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新之[公元1885年－1958年，复旦大学校长（1936. 8～1940. 5）] 浙江湖州吴兴区人物 钱新之（1885-1958），名永铭，字新之，以字行，晚号北监老人。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生于上海。民国时期江浙财阀的代表人物之一。北洋大学毕业，日本神户商科大学毕业，商学士，法学博士，复旦大学名誉博士。 曾任财政部次长，浙江省财政厅厅长，交通银行董事长 ，复旦大学校董、代理校长。 钱新之：在时代浪潮中的多面人生 在民国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钱新之以其独特的身姿穿梭于金融、政治、教育等多个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885 年，钱新之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名永铭，字新之，晚号北监老人。他的一生，交织着荣耀与争议，在时代的洪流中起起落落，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进程。 求学之路：奠定金融根基 钱新之早年在育才学堂开启了他的求学旅程，之后进入南洋中学进一步深造，在知识的滋养下逐渐成长。1902 年，他踏入天津北洋大学，专注于财政经济学的学习。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技术如潮水般涌入，钱新之敏锐地察觉到财经领域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在北洋大学刻苦钻研，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03 年，凭借优异的成绩，钱新之获得官费留学的宝贵机会，东渡日本进入神户高等商业学校，专攻银行学。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不仅系统学习了西方先进的金融理论和银行管理知识，还亲身感受到日本明治维新后在经济、金融等领域的飞速发展与变革。日本金融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和高效运营模式，给钱新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进一步拓宽了他的视野，为他未来在金融领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09 年，学有所成的钱新之回到国内，随即在南京高等商业学校任教。在教学过程中，他将自己在国外所学的先进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培养了大批金融专门人才，为中国近代金融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的教学风格严谨而不失生动，深受学生喜爱，其在教育领域初露锋芒，也展现出他对金融知识传承的重视。 金融领域的纵横捭阖 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钱新之投身于上海都督府财政部，积极参与到新政权的财经事务中。民国初年，唐绍仪担任国务总理，钱新之的才华得到了唐绍仪的赏识与倚重。当时，中国金融、商业领域正处于制度建设的关键时期，钱新之凭借其深厚的专业知识，参与制定了许多开创性的重要法规，这些法规为中国近代金融和商业的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彰显了钱新之在财经领域的卓越才能。 1912 年，钱新之被派往北京，参与接收农工商部，并担任会计课长一职。之后，他回到上海，与友人共同组织成立了中华捷运公司，出任经理。在经营公司的过程中，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商业头脑和管理能力，积极拓展业务，提升公司的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使中华捷运公司在当时的交通运输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1916 年，钱新之迎来了他在金融领域的重要转折点，开始出任交通银行北京总行秘书。1917 年，他调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并于 1919 年晋升为经理。在交通银行任职期间，他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他积极推动银行的业务创新，拓展金融服务领域，加强与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合作与交流，使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在业务规模和影响力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提升。1920 年，年仅 35 岁的钱新之因其在金融界的杰出表现，被推选为上海银行公会会长。在这一职位上，他积极协调各银行之间的关系，推动行业自律，促进了上海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成为上海金融界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 1922 年 6 月，钱新之担任交通银行总行协理。当时的交通银行面临着诸多困境，如业务混乱、资金短缺、不良贷款堆积等。钱新之上任后，立即着手进行全面整顿。他果断决定婉拒军政借款，避免银行陷入因政治因素导致的财务风险中。同时，他大力紧缩机构，优化人员配置，削减不必要的开支，提高运营效率。在他的努力下，交通银行的业务逐渐走上正轨，财务状况得到明显改善，1923 年实现了反亏为盈，为交通银行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25 年 5 月，钱新之离开交通银行，转任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储蓄会副主任及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在新的岗位上，他积极推动四行之间的合作与协同发展，通过建立联合准备库，加强资金的集中管理和调配，提高了四行的资金安全性和运营效率，进一步巩固了他在金融界的地位。 涉足政治：复杂的政治生涯 1927 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背叛革命。江浙财团在上海成立 “商业联合会”，钱新之担任常务委员。此时的钱新之，出于对政治局势的判断和自身利益的考量，积极为蒋介石筹措经费，为其反革命行动提供经济支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钱新之因在蒋介石 “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中提供资金支持而受到重用，被任命为国民党财政部次长，主持全面工作。在这一职位上，他积极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政策，如增加税收、发行公债等，为巩固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提供了财政保障。 随后，钱新之的政治生涯继续拓展，他历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中央银行理事、交通银行常务董事等职务。