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生春[清][公元1797年－1836年，五华五才子] 云南楚雄楚雄市人物 明清时期翰林院庶吉士 池生春（1797～1836），字龠庭，别号剑芝，楚雄鹿城人，为明清楚雄“八大翰林”之一。他出生在一个穷秀才家庭，12岁人邑庠，后补廪生，21岁中举，25岁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又授编修。 池生春：五华五才子中的滇中翘楚 一、寒门崛起：滇西才俊的求学之路 池生春（1797—1836），字剑之，号龠庭，云南楚雄府楚雄县（今楚雄市）人，清代中期著名学者、诗人，与戴絅孙、李于阳、杨国翰、王拯并称“五华五才子”。他出生于楚雄一个普通书香家庭，祖父池映潢为县学生员，父亲池景明以教读为生，家境清寒却文脉未断。自幼聪慧过人的池生春，五岁入私塾，“性嗜学，虽严寒酷暑，手不释卷”，十岁便能诵读《四书》《五经》，十二岁试作诗文已显锋芒，当地塾师称其“骨格清奇，他日必成大器”。 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九岁的池生春参加云南乡试，以第七名中举，成为楚雄府难得的青年才俊。中举后，他并未急于入仕，而是选择继续深造，负笈前往昆明，就读于云南最高学府五华书院。当时书院山长是著名学者钱沣的弟子余本崧，在其指导下，池生春与戴絅孙、李于阳等才俊同窗共读，“日研经史，夜课诗赋，相互砥砺，学问大进”。他不仅精研儒家经典，对诸子百家、历史掌故亦广泛涉猎，尤其擅长考据学与骈文写作，时人评价其文“理精词雅，有汉魏风骨”。 道光元年（1821），池生春赴京参加会试，虽未及第，却因文章出众受到主考官阮元的赏识。阮元时任户部侍郎，素重才学，称池生春“才思俊逸，器识宏深，异日当为儒林领袖”。落第后，池生春并未气馁，留京备考期间，他寄居报国寺，潜心治学，遍览京师藏书，与各地学者名流切磋学问，视野愈发开阔。道光三年（1823），他再次参加会试，终以第二甲第四十名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踏入仕途。 二、翰苑清才：京华十年的学术耕耘 道光四年（1824），池生春散馆考试成绩优异，授翰林院编修，开始了十年的京官生涯。翰林院为清王朝储才之地，虽品级不高（编修为正七品），却肩负修史、编书、起草诏令等重任，亦是学者型官员的进阶之阶。池生春在此期间，“晨入署治事，暮归则闭户著书”，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学术研究与文献整理。 他首先参与了《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工作，负责云南、贵州部分的史料考证。为确保记载准确，他不仅查阅大量方志、文集，还向滇黔籍官员请教风土人情，所撰文稿“考据精详，叙述简雅，深得史法”。同时，他潜心研究经学，尤其对《诗经》《礼记》有独到见解，著有《诗经臆说》《礼记补注》等书，主张“解经当以训诂为基，以义理为归，不拘泥于门户之见”。其经学研究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不囿于繁琐训诂，注重经世致用，时人评价“其说持平，足以正宋明以来穿凿之弊”。 池生春的文学成就亦备受推崇。他工于诗赋，尤擅五言古诗，风格“清雄古淡，得陶谢遗韵”。在京期间，他与同乡学者戴絅孙、李兆洛等结为诗社，“每月三集，分题赋咏，唱和之作遍传都下”。其代表作《感怀诗三十首》，以深沉笔触抒发对民生疾苦的关怀与对仕途荣辱的思考，如“出门见流民，褴褛蔽体肤。问尔从何来，言自滇南隅。去年遭旱蝗，颗粒不得输”，字里行间尽显儒者情怀。他的骈文更是被誉为“当代第一”，《对策》《御试赋》等作品“典丽工整，气势磅礴，一时应试士子多效仿之”。 道光九年（1829），池生春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以“衡文精审，拔取寒士”著称。他在阅卷时力排众议，录取了多位家境贫寒却才华横溢的考生，其中不乏后来成名的学者。道光十一年（1831），他升任翰林院侍讲（从五品），充任日讲起居注官，负责记录皇帝言行，兼掌经筵侍讲。这一职务使他得以近距离接触朝政，却也让他目睹了官场的腐败与倾轧。他在日记中写道：“京官簿书繁琐，奔走应酬，非所以养才，不如著书立说，裨益后学。”遂萌生退隐治学之意，但终因母老未归。 三、视学三秦：陕甘大地的教化之行 道光十二年（1832），池生春被任命为陕西、甘肃学政，提督两省学政事务（正三品）。学政为清廷钦派官员，掌管一省教育、科举，地位尊崇，时称“冷衙门，热差使”。接到任命后，他即刻收拾行装，“轻车简从，不携家眷，沿途谢绝馈赠，仅带书童一人”，展现出清廉自守的品格。 