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瀚[公元1797年－1866年，清代朴学家、 书法家] 山东日照市东港区人物 许瀚，字印林，室名攀古小庐，山东日照虎山镇大河坞村人，生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卒于同治五年（1866年）。清代杰出的朴学家、校勘学家、金石学家、方志学家和大书法家。其书法尊奉颜体，丰肥端庄，通劲遒健。今保存在磴山西峰上的许瀚书碑是他书法成就的代表作，其内容是书录明朝杨继盛的诗：“羡君堪作王家瑞，愧我徒为食禄臣。不是未酬忧国恨，愿披蓑笠结东邻。”整个碑高为1.5米，宽0.6米，是许瀚挚友丁良善石立碑。 许瀚：清代朴学巨擘的学术人生与时代印记 一、寒门砺学：从海滨孤童到齐鲁才俊（1797—1826） 清嘉庆二年（1797年），许瀚生于山东日照东港区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其父许梿曾为县学训导，却早逝于乾隆末年，家道中落至“环堵萧然，不蔽风雨”。幼年许瀚由母亲傅氏抚养成人，寄居外祖父家，借读于村塾。日照濒临黄海，山海苍茫的地理环境与“耕读传家”的乡俗，赋予他沉潜坚韧的性情，也埋下了日后考据金石、遍历山川的伏笔。 许瀚天资颖异，七岁能诵《诗经》，十岁通《论语》《孟子》，尤嗜《史记》《汉书》。十六岁时，他手抄《说文解字》，每日摹写五百字，奠定了小学（文字学）根基。道光元年（1821年），许瀚赴济南参加乡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山东学政刘镮之赏识，却因“策对触犯时忌”落榜。归乡后，他蛰居海滨渔村，在日照县城奎山脚下筑“攀古小庐”，遍览家藏古籍，兼习书法篆刻。彼时，他与同邑学者李宗翰、丁以此等人结为“海曲文社”，研讨经史，临摹碑刻，其隶书初学《张迁碑》，后融《礼器碑》之劲挺，形成“古拙沉雄”的风格，时人谓“日照书风，自瀚始立”。 道光六年（1826年），许瀚赴京应试，途经曲阜孔庙，于碑林驻足三日，手拓《乙瑛碑》《史晨碑》数十通。在京期间，他结识了朴学大师郝懿行之子郝联薇、金石学家刘喜海，得见翁方纲、阮元等学者的考据手稿，学术视野豁然开朗。归乡后，他在《攀古小庐日记》中写道：“为学当如剥茧，逐层深入，始见真机；治经当如攻玉，切磋琢磨，乃成大器。”这番感悟，预示了其毕生治学的路径。 二、朴学深耕：从经史考据到金石宗师（1827—1850） 道光七年（1827年），许瀚再次落榜乡试，但因经义文章受山东督学周之琦举荐，入山东泺源书院深造。院长匡源（ later 同治帝师）赞其“学贯汉宋，尤精小学，当为乾嘉学派后劲”。在书院期间，许瀚完成《毛诗故训传考》《尔雅义疏补正》等手稿，对郝懿行《尔雅义疏》中“草木虫鱼”部分的考据疏漏进行补正，提出“名物训诂当以实物为证，非独依文献”的治学理念。 道光十二年（1832年），许瀚中举，次年赴京会试，仍未及第，却因参与校勘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得见内府秘藏。他在翰林院抄录《永乐大典》中散佚的汉魏碑刻资料，整理成《金石汇目》初稿。道光十五年（1835年），许瀚受聘为河南开封建安书院山长，期间遍历嵩山、洛水，拓得《嵩阳观记》《升仙太子碑》等唐代碑刻，撰写《中州金石记》八卷，以“考据精审，辨伪严谨”著称。例如，他通过比对《后汉书·党锢传》与武梁祠画像题铭，纠正了洪适《隶释》中“八及”人物的世系错误，时人谓“许君之辨，如拨云见日”。 道光十八年（1838年），许瀚返乡守孝，在日照城南天台山发现《太公祠碑》残石，据碑文考证“太公望曾垂钓于海曲”，为日照“姜太公故里”之说提供了实物证据。他将拓片寄给好友何绍基，后者题跋曰：“海曲残碑，得证吕尚东夷之籍，许君之功，不在考定《尚书》下。”此后十年间，许瀚足迹遍及山东、河南、河北，累计拓片逾三千种，其《攀古小庐金石跋》收录周秦至唐宋碑刻题跋两千余则，提出“金石证史”三法：以碑刻校正史籍讹误、以铭文补证典章制度、以书风考镜时代流变。 三、宦海浮沉：从幕僚智囊到经世实践者（1851—1860）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许瀚经户部侍郎王茂荫举荐，入钦差大臣周天爵幕府，参与镇压皖北捻军。