在担任浙江省财政厅长期间，他致力于整顿浙江的财政秩序，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加强财政管理等措施，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为浙江省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在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的任职经历，使他在金融与政治之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进一步巩固了他在财经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1931 年至 1932 年，钱新之被任命为驻法国公使，开始涉足外交领域。在法国期间，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努力促进中法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为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做出了一定的努力。1934 年，钱新之出任上海地方维持会副会长，后该会改称上海地方协会，他继续担任副会长一职。在此期间，他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的管理和协调，致力于推动上海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为上海在特殊时期的稳定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 年，钱新之赴日本考察经济，进行所谓的 “睦交、通商” 活动。然而，在日本侵华野心日益膨胀的背景下，他的这一行为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日本的侵略意图。 西安事变爆发后，钱新之与杜月笙等急电张学良，“愿赴陕以身为质”，试图营救蒋介石。这一行为进一步凸显了他与蒋介石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他在国民党政治集团中的重要地位。抗日战争爆发后，钱新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他组织成立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动员上海各界力量为抗战提供物资和资金支持，展现出了一定的爱国情怀。上海沦陷后，他前往香港，在香港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和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积极开展难民救济和抗日物资筹集工作，为抗战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1938 年，钱新之被国民政府聘为参政员，并接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兼总理职。在抗战的艰难时期，他带领交通银行克服重重困难，为保障国家的金融稳定和支持抗战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 年 3 月，他与杜月笙在重庆设立中华实业信托公司，任常务董事，试图通过发展实业来支持抗战和推动国家经济建设。 教育贡献：助力复旦发展 钱新之在教育领域同样有着重要贡献，尤其是与复旦大学结下了深厚的渊源。1936 年 8 月至 1940 年 5 月，他担任复旦大学校董、代理校长。当时的复旦大学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经费短缺、师资队伍建设不足、教学设施落后等。钱新之任职期间，充分发挥自己在金融界和政界的人脉资源，积极为复旦大学筹措经费。他四处奔走，向政府部门、企业界和社会各界人士寻求支持，为学校的发展争取到了宝贵的资金。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他积极延揽优秀人才，邀请了许多知名学者和专家到复旦大学任教，提升了学校的教学水平和学术声誉。他还关注学校的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推动复旦大学在学科设置、课程体系等方面进行优化和创新，使复旦大学在艰难的环境中得以持续发展，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除了在复旦大学的贡献外，钱新之还长期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董事会主席。他深知职业教育对于培养实用型人才、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积极推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各项工作。他为职业教育的发展筹集资金，改善办学条件，制定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培养了大量适应社会需求的技术人才，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的抉择与结局 抗日战争胜利后，钱新之回到上海，再次成为金融界的焦点人物。他积极参与交通银行的战后恢复工作，致力于恢复沿江沿海及内陆各大城市的交行分支机构，推动交通银行的业务复苏和发展。同时，他还兼任金城银行董事长等职务，在金融界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1947 年，钱新之成为国民党政府国大代表，并被任命为美金公债劝募委员会主任委员。然而，在劝募公债的过程中，他遭遇了诸多困难和阻力。由于当时国内经济形势严峻，民众购买力有限，再加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不得人心，公债劝募工作进展并不顺利。钱新之虽采取了多种手段，如强令四行二局职员认购、要求企业申请贷款时搭配债券等，但最终只售出公债总额的六分之一，未能完成预期目标。 1948 年，钱新之与杜月笙筹组复兴航业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复兴航业公司的成立，旨在恢复和发展中国的航运业，然而在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和恶劣的经济形势下，公司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钱新之未能认清历史发展的趋势，依然选择追随国民党。他追随杜月笙组织 “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妄图迎接美军进驻上海，实现上海 “国际化”，这一行为严重违背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遭到了人民的唾弃。 1949 年上海解放前夕，钱新之前往香港，后定居台湾。新中国成立后，经整顿的交通银行董事会中，仍然保留了他的董事席位，希望他能回归大陆，但他最终选择了留在台湾。1958 年 6 月 19 日，钱新之在台湾因病逝世，终年 74 岁。钱新之的一生，在金融、政治、教育等领域都有着丰富的经历和复杂的表现。他在金融领域的成就有目共睹，为中国近代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在教育领域，他对复旦大学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支持与推动，培养了大量人才，推动了教育事业的进步。然而，他在政治上与蒋介石政权的紧密绑定，以及在一些关键历史时期的错误抉择，使其人生蒙上了争议的阴影。他的一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也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思考与启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