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公元1903年－1984年]+像 湖北恩施州建始县人物 吴国桢：跌宕半生的传奇人生 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吴国桢宛如一颗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属于自己的光芒。他出生于湖北恩施州建始县，一生经历了清末的风雨飘摇、民国的动荡变迁以及台湾的政治风云。其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不仅映射出时代的沧桑巨变，更展现了一位知识分子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的挣扎与坚守。 初露锋芒：少年才俊的求学之路 1903 年 10 月 21 日，吴国桢出生于湖北省建始县红岩镇凉水埠村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吴经明，在陆军部担任军训处长一职，其深厚的学识与开明的思想，为吴国桢的成长营造了良好的家庭氛围。吴国桢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聪慧，三岁入私塾读书时，便能将《三字经》倒背如流，因此被乡人赞誉为 “神童”。五岁时，他前往北京与任职的父亲团聚，并先后在辅学胡同小学和大兴县两级小学就读。 1914 年，年仅十岁的吴国桢凭借自身的努力，考入了天津南开中学。当时，他是南开中学年纪最小的学生，却凭借着勤奋好学的态度和出色的文笔，多次在学校杂志上发表作文，受到了校长张伯苓的欣赏。在南开中学就读期间，吴国桢加入了由周恩来担任会长的 “敬业乐群会”。该会以 “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足” 为宗旨，对吴国桢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期间，他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人结拜为兄弟。 1917 年，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吴国桢进入北京清华学校继续深造。五四运动爆发时，他积极参与声援北京被捕学生的示威游行，并投身于焚烧日货等爱国活动中。在五四运动的浪潮影响下，吴国桢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多次加入清华的政治学研究会，积极研讨诸如 “中国政治腐败之点何在”“联邦制是否适用于中国” 等政治问题。期间，他撰写了《南宋上》《南宋下》两篇论文，分别阐述了南宋在用人、理财、用兵方面的失误，并提出了拟救宋策 12 条，初步展现出了他在治国施政方面的才能。 1921 年，吴国桢从清华学校毕业，随后获得了保送至美国留学的机会。他先在美国格林奈尔学院主修经济，兼修市政，后转入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在格林奈尔学院毕业考试时，他各门课的成绩几乎都是 A（最好成绩），唯独思政课得了个 B +（仅次于 A），颇具戏剧性的是，他此后大半生都在出任各省市的行政长官。在校期间，吴国桢不仅在学业上表现优异，还在体育方面展现出过人的天赋，曾代表全校出席全美网球比赛，并获得该校冠军。此外，他还凭借奖学金资助清华同学，与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祺之弟郭泰桢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同时与宋子文、宋美龄建立了密切联系，为日后归国从政埋下了伏笔。1926 年，吴国桢凭借论文《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随后踏上了归国之路，就此开启了他近三十年的宦海生涯。 崭露头角：宦海生涯的早期辉煌 1926 年秋，吴国桢学成回国，起初在上海吴淞的国立政治大学任教半年。1927 年，经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郭泰祺任命，他担任交涉员署任秘书兼交际科科长，正式踏入政坛。1928 年，吴国桢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第一副司长、条约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他凭借自身的才华和能力，在外交领域崭露头角。 之后，吴国桢前往汉口，向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上书《整理财物税收方案》，大胆提出了关于改革湖北及武汉财政的意见。此时，他父亲的两位至交好友，时任李宗仁第四集团军参谋长张华辅及省主席张知本，也向李宗仁大力推荐这位留洋归国的青年才俊。于是，李宗仁在汉口设置湖北省烟酒税务局，并任命吴国桢为局长。吴国桢到任后，拟定了烟酒纳税条例，加强了对烟酒销售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并将相关法令翻译成外文，要求外国人也严格遵守。在他的努力下，该税务局创造了九个月税金达九十万的记录，而在此之前，一年的税金仅有二十万。 1929 年，蒋介石进驻武汉，任命刘文岛为汉口特别市市长。刘文岛赏识吴国桢的工作能力，随后任命他为汉口市政府参事、土地局局长、财政局局长。同年，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因省财政困难，接受了吴国桢的提议，将汉口特别市撤销，改为湖北省辖市。1931 年 5 月，何成浚任命吴国桢为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吴国桢在财政领域的才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1932 年，在一次接待外国代表团的事务中，吴国桢凭借细致周到的安排，获得了外国代表的高度夸赞。当时，蒋介石计划在武汉留居半年，由于武汉是通商口岸，华洋交杂，蒋介石需要一位熟悉当地情况且精通英语的私人秘书，以便与外商交流。