抵达西安后，池生春首先整顿学政衙门，革除“棚规”“供给”等陋规，规定“一切费用，皆从官给，不得科派州县，扰累生童”。他深入各府、州、县书院，考察教学情况，亲自为诸生讲授经义，“每至一地，升堂讲学，环听至数千人，虽农夫牧竖，亦乐闻其言”。针对陕甘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他奏请朝廷增加边远州县的学额，设立义学，鼓励民间办学，并捐出自己的俸禄，在延安、榆林等地修建书院，购置图书。 在科举考试中，池生春力主“以文取士，不拘资格”，严厉打击舞弊行为。他亲自监考院试、乡试，“坐棘闱中，终日不倦，双目炯炯，奸弊无所遁形”。一次，有位陕西籍高官托人向他求情，希望关照其亲戚，池生春正色道：“学政之职，在为朝廷选拔真才，而非徇私舞弊。若违公论，何以对圣明，何以对士子？”遂严词拒绝。经他选拔的士人，“多敦品力学之士，后来成名者甚众”。 在陕甘三年间，池生春“遍历三秦大地，西至河西走廊，南抵秦岭巴山，北达河套平原”，每到一处，必考察风土人情，搜集地方文献。他发现陕西自周秦以来文物鼎盛，但宋元以后渐趋衰落，尤其明代以来，“学者多空谈性理，不务实学”，遂倡导“复兴汉学，兼采宋儒之长”，主张“为学当以经史为根柢，以考据为方法，以经世为目的”。他的学术主张对陕甘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时人称“自池公视学以来，三秦学风为之一变，务实尚学之风日盛”。 四、魂归滇南：未竟之志与后世遗泽 道光十五年（1835），池生春三年任满，准备回京复命。临行前，陕甘士民“焚香跪送，遮道攀辕，哭声震野”，百姓自发为他立碑纪德，称其“学贯古今，德被桑梓，三秦百年以来，未有如公者”。回京后，他因政绩卓著，升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从四品），充任文渊阁校理，负责皇家藏书的整理与编纂。 此时的池生春已年近四十，多年的奔波与操劳使他积劳成疾，但他仍“朝夕勤职，未尝少懈”。他计划整理多年来的学术成果，完成《云南通志稿》的编纂，并向朝廷建议“开发滇南矿务，发展边疆经济，加强民族团结”，这些主张后来多被采纳。然而，天不假年，道光十六年（1836）春，池生春在京突发疾病，“呕血数升，医治无效”，于三月十五日溘然长逝，年仅四十岁。 噩耗传到云南，楚雄父老“罢市三日，哭送于道”，五华书院师生设灵堂祭奠，称“滇中失去一巨擘，儒林折却半天星”。其灵柩归滇时，陕甘士民亦沿途祭奠，“自西安至潼关，数百里间，祭棚相望”。池生春一生清贫，“宦海二十年，家无余财，唯有图书数万卷”，临终前留下遗言：“吾一生所学，未能尽施于国，深以为憾。愿子孙力学，勿坠家声。” 池生春的学术著作主要有《池太史文集》《池太史诗集》《入秦日记》《直庐记》等，其文“理精词达，兼有汉魏之骨与唐宋之韵”，其诗“清刚雅正，得风人之旨”，其治学“博采众长，不偏不倚，注重实用”，被后世学者称为“滇中儒宗”。他与“五华五才子”的崛起，标志着清代云南文化的兴盛，打破了“滇南僻处，文化落后”的旧识，正如阮元所言：“云南人才，至池生春辈，已可与中原抗衡矣。” 五、历史回响：跨越百年的文化坐标 池生春的一生虽短暂，却在清代学术史与云南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他以寒微之身跻身翰林，凭借的是对学问的执着与品格的坚守；他视学陕甘，推动的是边疆教育的发展与文化的融合；他著书立说，传承的是滇中文脉的延续与学术的创新。 在治学方面，他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不局限于故纸堆中，主张“学术当经世致用”，这一思想对后世云南学者如方玉润、赵藩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文学上，他的诗赋骈文兼具才情与风骨，被收入《云南丛书》《滇诗丛录》等重要文献，成为清代滇中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教育上，他视学陕甘期间的举措，不仅改变了当地学风，其“兴学育才，不分地域”的理念，对今天的教育公平仍有启示意义。 如今，在楚雄市鹿城镇，池生春的故居虽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但其事迹仍在民间流传。当地学者整理出版了《池生春集》，五华书院旧址（今昆明云南大学内）亦立碑纪念“五华五才子”，池生春的名字始终与云南文化的高峰紧密相连。他用一生诠释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儒家精神，成为滇中士子的精神标杆，其学术品格与人生境界，至今仍值得后人敬仰与追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