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驷[公元1906年－1984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像 江西上饶市玉山人物 黄家驷（1906年7月14日—1984年5月14日），汉族，出生于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中国著名的胸心外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3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而后分别在上海医学院工作和美国密执安大学留学工作，回国后创建了中国医科大学并且一直从事医学教育工作。 黄家驷：中国胸心外科的奠基者 黄家驷，这位从江西上饶玉山走出的医学巨匠，以其卓越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年代，再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黄家驷始终坚守在医学一线，为我国胸心外科事业的创立与发展鞠躬尽瘁，成为了中国医学领域的一座不朽丰碑。 玉山少年的医学梦 1906 年 7 月 14 日，黄家驷出生于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曾任嘉兴知府，父亲为盐运使，家庭环境优渥且充满文化氛围。然而，命运的转折在他幼年时悄然降临。5 岁那年，父亲因大咯血不幸离世，这一沉重打击不仅给家庭带来巨大变故，也在年幼的黄家驷心中留下深刻印记。此后，几位叔伯也相继因病早逝，亲人的接连离去让黄家驷深切体会到疾病带来的痛苦，一颗立志从医、治病救人的种子在他心底悄然种下。 黄家驷自幼聪慧好学，6 岁入家塾，跟随先生诵读四书五经，凭借过人的天赋和勤奋，8 岁时便能提笔成章，扎实的中文根底为他日后的学习和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1919 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也吹到了偏僻的玉山城。13 岁的黄家驷深受新思想的影响，毅然决定挣脱传统私塾教育的束缚，瞒着母亲跟随堂兄前往南昌上新学堂，开启了他追求新知识的旅程。 1921 年，黄家驷转至天津南开中学就读。在南开中学，他展现出了非凡的学习能力和坚韧的毅力。当时南开中学正常学制为 6 年，而黄家驷却给自己定下目标，要在 4 年内完成学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日夜苦读，无论是数学、英语，还是其他学科，成绩都在班级中名列前茅。1924 年夏，还在上高一的黄家驷到北京看望大哥时，偶然得知协和医学院招生的消息。怀着对医学的热爱和憧憬，他报名参加了考试，并以同等学历资格成功考取协和医学院，从此踏上了医学之路。 协和岁月：崭露头角 走进协和医学院的黄家驷，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协和医学院严格的淘汰制度和美式教育模式，激发了黄家驷强烈的学习热情。在这里，他不仅系统学习了医学理论知识，还接受了严格的临床实践训练。在学习过程中，黄家驷展现出了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出色的领悟能力，每一门课程都取得了优异成绩。 在校期间，黄家驷并非 “两耳不闻窗外事” 的书呆子，而是积极投身于进步运动。1925 年，“五卅” 惨案震惊全国，黄家驷和协和的同学们激于义愤，冲破学校禁令，走上街头，投入到游行、讲演的行列，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帝国主义暴行的抗议。1932 年，日军进逼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战火纷飞，民不聊生。黄家驷怀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切责任感，参加了协和林可胜教授组织的医疗队，奔赴热河前线，为抗战官兵提供医疗救助。在前线，他亲眼目睹了战士们为保卫祖国英勇奋战、流血牺牲的场景，更加坚定了自己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救死扶伤的信念。 1933 年，黄家驷以优异的成绩从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留在协和医院担任外科住院医师，开始了他的临床医疗生涯。在协和医院工作的日子里，黄家驷凭借精湛的医术和认真负责的态度，逐渐在外科领域崭露头角，为他日后在胸外科领域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赴美深造：胸怀祖国 1935 年，黄家驷离开协和，到上海医学院任教。1937 年，“八一三” 事变爆发，上海陷入战火之中。黄家驷临危受命，担任上海医学院医疗队副队长，前往无锡筹建伤兵医院。在艰苦的环境下，他带领医疗队成员日夜奋战，抢救了大量伤病员。上海沦陷后，为了不当亡国奴，黄家驷毅然暂别妻儿，随上海医学院内迁昆明、重庆，继续坚持教学和医疗工作。 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黄家驷深刻认识到中国医疗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为了学习先进的医疗技术，拯救苦难中的人民，在家人的支持下，他于 1940 年报考了清华大学公费留美项目，并以优异的成绩脱颖而出，成为 20 个名额中唯一一名医学专业留学生。1941 年，黄家驷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研修胸腔外科。 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胸腔外科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黄家驷的导师约翰・亚历山大教授是欧美胸腔外科专门化的创始人。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黄家驷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很快掌握了先进的胸外科技术。1943 年，他顺利获得外科学硕士学位，并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同时，他还因其在结核病、支气管炎病理学方面的出色研究成果，成为美国胸腔外科学会创始委员、美国亚历山大胸腔外科学会会员和国际外科学会会员，其名字也被列入美国《世界名人录》。 在美国留学期间，黄家驷始终心系祖国。他被推举为密歇根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经常组织留学生举行以重建祖国为题的讨论会，积极为中国的抗战募捐。