，是该校法科的创始人之一。他授课深入浅出，注重结合中国实际解读西方法理，培养了大批法律与教育人才。 1920年代，左宗纶历任湖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武汉特别市法院推事等职。在法政学校任内，他革新课程体系，增设《劳工法》《国际法》等科目，倡导“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吸引了李汉俊、恽代英等进步学者任教。作为法官，他以公正严明著称，曾顶住压力审理过涉及外国商人的经济纠纷，维护民族权益，有“铁面推事”之称。 北伐战争期间，左宗纶因拒绝加入国民党，辞去公职，专注于学术研究。他撰写《中国民法沿革考》《地方自治论》等著作，主张“以本土文化为根，融西方法理为用”，反对盲目照搬外国法律体系。这一时期，他虽未参与政治党派，却积极支持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为被捕学生奔走营救，展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 四、抗战岁月：坚守气节的爱国行（1937—1945）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武汉成为临时陪都。左宗纶毅然拒绝日军与汪伪政权的拉拢，以“无党无派之国民”身份参与抗日救亡活动。他与老舍、曹禺等文化界人士共同发起“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撰写《论法治与抗战》等文章，呼吁以法治凝聚民心，反对独裁。 1938年武汉沦陷后，左宗纶辗转至重庆，受聘为国立西南联大教授，主讲《中国法制史》。在艰苦的环境中，他坚持授课，同时整理古籍，试图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救国智慧。他常对学生说：“我辈书生，虽不能荷枪卫国，然以笔为戈，守道不移，亦是抗战。” 抗战后期，他参与发起“中国民主同盟”前身的“民主座谈会”，与张澜、沈钧儒等探讨战后建国方案，主张“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尽管与共产党人政见不尽相同，但他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与民主诉求表示认同，曾在《新华日报》发表《论民主政治的基础》，呼吁保障人民基本权利。 #### 五、转型时代：无党派人士的抉择（1945—1949） 抗战胜利后，左宗纶返回武汉，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面对内战阴云，他公开呼吁“和平建国”，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1946年，他作为无党派代表出席“旧政协”，在会上提出“制定临时宪法，保障人权，实行地方自治”等主张，遭到国民党右派攻击，但始终坚守立场。 1947年，国民党当局镇压民主运动，左宗纶因保护进步学生被列入“黑名单”，被迫避居上海。期间，他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任命，转而参与黄炎培、章乃器等发起的“民主建国会”活动，为促成国共和谈奔走。 1949年春，解放军逼近武汉，国民党特务企图胁迫其南下台湾，左宗纶以“生于斯，长于斯，当与故土共存”为由严词拒绝，并暗中协助中共地下党保护学校档案与物资，为武汉和平解放贡献了力量。 #### 六、晚岁耕耘：新政权下的坚守（1949—1974） 新中国成立后，左宗纶作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历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他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在1954年宪法起草过程中，提出“兼顾传统伦理与现代法治”的建议，主张在婚姻、继承等领域保留合理的传统习俗。 1950年代，他主持整理湖北地方文献，编纂《湖北文征》《鄂州史料集》，为地方文化传承倾注心血。尽管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一定冲击，被批判为“保守主义”，但他仍坚持认为“学术研究应独立于政治，实事求是”。 “文革”期间，左宗纶遭受迫害，著作被焚毁，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始终拒绝“揭发”他人。1972年，经周恩来总理过问，他得以恢复名誉，居家养病期间仍坚持撰写《八十自述》，回顾一生，强调“爱国不分党派，救国须赖实干”。 1974年，左宗纶在武汉逝世，享年87岁。临终前，他嘱咐家人将藏书捐赠给武汉大学图书馆，留言“愿吾辈所学，能为后世所用”。 #### 七、历史回响：学者与爱国者的双重印记 左宗纶的一生，始终游走于学术与社会之间，以“无党派”身份保持独立思考，却从未脱离时代洪流。他既深耕法律与教育，试图以学理推动社会进步；又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国理想，在不同历史时期坚守民主与法治的底线。 作为学者，他融合中西法理，强调“法治不能脱离国情”，其著作对中国近代法制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作为爱国者，他拒绝依附任何政治势力，始终以国家与人民利益为根本，展现出传统士大夫“以道自任”的风骨。 1980年，湖北省政府为左宗纶平反，追认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法学家、教育家”。如今，鄂州家乡建有“夏声纪念馆”，其手稿与藏书被列为文物，成为后人缅怀这位“无党无派却有节”的世纪老人的见证。 左宗纶的人生轨迹，恰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变局中追求真理与家国情怀的缩影——他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一生的坚守，诠释了“爱国”与“民主”的真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