何成浚鉴于吴国桢此前在外交事务中的出色表现，当即向蒋介石推荐了他。吴国桢任职后，不仅要陪同蒋介石会见宾客，还需承担文书工作，为其搜集资料、起草文件，并出席各种会议，逐渐成为蒋介石的心腹。每次会见宾客后，吴国桢都会将会面内容整理成册，其行文措辞既快且好，多次得到蒋介石的赞赏，从而在蒋介石身边日益受到重用。 主政汉口：市政建设与抗战贡献 1932 年 11 月，年仅 29 岁的吴国桢被蒋介石任命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汉口市市长。在主政汉口期间，吴国桢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市政改革和建设中。他致力于改善城市环境，对中山公园进行扩建，将其打造成为当时长江流域最大的城市公园，园内设有运动场、游泳池和动物园等设施，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同时，他积极推动市内交通改善，翻修、拓宽了 10 多条马路，加强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教育方面，吴国桢也颇为重视。1933 年，他通过集资的方式，在汉口水厂附近建立了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后改为市二女中，今为十七中学）和一所完全小学（定名九小，今为六渡桥小学），并加强督学制度，举办中、小学生各项学科比赛，促进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 1934 年夏，武汉地区遭遇阴雨连绵的天气，襄河、汉水、长江水位大涨，张公堤一旦破裂，整个汉口地区都将面临被淹没的危险。身为汉口市市长的吴国桢，迅速动员全市的市府人员、宪兵司令部和汉口市商会的百姓，亲自带领军民合力加固堤坝。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他有十几天都坚守在堤坝上，吃住都在那里，并对妻子表示，若是堤坝破裂，让妻子尽快带着女儿躲避，不必管他。然而，当时的汉口警备司令叶蓬，因报纸只表彰了吴国桢而未提及自己，一怒之下撤走了所有士兵，无论吴国桢如何劝说、哀求，甚至跪下磕头，叶蓬都不为所动。无奈之下，吴国桢只能转求武汉行营军事副总司令张学良支援，张学良得知情况后，立即派兵接力加固堤坝，这才避免了一场堤破城毁的劫难。 此外，吴国桢还积极投身于抗日活动。1935 年 12 月，武昌、汉口两地的学生在孙中山铜像前举行游行示威，高喊打倒 “亲日派” 的口号，吴国桢跟着游行队伍走了一路，之后才返回市政府办公。1938 年，日军进攻到武汉外围，吴国桢安排妻子及四个孩子随家人前往云南昆明避战，自己则独自留在汉口，全身心投入到汉口的撤退组织工作中。在他的努力下，汉口撤退时的民众伤亡人数大幅减少，远胜于南京。他还积极帮助汉口的中小民营工厂迁到重庆，这些工厂复工后，为抗战军需和民用品的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 10 月 24 日，吴国桢才撤离汉口，次日，汉口被日军攻陷。 重庆革新：战时山城的艰难治理 离开汉口后，吴国桢先是前往恩施探望父母，随后回到建始故乡探望年迈的祖父。1939 年初，蒋介石向吴国桢发去加急电报，召他前往重庆，并任命其为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政务处长。同年 12 月，吴国桢被委任为重庆市市长。 上任后，面对重庆在战时人口急剧增加、市区人口稠密等问题，吴国桢提出了 “三个并重” 的市政纲领。其一为 “疏建并重”，由于战前重庆人口仅 50 万，战后却陡增到 200 万，为缓解市区压力，他将一些没有工作的家属疏散到南岸、江北等乡；其二是 “城乡并重”，通过扩大重庆市区范围，分散老市区的人口，鼓励民众在被轰炸的废墟旁建造楼房，并将迁川工厂设置在郊区；其三是 “心物并重”，即重视思想与物质建设，他设立教育局，增加教育经费，致力于废除男性缠头的习俗。尽管这些举措在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941 年 6 月，日军对重庆实施连续轰炸。由于躲避在公共防空隧道中的市民因人群拥挤、大门紧闭且缺乏通风设备，导致数千人窒息而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重庆隧道惨案。吴国桢身为市长又兼防空副司令，对此难辞其咎，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然而，在留任期间，他仍兼防空副司令，并自兼 “防护团团长”，着力改善大隧道的设备和管理。在之后的敌机轰炸中，人员伤亡得到了大大减少。 外交舞台：为抗战争取国际支持 1942 年 12 月，中国与英美等国结盟共同反抗日德意法西斯，外交活动变得愈发频繁，争取盟国更多的援助成为当务之急。吴国桢经蒋介石提名，调往外交部任政务次长。当时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常驻美国，吴国桢便负责辅佐宋子文的战时外交重任，曾一度对外暂代部务。 在此期间，吴国桢不仅要处理外交部的日常事务，还主持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如中英、中美两国条约的谈判，中英新约签署、筹组联合国、争取国际军事政治援助等，他还参与了接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等重大外交接待任务，见证了战时中国争取美英支持和大国地位的外交历程。 1945 年 5 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吴国桢由蒋介石亲自提名进入国民党中央，成为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行委员。8 月，吴国桢奉命以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身份，与法国临时政府驻华使馆代办戴立堂在重庆签署《收回广州湾法国租借地专约》，宣告了法国强租广州湾历史的终结。同月，他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主政上海：风雨飘摇中的艰难应对 1946 年 5 月 14 日，吴国桢任职上海特别市市长。