他献策“坚壁清野，以民团辅官军”，在宿州、亳州等地推行保甲法，撰写《团练事宜十二条》。次年，周天爵病逝，许瀚转投河南巡抚陆应谷麾下，主持黄河开封段防汛工程。他实地勘测河道，绘制《黄河归故道图》，提出“束水攻沙，以堤代坝”的治河方案，虽因军费匮乏未全施，却被载入《续行水金鉴》。 咸丰三年（1853年），许瀚因母病归乡，途经清江浦（今淮安），目睹漕运废弛、民生凋敝，撰写《漕运改折议》，主张“停河运，行海运，以商运代官运”，并建议在上海设立航运总局，雇佣外国技师培训中国水手。这份奏折后被曾国藩幕僚薛福成收录于《庸庵全集》，成为晚清漕运改革的重要文献。归乡期间，他在日照创办“海曲义学”，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开设舆地、算学、兵法等课程，培养出丁守存（近代火器专家）等一批务实之士。 咸丰九年（1859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许瀚应僧格林沁之邀，参与天津防务。他在大沽口炮台考察西洋火炮，撰写《西洋炮法撮要》，提出“师其技而不惑其器，练其心而不弛其防”的国防理念。次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许瀚随僧格林沁退往通州，途中遗失《攀古小庐金石目录》手稿（后经弟子补辑成《补遗》）。经此动荡，他痛感“学术当济时艰，非独雕虫”，遂将研究重心转向舆地兵制，完成《禹贡九州水道考》《历代兵制沿革表》等著作。 四、晚岁著述：从学术总结到文脉传承（1861—1866） 同治元年（1862年），许瀚以五十九岁高龄选授安徽知县，却以“老病不堪繁剧”力辞，归隐日照“石臼所”（今石臼街道），专注整理毕生著述。他在《自订年谱》中写道：“少耽考据，长涉世务，今乃知学术与世变相维，非空言可救时也。”晚年的许瀚，将朴学考据与经世思想融合，完成三大工程： 其一，校订《说文解字》。他以大徐本（徐铉校订本）为底，参校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旁征金石铭文，成《说文谐声笺》三十卷，提出“形声相求，以声统形”的新说，纠正段注“破字改经”之偏。其二，编纂《清儒学案补遗》。有感于唐鉴《国朝学案小识》遗漏山东学者，他补录郝懿行、桂馥、王筠等数十人学术脉络，撰写案语数万言，确立“齐鲁朴学”的独立地位。其三，整理金石手稿。他将平生拓片分类编目，成《攀古小庐金石文字》二十卷，附《题跋释文》五卷，其中对《毛公鼎》《散氏盘》铭文的考释，早于吴大澂、孙诒让等金石大家，被王国维称为“近世彝器研究之嚆矢”。 许瀚晚年收徒甚众，最著名者为潍县陈介祺（“万印楼”主人）。他亲授陈介祺“金石鉴定四要”：辨材质、审书风、考形制、证史实，并赠予所藏《秦权量铭》原拓。陈介祺后来成为“晚清金石学第一人”，其《十钟山房印举》的编纂体例，实源自许瀚的《金石汇目》。同治五年（1866年），许瀚病逝于日照，享年六十九岁，临终前手书“学术未竟，文脉当传”八字遗训。 五、学术影响与历史评价 许瀚的学术成就，兼具乾嘉朴学的严谨与晚清经世的务实，形成三大特色： 考据方法论的突破：他将金石学从“玩物”提升为“证史”工具，提出“二重证据法”的雏形（比王国维早半个世纪），其《金石跋》中“以碑证史”的案例，被梁启超列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典范。 地域文化的建构：通过考证太公祠碑、校订《日照县志》，许瀚首次系统梳理了日照“东夷文化”的脉络，使“海曲学术”成为齐鲁文化的重要分支。 学术传承的纽带：他上承戴震、段玉裁之学，下启陈介祺、孙诒让之绪，其弟子与再传弟子构成了晚清山东学术的核心群体，连远在广东的康有为都曾借阅其《说文谐声笺》手稿。 光绪年间，日照乡绅将许瀚手稿及拓片捐入县学，建“许氏遗书楼”。民国时，罗振玉整理其遗著，刊行《许瀚遗书》六种，其中《攀古小庐日记》被顾颉刚称为“清代学者日记中最具史料价值者之一”。今日日照博物馆藏有许瀚手拓《张迁碑》跋本，其隶书题跋“骨力洞达，意态奇逸”，既见学术功底，亦显人格风骨——这位从黄海之滨走出的朴学大师，以毕生实践证明：真正的学问，既在故纸堆中，亦在天地之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