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稻孙[公元1887年－1966年，北京大学校长（1940年3月—1945年10月）] 浙江湖州吴兴区人物。钱玄同（1887年9月12日—1939年1月17日），原名钱夏，字德潜，又号疑古、逸谷，常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五四运动前夕改名玄同。汉族，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字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 。 钱稻孙：在时代漩涡中的复杂人生 在20世纪上半叶风云变幻的中国，钱稻孙以其独特而充满争议的人生轨迹，在教育、学术与翻译领域留下了深刻印记。1887年，钱稻孙出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的一个书香世家，家庭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时代的风云际会，共同塑造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优渥家境下的早期启蒙 钱稻孙的家族堪称人才辈出。祖父钱振常，是清代同治举人，曾任礼部主事，后执掌绍兴龙山书院，治学严谨，桃李满园。祖父钱振伦更是在文学研究上造诣非凡，其对六朝诗人鲍照诗作以及唐朝诗人李商隐骈文的注释，在学界颇具影响力。父亲钱恂，作为清末著名外交家，曾穿梭于日、英、法、德、俄、荷等国的外交舞台，担任使馆参赞与公使等要职，著有《史目表》等书。不仅如此，钱恂还曾任清朝政府派往日本的留日学生监督，对中国近代留学事业贡献卓著。而钱稻孙的母亲单士厘，更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冲破封建闺阁的束缚，成为中国最早走向世界的知识女性之一，著有《癸卯旅行记》《归潜记》《清闺秀艺文略》等。单士厘不仅是中国第一个撰写出国游记的女性，率先使用公历，更是将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还最早将欧洲神话引入中国，在文化传播方面功绩斐然。叔父钱玄同，身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在新文化运动中积极倡导文字改革，对中国现代语言学发展影响深远。 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中成长，钱稻孙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为他日后在学术道路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9岁时，钱稻孙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随父亲前往日本。在日本，他先后于成城学校、庆应义塾中学和高等师范完成学业。日本明治维新后在教育、文化等领域的蓬勃发展，让钱稻孙深受触动，也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先进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在日本求学期间，他不仅熟练掌握了日语，还对日本的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产生了浓厚兴趣，为日后在日本文化研究与翻译领域的成就埋下了种子。 完成中学学业后，钱稻孙的足迹又跟随担任公使的父亲延伸至比利时与意大利。在比利时，他沉浸于法语的学习中，感受着法语的优雅与魅力，掌握了这门浪漫语言的精髓。到了意大利，他进入罗马的意大利国立大学继续深造，系统学习专业知识，拓宽了学术视野。在意大利期间，他还利用课余时间自修美术，漫步在意大利的街头巷尾，欣赏着文艺复兴时期留下的众多艺术瑰宝，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大师的作品，这些艺术珍品激发了他对美术的热爱与感悟，使他在美术领域也积累了深厚的素养。这段欧洲求学经历，让钱稻孙接触到了多元的文化，进一步丰富了他的知识储备和思维方式。 学术生涯的多元探索 1910年，钱稻孙学成归国，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夜，各种新思潮涌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钱稻孙进入教育部工作，凭借自身扎实的学识和能力，于1915年晋升为视学（督学）。在教育部任职期间，他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的规划与推动工作，为当时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建言献策。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同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和许寿裳，三人因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共同追求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而结下了深厚友谊。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探讨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共同为推动新文化运动贡献力量。 工作之余，钱稻孙并未停止对知识的追求。他深知医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于是在工作之余进入大学攻读医学专业，系统学习医学知识。同时，他还自学德语，不断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为日后阅读和翻译德国的医学文献以及其他学术著作打下基础。这种对知识的广泛涉猎和不懈追求，体现了钱稻孙对自身素养提升的高度重视，也为他日后在多个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921年，钱稻孙在学术翻译领域崭露头角。他发表了译作《神曲一脔》，这一译作采用文言楚辞体裁，从意大利语原文译出《神曲》地狱篇的前5章。他以独特的文学视角和深厚的语言功底，将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以中国传统文学形式呈现出来，译文读来韵味十足。在翻译过程中，他还针对读者的需求，对作品中的许多文化背景知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如数家珍般地讲述关于意大利和西方文化的点点滴滴，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欧洲中古文学的窗户，成为汉译欧洲中古文学中的一支奇葩。此译作一经发表，便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赞誉，也确立了他在翻译领域的地位。 此后，钱稻孙在学术与教育领域继续深耕。他先后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日籍教授课堂翻译，在日籍教授回国后，他凭借自己扎实的医学知识，亲自讲授“人体解剖学”课程，为学生们传授专业知识。