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森[公元1881年－1930年，辛亥革命志士] 湖北恩施州建始县人物 吕大森，字槐庭，号怀天，土家族，湖北建始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1897年考中秀才，同年入湖北武备学堂，后倾向革命，与宋教仁、胡瑛等人在湖北武昌创建科学补习所，策划响应华兴会组织的长沙起义，起义失败后在施南成立天锡会，后又返回建始组织起义，失败后逃到宣恩；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策动施南管带反正；1913年参加讨袁，被捕入狱，袁世凯病死后方获释，后长期居住在乡，1927年去安庆养病；1930年到杭州投靠张难先，由于受到冷落，激愤之余欲自尽，后染病，1930年11月在杭州病逝，安葬于西湖宝俶塔。 吕大森（1881—1930），字槐庭，湖北恩施州建始县人，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史上著名的辛亥革命志士。他早年投身反清革命，参与发起多个革命团体，在武昌起义前后积极奔走，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作出了重要贡献。其生平跨越清末民初的动荡年代，充满了革命理想与实践的交织，以下从多维度详述其一生轨迹。 一、早年求学与革命思想萌芽（1881—1903） 故乡启蒙与少年壮志 吕大森于1881年出生在湖北建始县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其父吕朝翼为当地廪生，以教读为业，家中藏书颇丰，吕大森自幼便在父亲指导下研读经史子集。但他生性豪放，不拘泥于传统儒学，尤其对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等“经世致用”的思想产生浓厚兴趣，常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勉。 建始地处鄂西山区，清末时民生凋敝，官府苛捐杂税繁重，民间反清情绪暗流涌动。吕大森幼年时常听闻乡中老人讲述太平天国运动的故事，对农民起义反抗压迫的精神印象深刻。1894年甲午战争战败后，《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至家乡，13岁的吕大森痛感“国将不国”，曾对同学慨言：“吾辈岂能坐视神州陆沉？”这种家国意识的觉醒，为其日后投身革命埋下伏笔。 武昌求学与新知洗礼 1899年，18岁的吕大森告别家乡，赴武昌求学，考入湖北武备学堂。这所学校是张之洞推行“新政”时创办的军事学堂，汇聚了一批思想激进的青年学生。在这里，他系统学习西方军事理论，同时接触到《天演论》《革命军》等进步书籍，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等早期革命志士。 在武备学堂期间，吕大森目睹清廷的腐朽与列强的侵略，革命思想日益坚定。他与同学朱和中、胡瑛等人秘密组织“乐群印刷社”，翻印《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读物，暗中传播反清思想。1902年，他参与发起“湖北学生界”组织，成为武昌地区学生运动的骨干，其言行已显露出鲜明的反清倾向。 二、发起科学补习所与早期革命实践（1904—1905） 科学补习所的创建与使命 1904年，吕大森与黄兴、刘静庵、宋教仁等革命志士在武昌秘密集会，决定成立一个以“革命排满”为宗旨的团体。因当时清廷对革命活动镇压严厉，他们以“研究科学”为掩护，取名“科学补习所”，吕大森被推举为所长。 科学补习所表面上招收学生补习数理化知识，实则是革命党人的联络机关。吕大森亲自制定章程，明确规定“以革命排满为密约”，并在武汉各学堂、新军营地发展会员，短短数月便吸纳了100余人，其中包括后来武昌起义的核心人物孙武、张难先等。他还与湖南华兴会建立联系，约定1904年1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寿辰）同时在两湖举事，由科学补习所负责武昌方面的起义筹备。 起义计划败露与流亡生涯 1904年10月，华兴会在长沙的起义计划因叛徒告密败露，清廷顺藤摸瓜，察觉武昌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的关联，立即下令查封补习所。当时吕大森正在仙桃镇筹备起义物资，得知消息后连夜销毁革命文件，安排会员疏散，自己则乔装成商人，沿长江而下逃往上海。 在上海，吕大森与黄兴、宋教仁等会合，继续策划革命活动。但清廷追捕甚急，他被迫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领袖，参与留学生中的反清集会，撰写《革命党宣言》等文章，痛斥清廷卖国行径，呼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文风犀利，情感激昂，在留学生中产生广泛影响。 三、萍浏醴起义与国内革命活动（1906—1911） 参与萍浏醴起义的筹备 1906年，国内革命形势高涨，吕大森受孙中山委托，从日本潜回国内，赴湖南、江西等地联络会党，筹备武装起义。他以“汉流”（天地会分支）成员身份深入萍乡、浏阳、醴陵一带，与当地会党首领龚春台、蔡绍南等建立联系，共同制定起义计划。 起义前夕，吕大森负责起草《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文中首次提出“建立共和民国”“平均地权”等纲领，比同盟会纲领更具体地反映了农民的土地诉求。1906年12月，萍浏醴起义爆发，这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起义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震动清廷。