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作栋[公元1911年－1939年，抗日英烈] 浙江湖州市吴兴区人物 王作栋：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抗日英烈 王作栋，1911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北早现乡小客村一个普通农户家庭。父母皆是勤劳善良之人，一家人虽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却也温馨和睦，尽享天伦之乐。小山河降临后，父母将满腔的爱倾注在他身上，视其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贝。 然而，命运无常，灾祸突如其来。1914年，年仅三岁的王山河遭遇了人生中最为沉重的打击。这一年，他的父亲突然身患重病，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病魔迅速夺走了父亲的生命。而母亲因身体极度虚弱，又难以承受丧夫之痛，竟在同一天追随丈夫而去。如此巨大的变故，瞬间让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年幼的王山河成为了孤儿。 这一悲惨事件，很快在方圆百里传开，人们在感叹命运无常的同时，也纷纷为小山河的未来担忧。然而，淳朴善良的乡亲们没有坐视不管。同村的农民祁老花心怀悲悯，将小山河领回了家，视如己出，给予他温暖和关怀。而王作栋的姑姑一家，也积极参与到抚养小山河的行列中。在义父和姑姑的悉心照料下，小山河渐渐长大。 幼年的苦难经历，让王作栋早早地品尝到了生活的艰辛，也塑造了他勤劳朴实、自立自强的性格。他深知自己能在艰难中生存，离不开乡亲们的帮助，因此，他心怀感恩，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身边的人。东家挑水、西家劈柴，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要能帮上忙，他总是毫不犹豫。乡亲们对这个懂事的孩子赞不绝口，都说他是个懂得报恩的好孩子。王作栋常说：“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那些帮助过我的人，都是我的亲人，我一定要报答他们。”这份感恩之心，成为了他日后投身革命的重要动力之一。 1925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充满变革与动荡的年份。这一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这场反帝爱国运动迅速席卷全国，掀起了中国大革命的高潮。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下，王山河考入了正定县吴兴高小。 进入学校后，王作栋如同一块海绵，尽情地吸收着新知识、新思想。他接触到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这些刊物犹如黑暗中的明灯，为他照亮了前行的道路。《新青年》杂志由陈独秀于1915年创刊，最初名为《青年杂志》，1916年改名《新青年》。它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倡导科学、民主，反对封建礼教，对中国青年的思想启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一度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传播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向导》周报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由蔡和森担任第一任主编。这份报纸集中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发行量最多时近10万份，深受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喜爱，被誉为黑夜中的“一线曙光”，引领着无数苦难同胞走向光明。 在这些进步刊物的影响下，王作栋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他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认识到只有推翻黑暗的旧社会，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摆脱苦难。他立志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此，他将自己的名字从“王山河”改为“王作栋”，寓意着要为国家和民族撑起一片天空。 1925年11月，对于王作栋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在这一年，经丁节文（正定县第一位中共党员）、于华峰（正定县吴兴高小校长）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吴兴高小党支部宣传委员。从此，王作栋正式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开始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奋斗。 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学生运动蓬勃发展，逐渐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一股重要力量。学生们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始终站在最前列，冲锋陷阵，英勇无畏。五卅运动以后，全国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更是与工农群众紧密结合，形成了强大的联合战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学生运动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开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宣告破裂。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陈独秀却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国民党反动派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在吴兴高小，校长于华峰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蜕变。他独断专行，脱离党的领导，甚至变节投靠了国民党。他的行为引起了学校师生的强烈不满，也严重影响了学校党组织的正常活动。 为了维护党的纯洁性和革命事业的顺利进行，吴兴高小的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决定驱逐于华峰，更换校长。此时，王作栋虽身为共产党员，活动受到反动派的严密监视，但他毫不畏惧，毅然投身到这场斗争中。 王作栋秘密组织学生开展罢课活动，他带领学生们张贴标语、布告，揭露于华峰的种种罪行。同时，他还组织学生进行演讲，向全校师生和社会各界痛斥于华峰的变节行为。为了争取更广泛的支持，王作栋还向全县教育界发出宣言，号召广大教职员工团结起来，共同声援这场斗争。 