彼时，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已逐渐走向崩溃，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面临着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严峻挑战。 1948 年 8 月，蒋经国奉父命以督导员身份赴上海 “打老虎”，旨在整顿经济秩序。蒋经国手法严峻急切，但由于国民党内部腐败问题积重难返，最终 “打老虎” 行动演变成 “只拍苍蝇” 不打 “老虎” 的局面。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不仅对蒋经国的做法持有不同意见，而且市长权力被架空，这使他颇为不悦，二人之间的矛盾由此发端。 面对上海复杂的经济形势，吴国桢试图通过经济手段进行整顿，但因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内部利益集团的掣肘，其努力收效甚微。尽管如此，他在任期内仍为维持上海的社会秩序和经济运转做出了一定努力，如采取措施缓解通货膨胀、保障民生等，但终究难以扭转国民党统治的颓势。 台湾风云：与蒋氏父子的权力纠葛 1949 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为争取美援，12 月 15 日，尚未复 “总统” 职的蒋介石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 “主席” 兼 “保安司令”。对于这一任命，吴国桢起初大惑不解，因为此前陈诚掌管台湾省大印不足一年，且陈诚曾邀吴国桢担任台湾省政府 “秘书长”，被吴婉谢。蒋介石直言任命吴国桢是希望他全力争取美援。 吴国桢任职台湾省 “主席” 期间，与蒋经国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蒋经国掌握特务大权，在岛内实行白色恐怖统治，滥捕乱杀民众，这引起了受过美国教育、崇尚西方民主的吴国桢的强烈不满，他时常利用省 “主席” 的职权对蒋经国进行牵制。此外，在举办台湾县市政权选举等方面，吴国桢与蒋氏父子的看法也存在分歧。双方矛盾不断积累，尤其是他与蒋经国的暗中较劲逐渐公开化，吴国桢甚至在蒋介石面前直言蒋经国 “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同时，吴国桢与蒋经国在经费问题上也存在矛盾。国民党退守台岛后，“中央” 及地方的开支均由省府负担，而 “省府” 经济来源有限，吴国桢身为 “省府”“主席”，为压缩开支，与蒋介石约法三章：一是 “省府” 负担 “中央” 军费要点名发饷，杜绝吃空额流弊；二是严惩走私；三是防止商人逃税。对于蒋经国领导的许多不在编机关、特务组织预算外的经费要求，吴国桢往往予以婉拒，这进一步加深了蒋经国对他的怨恨。 1953 年 4 月，在各方面压力之下，吴国桢以 “健康欠佳” 为由，向蒋介石请辞台湾省 “主席” 一职。5 月，吴国桢夫妇得到美国邀请，准备赴美。蒋氏父子欲扣留吴国桢，后经宋美龄从中周旋，最终放行，但吴国桢近八旬的老父及次子吴修潢却不准同行，被留作人质。 赴美风波：“吴国桢事件” 的来龙去脉 1953 年 11 月，蒋介石以 “蒙混舞弊，不尽守责” 罪名免去了与吴国桢关系密切的 “总统府” 秘书长王世杰的职务。随后，从台湾传出王世杰曾擅自批准吴国桢套购外汇 12 万美元的消息，实际上是影射吴 “携资外逃”，台湾当局并要求他尽快返台。吴国桢认为这是蒋氏父子蓄意陷害，于是拒绝返台，并致函要求国民党辟谣。在未得到国民党答复后，他又试图在台湾报纸刊登澄清广告，却遭到所有台湾报纸的拒绝。 1954 年 2 月 7 日，愤怒的吴国桢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的专访，公开批评国民党 “一党专政”，称如不从速实行民主，台湾难以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并表示自己出走美国完全是因为与蒋氏父子政见不合，不为所容。此言一出，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一周后，吴国桢再次接受美国一家通讯社记者采访，指责蒋介石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国民党钳制言论，大搞特务政治，并要求彻底清查国民党的经费来源。 蒋介石得知后恼羞成怒，除组织岛内舆论对吴国桢进行围剿外，还于 3 月 17 日以 “总统” 名义发布命令，指吴国桢 “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分化国军，挑拨政府与人民及侨胞与祖国的关系，居心叵测”，罗织了十三条罪状，宣布解除吴国桢所有职务，开除其党籍；对于有关 “违法渎职” 罪行，将彻底查办。台湾当局还向美国政府提出引渡吴国桢回台的请求，但遭到美国拒绝。 晚年岁月：著书立说与思乡情怀 此后，吴国桢一直在美国居住，从事教育和写作。他先后在美国的多所大学担任教授，传播知识。闲暇之余，他撰写了《永静巷》《中国的传统》等书，在书中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对家国命运的深刻思考。 1984 年初，《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对吴国桢进行采访，吴国桢披露了大量当年与蒋氏父子尤其是与蒋经国的恩怨情仇。1984 年，他曾受邀回大陆观光，然而，天不遂人愿，未及成行，1984 年 6 月 6 日，吴国桢因病在美国去世，享年 81 岁。尽管吴国桢的一生充满了争议与波折，但他在民国政坛和外交舞台上的经历，以及在市政建设、教育推动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都成为了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值得后人去研究和思考。他对民主的追求、对家乡的眷恋，也在其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中得以彰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