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惟汾[公元1874年－1954年]+像 山东日照市东港区人物 丁惟汾，字鼎丞,山东日照人,1874年生。留学日本明治大学。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任山东主盟人,在东京创办《晨钟》周刊,并联络会员在山东办学,鼓吹革命。1911年奉派参加济南秘密组织,偕同胡瑛在烟台起义,响应武昌起义。随后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理事、省临时参议会议员、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众议院议员。1915年与17省国会议员通电讨袁。1917年任非常国会议员。1919年在上海发行《北方》周刊。1920年任国民党山东支部长。1923年冬在北京设立国民党北方执行部。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仍主持北方执行部。1926年北伐开始后南下广州,任中央常务委员、青年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任中央常委、青年部部长、宣传部部长、训练部部长、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等职。1931年代理中央党部秘书长。1932年任监察院副院长。抗战期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中央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1948年“行宪”后,任监察院监察委员。1949年去台湾,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54年5月12日在台北病逝。著有 《毛诗解故》《尔雅识名》《俚语证古》 等。 丁惟汾生平详述：从革命先驱到学术巨擘的百年人生 一、家世渊源与早年求学：胶东文脉中的少年立志 丁惟汾（1874年—1954年），字鼎丞，号诂雅，山东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丁家官庄人。其家族为日照望族，先祖丁允元在明代官至户部侍郎，家族中“祖孙父子兄弟进士”的科举佳话流传甚广，形成了“诗礼传家”的深厚文化传统。父亲丁以此是晚清著名经学家，精研《毛诗》与文字音韵学，著有《毛诗正韵》《韵府拾珠》等学术著作，这种家学渊源为丁惟汾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1874年，丁惟汾出生于一个兼具书香底蕴与耕读传统的家庭。幼年时，他在父亲的严苛教导下攻读四书五经，展现出对文字音韵的特殊天赋。12岁入私塾，16岁应童子试中秀才，成为乡里闻名的少年才子。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在山东半岛的溃败给年轻的丁惟汾带来巨大冲击，他目睹列强侵略与清廷腐败，心中逐渐埋下反清革命的种子。与此同时，他并未放弃学术追求，1897年考入济南泺源书院，师从著名经学家许瀚的弟子，系统学习考据学与金石文字，其治学风格兼具乾嘉学派的严谨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 二、留学东瀛与革命启蒙：同盟会中的理论先锋 1904年，在清廷推行“新政”的背景下，丁惟汾以山东省官费生身份东渡日本，入读东京政法大学法律科。此时的日本，正成为中国革命党人聚集的中心，孙中山、黄兴等流亡志士在此宣传反清思想。丁惟汾抵达东京后，很快接触到《民报》等革命刊物，被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深深吸引。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丁惟汾经张继介绍加入，成为首批会员之一，此后担任同盟会山东分会主盟人，负责山东籍留日学生的革命组织工作。 在日期间，丁惟汾一方面致力于法律、政治学科的学习，另一方面以深厚的国学功底从事革命理论宣传。他认识到，唤醒民众需从文化入手，遂以“诂雅”为笔名，在《民报》《复报》等刊物发表文章，将传统经学与革命思想巧妙结合。例如，他在《毛诗讲义》中借解读《诗经》中的“硕鼠”“伐檀”等篇章，影射清廷的腐朽统治，以传统文化符号传递反清革命思想，这种“以经证史、以史论政”的方式，在留日学生与国内知识界产生深远影响。 1907年，丁惟汾奉命回国，在山东开展革命活动。他以济南、烟台为据点，联络学界、军界进步人士，秘密发展同盟会会员。期间，他利用担任山东法政学堂教习的身份，向学生传播民主思想，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丁惟汾积极策动山东独立，与同盟会员徐镜心等人联络新军、会党，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虽因清廷反扑一度失败，但为山东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 三、民国政途与学术坚守：在政治漩涡中的文化守望 中华民国成立后，丁惟汾作为同盟会元老，步入政坛核心。