在王作栋的积极组织和领导下，全校师生团结一致，与于华峰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这场斗争得到了全县广大教职员工的大力支持，他们纷纷响应号召，加入到声援的行列中来。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于华峰最终被赶下了台，这场学生运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学运胜利后，中共正定地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及时指示学校党支部：凡是领导斗争的学生，要迅速离校，以避免反动派的迫害。王作栋遵照上级指示，离开了学校，回到了小客村。 1927年7月，为了便于领导革命工作，上级党组织以滹沱河为界，将正定划为南北两个部委，并任命王作栋为北部部委书记。王作栋深感责任重大，他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工作中，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 1927年冬，王作栋在小客村积极开展工作，成功组建了农村第一批党支部，并担任首任支部书记。此后，他经常奔波于北部一带村庄，深入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帮助组建党团组织，发展党团员。在他的努力下，正定北部地区的党团组织力量迅速壮大，为革命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在那个艰难的时期，正定县党组织还处于创建阶段，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组织活动经费严重缺乏，成为了制约党组织发展的一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王作栋心急如焚。他深知，没有经费，党组织的许多工作将无法正常开展，革命事业也将受到严重影响。 经过深思熟虑，王作栋毅然决定卖掉家里仅有的二亩沙地，将所得的钱作为活动经费。他的这一决定，遭到了家人的反对。毕竟，这二亩沙地是家里的重要财产，卖掉它意味着生活将更加艰难。但王作栋耐心地向家人解释，他说：“没有国，哪有家？现在革命事业需要经费，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小家，而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大义。”在他的劝说下，家人最终理解并支持了他的决定。 王作栋卖地筹款的举动，不仅解决了党组织当时面临的燃眉之急，更为党团组织在这个地区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这种无私奉献精神，深深地感染了身边的同志，激励着他们更加坚定地投身到革命事业中。 这年冬天，王作栋被调往共青团正定县委任学运委员。在新的岗位上，他继续发挥自己的领导才能，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农民协会、小学教师联合会反对劣绅杨银堂、怒打贪官安当世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王作栋始终站在最前线，带领群众与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抗争，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努力奋斗。 1928年初，奉时任地委书记尹玉峰的指示，王作栋通过奉军团长陈林的关系，潜入奉军内部，担任驻正定驻军副官。他的任务是在奉军建立党的地下组织，为党争取一支武装力量。 尹玉峰是正定县周通村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中共正定特支书记、干事会书记。他为正定地区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1925年初，他组织正定各界人民成立“正定县国民会议促进会”，有力地推动了“国民会议”的召开。“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积极发动全县工、农、商、学各界组成“正定各界沪案后援会”和“雪耻会”，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1926年，尹玉峰调任中共正定地委书记，1927年继任中共正定中心县委书记。同年6月，在白色恐怖笼罩正定时，他亲自领导了正定县农民反“预征钱粮”和“讨赤捐”的斗争。他率领万余名群众冲进县衙，与伪县长进行说理斗争，最终迫使伪县长立下废除“讨赤捐”和换证钱粮的字据。1928年3月，尹玉峰因病逝世，他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一直激励着王作栋等革命同志继续前行。 王作栋在奉军内部工作期间，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小心翼翼地开展工作。他积极与奉军士兵接触，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和生活需求，寻找发展党员的机会。然而，由于奉军内部环境复杂，反动势力警惕性高，王作栋的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风险。 一个多月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王作栋被调往陈家湾（党的秘密办公地点）继续从事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任务发生了变化，但他对革命事业的热情和坚定信念始终未曾改变。 1929年，经人介绍，18岁的王作栋与正定西叩村的马小俊结为夫妻。婚后，夫妻二人相互扶持，感情深厚。马小俊虽为普通农村妇女，但她深明大义，全力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她独自承担起家庭的重担，默默忍受着生活的艰辛，为王作栋能够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工作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然而，蒋介石却奉行不抵抗政策，对日本的侵略妥协退让，导致大片国土沦陷。与此同时，共产党内“左倾”错误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推行冒险主义方针，使得白区地下工作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形势异常严峻。 在这一关键时刻，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党组织，王作栋根据党的指示，毅然决定考取南京无线电兵团学校。他深知，在这样的白色恐怖时期，深入敌人内部开展工作，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但他毫不退缩，决心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在学校里，王作栋秘密组织了地下党支部，积极开展活动，试图与南京的地下党取得联系，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然而，他的行动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怀疑。1935年冬，王作栋在与北方党通信联系工作时，被国民党密探发觉。学校当局随即以清党为名，将他扣押。