在告别美国时的欢送会上，他满怀激情地演讲道：“中国同胞在抗日战争期间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过生活，而我们在这里过着舒服的生活，我们有义务回祖国去服务，把我们的技术用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上。” 他拒绝了美国的高薪聘任和优厚待遇，坚定地表示决不私人开业，要将自己的所学奉献给祖国。 1945 年，抗日战争刚刚胜利，黄家驷迫不及待地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回国。在印度转机时，他丢失了托运的全部行李，但幸运的是，他自费购置的整套胸外科手术器械完好无损。他带着这些珍贵的器械，回到了阔别已久、魂牵梦萦的祖国，决心为开创中国的胸外科事业披荆斩棘。 回国创业：开创胸外科事业 回国后，黄家驷先到重庆参加上海医学院迁沪工作。到了上海，他一面在上海医学院执教，一面在附属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着手创建胸外科。当时，国内胸外科领域几乎一片空白，开展胸外科手术面临诸多困难，不仅缺乏专业设备和技术，人们对胸外科手术的认知也极为有限。但黄家驷毫不退缩，他利用带回国的手术器械，率先在国内开展了各种类型的肺切除术、食管切除术、动脉导管结扎术和心包切除术等，填补了国内胸外科手术的多项空白。 为了推动我国胸外科事业的发展，黄家驷还积极帮助其他医院开展胸外科业务。他帮助澄衷疗养院（现上海市第一肺科医院）、国防医学院（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建立胸外科，培养专业人才，使这些医院也逐渐具备了开展胸外科手术的能力。尽管当时黄家驷身为两家医院的外科主任，医术精湛、声名远扬，但他生活却十分清贫。不少人劝他联合开业，以增加收入，享受优厚待遇，但他始终不为所动，坚定地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 他一心扑在胸外科事业的发展上，为培养更多优秀的胸外科人才，推动我国胸外科技术的进步而努力奋斗。 1949 年，新中国成立，黄家驷看到了国家发展的新希望。他放弃了去台湾的机会，毅然选择留在上海，投身于新中国的医学事业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黄家驷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被评为民主教授，出席陈毅市长召开的座谈会，并被选为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工会主席和上海市医务工会副主席，同时被聘为上海医学院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他以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为新中国的医学教育和医疗事业发展出谋划策。 1950 年冬，朝鲜战争逼近鸭绿江，战火威胁着祖国的安全。黄家驷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带头报名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奔赴东北前线，担任总队长兼第二大队大队长。在齐齐哈尔陆军第二医院，他和队员们第一次接触到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的志愿军战士。战士们在重伤昏迷中或从麻醉中苏醒时，仍念念不忘杀敌立功的情景，深深震撼着每一位医疗队员。为了更好地救治伤病员，黄家驷取消了医疗队伙食大、中、小灶的区别，和全体队员同甘共苦，全身心投入到抢救伤病员的紧张战斗中。在半年时间里，全队施行手术近千次，疗效优异，成绩显著。他们还帮助部队医院建立正规化制度，将内科、外科重新编组，确定军医分级制度和分层负责的正规回诊制度，并组织翻译了《军阵外科学》作为改进战伤医疗的理论指导。医疗手术队归来不久，黄家驷应邀列席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以《决心尽一切力量医好志愿军伤病员》为题作了大会发言。在会议结束的晚宴上，他有幸坐在毛主席的右侧，聆听领袖关于中西医结合和加强团结的指示，这让他万分感动，终生难忘。这次经历也更加坚定了他为党和人民奉献一切的决心。1955 年 3 月，黄家驷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诞生后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高级科学家之一。 医界泰斗：引领学科发展 1952 年，上海医学院改组为上海第一医学院，黄家驷被任命为副院长兼中山医院院长。在繁忙的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之余，他始终坚持临床医疗和教学工作。他亲自编写讲义，认真备课，讲授时重点突出、条理清晰，深受学生们的爱戴。他不仅在中山医院和华山医院建立了完善的胸心外科体系，还积极推动上海市乃至全国胸外科事业的发展。 1953 年，黄家驷针对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肺结核病发病率逐渐下降，而肺癌病例相对增多，且肺癌早期易被误诊为肺结核或炎症的情况，积极呼吁加强对肺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研究。1955 年，黄家驷凭借其在医学领域的卓越贡献，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学部委员（院士），成为我国第一批当选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之一。1956 年，黄家驷参加制订全国 12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同年他总结了对肺结核病施行外科瘘陷疗法和切除疗法 1376 例的经验，组织上海市胸腔外科医师进行学术交流，推广提高。并上书卫生部，提出对肺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建议，倡议联合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和南洋医院的力量，成立上海市胸科医院。1957 年，在黄家驷的积极努力下，我国第一所心胸外科专科医院 —— 上海市胸科医院正式组建，他担任第一任院长兼胸外科主任。上海市胸科医院的成立，为我国胸心外科疾病的诊治、科研和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平台，有力推动了我国胸心外科事业的发展。 