1912年，他当选为临时参议院议员，参与《临时约法》的制定，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以限制袁世凯权力。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丁惟汾随孙中山流亡日本，担任中华革命党山东支部长，继续从事反袁斗争。1916年袁世凯死后，他回国任众议院议员，在国会中联合进步力量，反对段祺瑞的独裁统治。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丁惟汾坚定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此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宣传部长、青年部长等职。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他虽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学者本色，拒绝卷入派系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曾联名通电呼吁全国团结御侮。1932年，他辞去行政职务，专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将主要精力转向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 在从政的同时，丁惟汾从未放弃对经学、音韵学的研究。他继承父亲丁以此的学术衣钵，以“绝学未敢忘传承”的使命感，系统整理齐鲁经学文献。1928年，他主持编纂《毛诗韵律》，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诗经》音韵，打破了传统经学的考据局限；1931年，出版《尔雅古音表》，通过对《尔雅》字音的系统梳理，构建了上古音韵的部分体系，其研究成果得到章太炎、黄侃等国学大师的高度评价。此外，他还致力于山东方言的研究，认为方言是“古音活化石”，曾计划编纂《山东方言志》，虽因战乱未能完成，但留下了大量手稿，为后世方言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四、晚年岁月与文化传承：乱世中的学术灯塔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丁惟汾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在艰苦的战时环境中，仍坚持学术研究。他在重庆北碚租屋居住，潜心整理《诗经》研究成果，撰写《毛诗解故》一书，以训诂学方法阐释《诗经》的思想内涵，将革命时期的现实关怀融入经学研究，提出“诗经即先民之史诗”的观点，赋予传统经典新的时代意义。 抗战胜利后，丁惟汾回到南京，但目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内战的爆发，他深感失望，逐渐淡出政治舞台。1948年底，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他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定居台北市。晚年的丁惟汾虽身处孤岛，却心系大陆的文化传承，尤其关注齐鲁文化的研究与推广。他在台湾发起成立“齐鲁学会”，联络山东籍学者，定期举办学术讲座，讲授《诗经》《尔雅》等经典，培养了一批研究齐鲁文化的后学。 1954年5月，丁惟汾在台北病逝，享年80岁。临终前，他仍手握《毛诗》手稿，叮嘱弟子“齐鲁之学不可断，文化之根不可弃”。其著作除上述外，还有《诂雅堂文集》《尚书余论》《群经大义》等，后人将其学术成果汇编为《丁惟汾著作集》，成为研究近代经学、音韵学及齐鲁文化的重要文献。 五、历史评价与精神遗产：革命与学术的双重坐标 丁惟汾的一生，横跨晚清、民国与新中国成立初期（虽身居台湾，但学术影响遍及大陆），是中国近代史上兼具革命家和学者双重身份的重要人物。作为革命先驱，他在同盟会时期以文化启蒙助力反清事业，在民国政坛坚守民主立场，始终保持对专制统治的批判精神；作为学者，他承续乾嘉学派传统，又融入现代学术方法，在经学、音韵学、方言学领域成就斐然，尤其对《诗经》的研究，开创了“以革命思想释经、以现代方法考据”的新路径。 在文化传承方面，丁惟汾的学术实践体现了强烈的地域文化自觉。他对齐鲁经学的整理与研究，不仅延续了“孔孟之乡”的学术传统，更通过将地域文化与现代思想的结合，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范例。其“以经证史、以史育人”的理念，对当代文化建设仍具启示意义。 从涛雒镇的书香少年到民国政坛的风云人物，再到孤岛之上的学术耆宿，丁惟汾的人生轨迹折射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他既以革命行动回应了“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又以学术研究守护了文化传承的精神家园，在政治与学术的双重维度上，书写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正如学者评价：“丁惟汾先生以经术作政论，以革命为志业，其学其行，皆为近代中国之标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