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乱世文宗的传奇人生
元好问(1190年8月10日—1257年10月12日),字裕之,号遗山,世人尊称其为遗山先生。他出生于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州市),是金朝末年至大蒙古国时期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家、历史学家。
一、显赫家世,聪慧早成
元好问出身不凡,是北魏皇室拓跋氏后裔。其先祖历经迁徙,先后在洛阳、汝州、平定州等地定居,到曾祖父元春(一作椿)时,举家迁至忻州,从此扎根于此。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年)担任柔服(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托附近)丞;父亲元德明虽多次科举失意,但专注于乡学教育,著有《东岩集》。
金章宗明昌元年七月八日,元好问在忻州一个书香世家呱呱坠地。因二叔、三叔膝下无子,出生仅七个月的他便被叔父元格收养,并随其前往掖县县令任上。元好问天资聪颖,七岁便能作诗,素有“神童”之美誉。十一岁时,在冀州的他得到翰林侍读学士兼知登闻鼓院路择的赏识,路择喜爱他的才思俊爽,亲自教导其作文。十四岁时,元好问师从陵川人郝晋卿,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他博通经史,对百家学说也有深入研究。直至十九岁完成学业,元好问才随家人离开陵川。
二、科场坎坷,初露锋芒
从十六岁起,元好问踏上了科举之路。由于金章宗明昌元年“识免乡试”,他直接前往并州参加府试,可惜未能上榜。此后,十九岁的他赴长安参加府试,再次名落孙山。二十一岁时,元好问回到故里,在定襄遗山读书,并自号“遗山山人”。两年后,蒙古大军突袭秀容,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城,十万余人丧生,元好问的兄长元好古也不幸罹难。为躲避兵祸,元好问举家南迁,先后前往河南福昌、登封等地。
卫绍王崇庆元年,元好问第三次前往中都(今北京)参加考试,依旧未能如愿。当时,金朝三十万大军被蒙古击败,中都危在旦夕,路途的艰辛、国家的危局,加上考试失利,让他情绪低落至极。贞佑二年,蒙古兵围攻,金宣宗仓皇迁都南京,元好问于夏天奔赴汴京,准备参加秋季的考试。尽管此次考试再次失败,但他借此机会结交了赵秉文、杨云翼、雷渊、李晏等朝中名人与权要,诗歌创作也进入了高峰期。他所作的《箕山》《元鲁县琴台》等诗篇,深受礼部尚书赵秉文的赞赏,文名自此轰动京师,被誉为“元才子”。然而,随着蒙古兵的围攻,元好问不得不从山西逃往河南,并在豫西逐渐安定下来。贞佑五年,二十八岁的元好问再次赴京赶考,结果还是铩羽而归。
三、仕途沉浮,政绩卓著
兴定五年,三十二岁的元好问终于进士及第。但因科场纠纷,他被诬为“元氏党人”,一气之下拒绝接受选任。正大元年,三十五岁的元好问在赵秉文等人的举荐下,通过宏词科考试,这才正式踏入仕途,被任命为权国史院编修,留在汴京任职,不过生活颇为清苦。
金哀宗正大二年,三十六岁的元好问因不满冷官生活,请假回到登封。在此期间,他完成了重要著作《杜诗学》,书中对杜甫的传志、年谱以及唐朝以来评论杜诗的言论进行了系统整理。正大三年,元好问出任河南镇平县令,次年改任河南内乡县令。母亲张氏去世后,他丁忧闲居内乡白鹿原。后应邓州节度使移刺瑗之邀,担任幕僚。不久,蒙古军攻陷凤翔,移刺瑗投降,元好问趁机辞去幕僚之职。正大八年,元好问调任南阳县令,在任期间,他积极推行改革措施,政绩斐然。河南志书称赞他“知南阳县,善政尤著”,《南阳县志》也记载:“南阳大县,兵民十余万,(元好问)帅府令镇抚,甚存威惠” 。
此后,元好问赴京调任金中央政府尚书省令史,举家迁至汴京。之后又升任左司都事,转任尚书省左司员外郎。
四、国破蒙难,以诗存史
天兴二年,蒙古军围困汴京,元好问被困城中。金哀宗出逃,兵败卫州后逃往归德府。朝中无主,崔立率兵向蒙古请降献城,并胁迫朝臣为自己立碑歌功颂德,元好问、王若虚、刘祁等人都被迫参与撰写碑文,他们磨掉宋徽宗所立《甘露碑》的字迹,刻上为崔立歌功颂德的碑文。
同年四月,汴京被蒙古兵攻破,元好问随即向时任蒙古国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推荐了王若虚等五十四个中原秀士,希望耶律楚材能够保护和任用他们。金亡后,元好问与大批金朝官员被俘,被押往山东聊城看管长达两年,后又居住在冠氏县。作为囚徒,元好问与家人辗转多地。在此期间,他与蒙古国的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人建立联系,生活状况逐渐改善,行动也相对自由。痛心于金国的沦亡,元好问以诗存史,全身心投入到金国已故君臣诗词总集《中州集》的编纂工作中。以“中州”为集命名,饱含着他对故国的深切缅怀以及视金为正统的坚定信念。
五、晚年归隐,心系天下
元太宗十一年秋,凭借着卓越的诗文才华,元好问得到耶律楚材的青睐。但此时已年届五十的他,早已无意仕途,毅然回到家乡隐居。此后,他一边游历交友,一边潜心编纂著述。元宪宗二年,元好问前往觐见“驻桓、抚间”的忽必烈,试图说服忽必烈尊信儒学,并请其担任“儒教大宗师”,期望借此促使忽必烈任用儒士治国。
元宪宗七年九月四日,元好问在获鹿寓舍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八岁。元好问作为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领军人物、文坛盟主,以及金元之际文学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被尊称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他在诗、文、词、曲等领域均有极高造诣,诗作成就尤为突出,其“丧乱诗”更是闻名于世;词作堪称金代之冠,可与两宋名家相媲美;散曲虽传世作品不多,但在当时影响深远,起到了重要的倡导作用。他所著的《元遗山先生全集》、词集《遗山乐府》,以及辑录的《中州集》,不仅是其个人文学成就的体现,更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珍贵的金代文学作品,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