吕大森在醴陵前线协助指挥作战，但因起义军缺乏统一指挥、装备落后，最终被清军镇压。他在突围中负伤，辗转逃往上海，再次避居租界。 蛰伏与秘密联络 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清廷对革命党人的镇压更加残酷，吕大森被迫转入地下活动。1907年至1910年间，他先后在武汉、上海、南京等地以教书、行医为掩护，秘密联络分散的革命力量，重建革命网络。他利用自己在湖北学界、军界的旧关系，策反新军士兵，发展会员加入同盟会，为武昌起义的爆发积蓄力量。 在此期间，他还致力于调和革命党内部矛盾。1910年，同盟会内部因路线分歧产生分裂，吕大森以“革命大局为重”，奔走于章太炎、宋教仁等派系之间，呼吁团结对敌。他在《民立报》发表《论革命党团结》一文，指出“内讧者，革命之敌也”，其主张得到多数革命党人认同。 四、武昌起义与民国初年的政治实践（1911—1913） 亲历武昌起义与稳定鄂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吕大森正在武汉，立即投身革命。他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布告》，协助黎元洪稳定军心，并主动请缨回鄂西策应起义。当时恩施、建始一带仍由清军控制，他率数十名革命志士潜回建始，联络当地会党和士绅，于10月28日发动“建始起义”，攻占县城，宣布脱离清廷独立，成立“建始县临时军政府”，自任司令。 此后，他率起义军驰援恩施，与清军在龙凤坝展开激战，击溃清军主力，使鄂西地区迅速光复。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后，吕大森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鄂西宣抚使，负责安抚地方、整顿吏治。他在任期间减免苛税，惩治贪官，深得鄂西百姓拥护，被称为“吕青天”。 反对袁世凯与“二次革命” 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开始破坏共和制度。吕大森敏锐察觉到袁世凯的野心，在湖北议会发表演说，痛斥“袁氏假共和、真专制”，呼吁“保卫革命成果”。1913年，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二次革命”爆发，吕大森积极响应，在武汉组织反袁武装，任湖北讨袁军副总司令。 但“二次革命”因准备不足、各省响应不一而迅速失败，袁世凯下令通缉吕大森。他被迫再次流亡，先避居上海租界，后经香港转赴日本。在日本期间，他加入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参与《民国》杂志的编辑工作，继续撰文抨击袁世凯的独裁统治。 五、晚年坚守与革命理想的落幕（1914—1930） 护法运动与西南斗争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段祺瑞交替掌权，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吕大森从日本回国，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参军处参军，随孙中山转战广东、广西等地。1918年，他奉命回湖北组织民军，策应护法军北伐，但因军阀势力强大，民军被吴佩孚部击溃，他本人再次被迫隐居。 1920年后，吕大森回到湖北建始老家，表面上务农，实则仍与各地革命党人保持联系。他在家乡创办“平民夜校”，教农民识字，宣传民主思想，并暗中支持贺龙等在鄂西开展的武装斗争（贺龙当时在恩施一带组织农民起义，吕大森曾为其提供粮食和武器）。 贫病交加与临终遗志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吕大森因不满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逐渐脱离政治核心，但始终坚守革命信念。晚年的他因长期奔波、多次流亡，身体早已垮掉，加之家境贫寒，常靠乡邻接济度日。1930年，他因肺病加重，卧床不起，弥留之际仍对家人说：“革命尚未成功，汝辈当继吾志，为中华富强而奋斗。” 1930年7月27日，吕大森在湖北建始县老家病逝，享年49岁。当地百姓自发为其送葬，沿途设祭，泣不成声。1935年，国民政府追赠其“陆军中将”军衔，以表彰其革命功绩。 六、历史地位与精神遗产 吕大森的一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缩影。他从鄂西山区的少年成长为辛亥革命的骨干，始终以“救亡图存”为己任，参与发起科学补习所（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筹备萍浏醴起义（同盟会首次大规模起义）、策应武昌起义（鄂西光复的关键人物），在辛亥革命的多个关键节点留下了足迹。 作为湖北籍革命志士，他的活动连接了长江中游与鄂西地区，为革命势力从武汉向偏远山区扩散起到了桥梁作用。其思想从早期的“反清排满”逐渐发展为“共和建国”，并关注农民土地问题，体现了革命理念的进步性。 如今，建始县仍保留着吕大森故居、起义遗址等历史遗迹，其事迹被收录入《湖北革命史》《辛亥革命人物传》等文献。他所代表的“不畏强权、坚守理想”的革命精神，至今仍是鄂西地区乃至全国的宝贵精神财富，彰显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 吕大森用短暂而波澜壮阔的一生，践行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誓言，他的革命实践与精神遗产，在百年后的今天依然闪耀着时代光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