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王作栋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高尚品质。敌人妄图通过酷刑迫使他交代党组织的秘密，但他咬紧牙关，始终守口如瓶。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绝不向敌人屈服，绝不能让党组织受到任何损失。 在被关押的6个多月里，王作栋遭受了非人的折磨，身体伤痕累累，但他的意志却如钢铁般坚定。由于敌人始终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再加上党组织的积极营救，学校当局最终只能以违反校规为由，宣布开除王作栋的学籍。在一个深夜，遍体鳞伤的王作栋被敌人抛到了南京的荒郊野外。 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王作栋，面临着极度艰难的处境。他又饥又饿，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然而，他心中的革命信念却丝毫没有动摇。他想起了革命先烈夏明翰的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些诗句如同黑暗中的明灯，给予他力量和勇气。他坚信，只要自己还活着，就一定要回到家乡，找到组织，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 于是，王作栋拖着虚弱的身体，沿着陇海铁路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返乡之路。一路上，他风餐露宿，靠乞讨为生。有时，他会遭遇恶劣的天气，被雨水淋得浑身湿透；有时，他会遭到路人的白眼和驱赶，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在坚强的革命信念支撑下，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据王作栋的义弟祁志霖（祁老花之子）回忆，当时的王作栋衣衫褴褛，形容憔悴，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家人几乎都认不出他了。看到王作栋遭受如此磨难，家人心疼不已，但王作栋却乐观地安慰他们，说自己所受的苦都是为了革命事业，一切都是值得的。 回到家乡的王作栋，还未来得及调养好身体，便迫不及待地重新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由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员的迫害十分残酷，斗争环境异常严酷，王作栋很少有时间回家。即使偶尔回去探望妻儿，也只能选择在深夜悄悄回去，停留片刻后，又不得不匆匆离开，继续投身到革命工作中。 他的长子王香文回忆说，在他幼年时，对父亲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因为父亲总是很少回家，家里经常只有母亲一个人操持。只是三天两头会有人来家里搜查父亲，这才让他知道自己有个父亲在外面从事革命工作。尽管如此，王香文并没有责怪父亲，相反，他为有这样一位英勇的父亲而感到骄傲。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王作栋的妻子马小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她对丈夫从事的革命事业并不完全理解，毕竟这意味着家庭将面临更多的风险和困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丈夫的不断灌输和影响下，她逐渐认识到革命事业的伟大意义，对丈夫的工作充满了憧憬和支持。她开始积极参与到革命活动中，为党组织传递情报、照顾受伤的同志，成为了一名革命的积极分子。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在这关键时刻，王作栋毅然加入了国民党爱国将领范子侠的部队。他深知，在民族危亡之际，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在范子侠的部队里，王作栋积极发挥自己的才能，为改造该部队作出了大量工作。他组建了政治处，并建立了地下党支部，通过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了部队官兵的爱国意识和抗日热情。在他的努力下，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了显著提升，成为了一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力量。 1938年7月，王作栋参加了攻打长寿车站和藁城龙宫包围战。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英勇无畏，带领部队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拼杀。他的指挥才能和勇敢精神，赢得了战友们的尊敬和赞誉。在全体将士的共同努力下，这两场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939年9月，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力量，王作栋受范子侠派遣，前往石家庄作伪军反正工作。他深知这项任务的艰巨性和危险性，但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他坚信，只要能够争取到伪军的支持，就能够为抗日事业增添一份重要的力量。 王作栋第一次前往石家庄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功说服伪军反正。但他并没有气馁，而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准备再次前往。10月，他第二次前往石家庄。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叛徒告密，他被敌人逮捕。 在狱中，王作栋遭受了敌人的残酷折磨。敌人用尽各种酷刑，试图迫使他交代抗日部队的情报和行动计划，但他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他用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坚守着党的秘密，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 同年12月底，敌人见从王作栋口中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恼羞成怒，决定将他杀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王作栋依然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从容赴死，年仅28岁。 王作栋虽然牺牲了，但他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却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他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用鲜血谱写了一曲壮丽的赞歌。2015年8月24日，王作栋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他的名字将永远被后人铭记和敬仰。他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