1958 年，黄家驷调北京工作，先后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后更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到北京后，黄家驷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除了全面领导医科院下属的四所医院和 10 多所研究所外，他与一些专家倡议利用医科院在人才、设备和科研水平上的优势，创办一所高层次的医学院。这一建议得到中央批准，他被任命为校长筹建中国医科大学（现北京协和医学院）。他以极大的魄力和干劲，带领全体教职员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学校的筹备工作，迎来了第一批 8 年制医学生入学。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医科大学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我国医学教育和科研的重要基地。1963 年，医科大学教学大楼落成，此时的中国医科大学已拥有 27 个教研室、212 名专职教师，具备了完善的教学和科研体系。 在医学科研方面，黄家驷始终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1960 年，他率先研究支气管成形术和心脏外科体外循环问题，结合当时国内条件，对先天性心脏病动脉导管未闭的切断缝合方法进行了改进，提高了手术成功率。1965 年，他在协和医院成功完成首例针刺麻醉下胸外科手术，随后又完成高难度的针麻下外侧切口全肺切除术，为我国针刺麻醉技术在外科手术中的应用开辟了新的道路。此外，他还十分重视医学人才的培养，亲自指导和培养了大批胸外科专业人才，石美鑫、苏应衡、钱中希、林尚清、钱定一等国内知名的胸腔外科专家，都曾得到过他的悉心指导和培养。这些人才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我国胸心外科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晚年余晖：开拓新兴学科 “文革” 期间，黄家驷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终坚定信念，对党和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1971 年，遵从周总理的指示，他从干校回京参加中国医学科学院建院以来的工作总结。当时，我国教育事业受到严重冲击，人才稀缺。黄家驷冒着被批判的风险，向总理提议让已经分配到大西北的医科大学低年级学生回校重修，这一建议得到了总理的支持，为我国医学人才的培养保留了希望的火种。 粉碎 “四人帮” 后，黄家驷重新投入到医科院和医大的整顿恢复工作中。他积极推动将 5 个研究所从偏僻山区迁回，并努力恢复已解散的医大。同时，他还致力于推动我国医学科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多次率领代表团前往发达国家顶级大学进行交流学习，为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引进先进理念和技术。 黄家驷一贯关注国内外医学科学发展的动向，早在 1962 年，他就邀请张孝骞等教授一起商谈医学遗传学的规划。1977 年 12 月，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召开，黄家驷提出以人工心脏来带动生物医学工程发展的观点，引起大会重视，生物医学工程被纳入国家要发展的新兴学科之列。自此，黄家驷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开创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这一边缘学科的工作中。1980 年 11 月，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成立，黄家驷凭借其在该领域的卓越贡献，被推荐并当选为第一任理事长。他为增进全国各地研究人员的团结，促进各学科之间的协作，争取经费支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了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快速发展。 晚年的黄家驷，虽然身体状况逐渐不佳，但他依然心系医学事业。1982 年，由于动脉硬化，他下肢缺血，出现间歇性跛行，但他仍坚持工作。1983 年，他退居二线后，组织编写了《外科学》的第四版 ——《黄家驷外科学》。这部巨著系统总结了国内外外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临床经验，成为我国外科学领域的经典教材，对培养我国外科专业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1984 年，他不顾病后体弱，继续埋头工作。5 月 13 日，他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14 日上午，在前往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的途中，因心脏病复发，黄家驷与世长辞，终年 78 岁。 黄家驷逝世后，《外科学》编委会为纪念他对发展外科学的卓越贡献，决定将此书定名为《黄家驷外科学》。中华医学会追授予黄家驷 “胸心血管外科科学进步贡献奖”，以表彰他为我国医学教育事业和胸心血管外科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此外，他还曾获得美国医学会优秀医学教育家奖，被载入 “世界名人录”，并被授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 “荣誉市民” 称号，同时也是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 黄家驷，这位从江西玉山走出的医学大师，用他的一生诠释了对医学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他是中国胸心外科的主要奠基人，也是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开拓者；他是一位医术精湛的良医，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良师；他是一位心怀大爱的科学家，更是一位无私奉献的战士。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医学发展的史册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医学工作者为实现我国医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而努力奋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