同时，他还在国立北京大学担任讲师、教授，并兼任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一职。在北大任教期间，他以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教学方法深受学生喜爱，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在图书馆工作中，他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致力于图书馆的建设与管理，积极推动图书馆藏书的丰富与整理工作，为师生们提供了更好的学术资源。 1927年，钱稻孙来到北京清华大学，开始教授日本语等课程。1931年，他升任该校正教授，并兼任图书馆馆长。在清华大学的这段时间里，他在教学上精益求精，注重培养学生对日本文化的深入理解和研究能力。他的课堂生动有趣，不仅传授语言知识，还会深入讲解日本的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内容，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了解日本文化。在图书馆管理方面，他深知图书资源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于是从学者的角度出发，不遗余力地为图书馆搜求各类珍贵资源。他积极与国内外的图书馆、学术机构建立联系，通过交换、购买等方式，为清华大学图书馆增添了大量有价值的书籍和文献，极大地丰富了图书馆的馆藏，为学校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 沦陷时期的艰难抉择与争议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今北京）很快沦陷。在这国家危亡之际，钱稻孙面临着艰难的人生抉择。受国立清华大学委托，他留京保管学校资产，本期望能在战乱中为学校保留一丝希望。然而，随着局势的恶化，他逐渐陷入了日伪政权的漩涡之中。 北平沦陷后，钱稻孙先后担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兼农学院院长（1942年至1943年7月）等职。在伪北大任职期间，他参与了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工作。一方面，他试图在艰难的环境中维持学校的运转，为学生提供一定的教育机会。他积极组织教师开展教学活动，努力保障教学秩序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他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日伪政权的文化宣传活动中。他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这些大会上，他的发言和行为被视为对日本侵略者的迎合与支持。例如，在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他发表意见称东亚文明精神中，中日印鼎足而立，应基于义的根基，促进东亚文化团结并推广至全世界。然而，这些所谓的“文化交流”活动，实际上是日本侵略者为了美化侵略、进行文化殖民而举办的，钱稻孙的参与无疑损害了他的声誉，也让他陷入了巨大的争议之中。 此外，钱稻孙还被聘请为华北作家协会小说方面的主审委员，该协会虽号称民间团体，但实际上是日伪政权的文化控制机构。这一行为也被视为他与日伪政权合作的重要证据。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许多爱国人士和学者坚决抵制日伪政权的拉拢，保持着民族气节。而钱稻孙的这些行为，让他成为众矢之的，被指责为汉奸。 抗战胜利后，1946年11月2日，钱稻孙被冀高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6年。判决书指出他自幼受日本教育培养，养成亲日思想，在北平沦陷后出任伪职，实施奴化教育行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至此，钱稻孙在沦陷时期的附逆行为得到了法律的制裁，他的人生也因此蒙上了沉重的阴影。 晚年的沉寂与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稻孙的人生轨迹再次发生转变。他被分配到齐鲁大学教授医学，凭借早年所学的医学知识，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挥作用。之后，他又调到卫生部出版社担任编辑工作，为医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贡献自己的力量。1956年退休后，他凭借深厚的翻译功底，被聘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特约翻译，重新回归到自己热爱的翻译事业中。 晚年的钱稻孙，在经历了人生的起伏后，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日本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试图通过翻译工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新的贡献。他曾毕生致力于完成日本平安时代名著《源氏物语》的翻译工作，虽然最终未能全部完成，但他译出的前几回在刊物发表后，凭借其精准的理解和优美的文字，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他继续翻译《源氏物语》，后因种种原因，社方改请丰子恺译出全部内容，但仍请钱稻孙和周作人在责任编辑文洁若的协助下校订译稿。这一过程中，钱稻孙以严谨的态度对待译稿，为确保译文的质量付出了努力。 此外，20世纪50年代，他还在《译文》杂志（《世界文学》的前身）上发表了《万叶集选》的翻译作品，并附有对这部日本名著的详细介绍，使中国读者对日本古代文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对《万叶集》的研究倾注了数十年的心血，译稿全部采用文言，在翻译过程中字斟句酌，写字也一丝不苟，连日本专家都对他的研究成果相当佩服。他还翻译了日本民族音乐学家林谦三的《东亚乐器考》等专业著作，将日本在音乐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引入中国，为中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1966年，钱稻孙走完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享年79岁。他的一生，在学术、教育与翻译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语言、文学、音乐、戏剧、美术、医学等多个方面都有精深的造诣，精通日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等多种语言，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过积极贡献。然而，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附逆行为，却成为他人生中无法抹去的污点，也引发了后人对他复杂人生的不断思考与探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