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阅增[公元1915年－1996年，原生动物学家，教育家] 河南三门峡市灵宝人物 陈阅增，原生动物学家，教育家。20世纪40年代发现鞭毛虫的一种吞食性营养方式，后以四膜虫为材料开展系统研究，取得重要成果。长期主持北大生物学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生物学方面的人才。 陈阅增是我国著名的原生动物学家、教育家，为中国生物学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以下是对他生平的详细介绍： 家庭背景与早年经历 陈阅增，又名陈为山，1915年9月23日生于北京，祖籍河南省灵宝县。他的曾祖父是满清官僚，在山西任知府。父亲陈恕幼年到北京入测量学校读书，后在北京落户，先后在测量局、河南中学等单位工作，1937年后开业为中医。母亲李洁芬是家庭妇女。 陈阅增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1921年至1927年，先后在北京西四福绥境第十四小学和扶轮小学读书，1927年考入北京第三中学读初中，1930年到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上高中，1933年进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学习。 求学与科研起步 1937年，陈阅增从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原定留校任助教，但因七七事变爆发，他辗转经天津、青岛、济南、汉口，于10月到达长沙，成为北京大学在长沙临时大学的代理助教。后因他人更需此职位，他前往湖南沅陵，在岳父任院长的沅陵卫生院任事务员。1938年8月，他赴昆明，任云南大学生物系助教。 1939年至1946年，陈阅增在西南联合大学担任助教、讲师。在此期间，他开始了原生动物学的研究工作，尽管条件艰苦，仍取得了可喜成果。1944年，他在《美国博物学家》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有尾草履虫的0型》。 海外深造与回国奉献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陈阅增复员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1947年8月，他赴英国留学，在剑桥大学植物学院，师从普林海姆（E.G. Pringsheim）攻读原生动物学。1950年，陈阅增以有关杆囊虫（Paranema Trichophorum）生物学的研究工作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当时，美国以高薪邀请他，但陈阅增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谢绝邀请，于1950年3月回到北京，应聘到北京大学生物系工作，此后一直在此担任副教授、教授，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事业中。195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教学与科研成就 科研成果丰硕：陈阅增是鞭毛虫吞食性营养的发现者，他对杆囊虫营养的研究是原生动物学的经典性工作。其关于杆囊虫生物学的研究论文，开辟了原生动物肉食性营养研究的新途径，获得国际原生生物学界的高度评价。他还和学生对四膜虫和游仆虫的有性生殖进行了系统的细胞学研究，取得诸多重要成果。20世纪80年代，他在中国《动物学报》等刊物上陆续发表了关于四膜虫和金黄滴虫的多篇论文。 推动课程建设：陈阅增长期在北京大学生物学系任教，1956年任副系主任，主管教学等业务工作。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他全力投入到生物学系的学科、专业和课程建设中。“文革”后，1978年他出任生物学系主任，着手恢复和重建教学、科研秩序。针对当时专业愈分愈细、基础愈搞愈窄的倾向，他力主“宽口径，厚基础”，主张开设普通生物学课程，并将其作为重点建设课程。 主编经典教材：陈阅增主编的《普通生物学——生命科学通论》于1997年7月出版。此书成为普通高等学校基础生物学课的通用教材，对我国生物学基础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培养生物学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后续经吴相钰、陈守良、葛明德等主编，该书不断再版，如2004年出版第2版，2009年出版第3版。 培养众多人才：陈阅增秉持“做一名教师，一要爱学生，二要爱科学”的座右铭。20世纪60年代前五年，他为一百多位学生制定了个性化教学计划，帮助他们克服学习困难，顺利完成学业。当时北大生物学系本科改为六年制，课程难度大增，学生因成绩问题需重修和留级的情况增多，陈阅增详细了解学生情况，为他们谋划解决方案，以类似学分制的灵活做法，为学生创造宽松学习条件。此外，他还资助了几十位贫困学生，让他们能够安心求学，其善举令人敬仰。 社会贡献与荣誉 陈阅增热心参与社会活动，曾任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国家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委生物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卷编委兼综论主编等职。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组织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时，他任生物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兼综论编写组的主编。尽管贝时璋先生要求人物条目中要有“陈阅增”，但他认为自己在生物学上贡献不大，坚持将自己的名字从条目中删去，体现了他的谦逊品格。1991年，他的传记被收入四卷本《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留下了其科学活动的完整记录。 晚年生涯与逝世 1980年，陈阅增辞去北大生物系主任工作后，依然坚持从事教学、科研和培养研究生工作，继续在原生动物学领域深入研究，同时也专注于普通生物学教学工作，并撰写相关论文。 1996年10月5日，陈阅增病逝于北京。他的一生，是为中国生物学教育和科研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他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尚的师德风范和卓越的科研成就，激励着无数后来者，为中国生物学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