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荣绪[南北朝][公元415年－488年，南朝齐史学家] 山东日照市莒县人物 臧荣绪，字荣绪，号灌园叟、被褐灌园叟，东莞郡莒县（今山东莒县）人。南朝齐历史学家，国子助教臧庸民的儿子。 出身官宦之家，不入官场，潜心著述。永明六年，卒于家中，时年七十四。著有《旧晋书》，成为后来唐朝房玄龄、褚遂良等官修《晋书》的最重要蓝本。 臧荣绪：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巨擘与《晋书》编撰者 一、家世背景与时代洪流中的成长（415-439年） 臧荣绪（公元415年－488年），字士纪，生于东晋义熙十一年，卒于南朝齐永明六年，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山东日照市莒县（时属徐州东莞郡莒县）人。其家族在魏晋时期曾是东海郡的望族，先祖臧熹、臧焘兄弟是东晋末年的重要官员，臧熹随刘裕（即宋武帝）南征北战，官至光禄勋，臧焘则以儒学知名，官至国子祭酒。这样的家世背景，为臧荣绪提供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学术氛围。 东晋末年至刘宋初年，社会动荡加剧，门阀制度虽仍占据主导，但寒门庶族通过军功或才学逐渐崛起。臧荣绪出生时，刘裕已掌控东晋朝政，正准备代晋建宋。公元420年，刘裕称帝，建立刘宋政权，史称刘宋王朝。这一政治变革对臧氏家族产生了直接影响——作为东晋旧臣后裔，臧家虽未遭受重大冲击，但已不复东晋时期的显赫地位，逐渐转向以学术传家。 幼年的臧荣绪在莒县老家度过，莒县自古为齐文化与鲁文化的交汇之地，儒学传统深厚。据《南史》记载，他“少耽书史，有志于终古”，自幼便对经史典籍表现出浓厚兴趣。当时的莒县虽地处淮北，却未完全脱离南方文化圈，刘宋政权对北方边境的经营，使得当地仍保留着较为活跃的学术交流。臧荣绪的父亲虽未入仕，但家中藏书丰富，他得以博览群书，尤其对《史记》《汉书》等史学名著烂熟于心，为日后的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隐居著述与学术体系的构建（440-478年） 刘宋元嘉年间（424-453年），社会相对稳定，文化政策宽松，史学研究迎来一个小高潮。然而，臧荣绪却在青年时期做出了一个重要选择：拒绝出仕，隐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专注于史学创作。这一决定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宋文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宗室争斗频繁，至孝武帝、明帝时期，政治更加黑暗，寒门与士族的冲突加剧。臧荣绪不愿卷入政治漩涡，选择以学术作为安身立命之本。 京口是南朝的重要文化中心，也是南北交通的枢纽，聚集了大量文人学者。臧荣绪在此“躬自灌园，以供朝夕”，过着清贫的隐居生活，却与当时的学术圈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与著名学者何承天、裴松之等人的后学多有交往，交流治学心得，拓宽学术视野。这种隐居而非隔绝的生活状态，使他既能潜心研究，又能洞察时代变迁。 在京口隐居的近四十年间，臧荣绪完成了其最重要的史学工程——《晋书》的编撰。当时关于两晋历史的著作已有二十余种，包括王隐《晋书》、虞预《晋书》、谢灵运《晋书》等，但这些著作或体例不全，或记事简略，或带有强烈的门阀偏见。臧荣绪以“括囊一代，撰成一书”为目标，广泛搜集西晋、东晋及十六国时期的史料，“鸠集英华，删除繁秽”，重新构建晋史的叙述体系。 他的《晋书》共110卷，包括纪10卷、录10卷、志30卷、传60卷，“纪”记帝王事迹，“传”述臣下言行，“志”载典章制度，“录”则收录东晋时期的重要文献与奏议。这种体例创新之处在于“录”的设置，它突破了传统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的局限，将典章文献独立成篇，更全面地反映了晋代的政治、文化面貌。此外，臧荣绪在编撰中秉持“善恶并书，斯为实录”的原则，对十六国政权的历史也给予了一定关注，超越了当时南朝士人“贵中华而贱夷狄”的狭隘观念。 除《晋书》外，臧荣绪还著有《续洞纪》《孔子三传》《五经序论》等书，涉及历史、儒学等多个领域。他的学术思想融合了儒家的经世理念与史学的实证精神，强调“史者，所以经盛衰，著成败，明古今之道”，将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紧密结合。在儒学方面，他推崇郑玄之学，对《诗经》《尚书》等经典有深入研究，其《五经序论》系统梳理了儒家经典的传承脉络，在当时学术界颇具影响。 三、南朝齐时期的学术影响与晚年境遇（479-488年） 公元479年，萧道成代宋建齐，史称南齐。新政权建立后，为巩固统治，重视文化建设，下诏搜求图书，征召隐逸之士。臧荣绪作为京口地区的学术领袖，其声名已远播朝野。齐高帝萧道成、齐武帝萧赜都曾有意征他入仕，但他“固辞不就”，坚持以布衣身份从事学术研究。 当时的南齐史学界，臧荣绪的《晋书》已成为研究晋史的重要典籍。他的同乡、著名学者檀超在编撰《南齐史》时，曾参考其体例；太子家令沈约在撰写《宋书》时，也对臧荣绪的晋史研究成果多有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臧荣绪的史学思想对当时的历史书写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强调“以史为鉴”，反对过分追求文辞华丽而忽视史实，这种观念在齐梁时期的史评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扬。 晚年的臧荣绪虽仍隐居京口，但学术地位日益崇高，前来问学之人络绎不绝。他的弟子中，不乏后来在齐梁政坛与学界崭露头角的人物，如沛国刘瓛、东莞徐伯珍等，这些人将其学术思想传播到更广阔的领域。与此同时，他对《晋书》进行了最后的修订，补充了刘宋初年的一些史料，使这部著作更加完善。 公元488年，臧荣绪在京口病逝，享年74岁。临终前，他嘱咐弟子“敛以时服，葬无棺椁”，践行了其一生简朴的生活态度。他的去世在当时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南史》记载“时人惜之”，京口士民自发为他举行了悼念仪式。 四、历史地位与学术遗产的传承 臧荣绪的史学成就，在南北朝至唐代的史坛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唐代官修《晋书》问世前，他的《晋书》是最为完备的晋史著作，被时人称为“旧晋书”。唐太宗贞观年间，房玄龄等奉诏修《晋书》，虽以臧荣绪《晋书》为底本，但也对其进行了大量改编——一方面吸收了更多十六国时期的史料，另一方面强化了正统观念，贬低曹魏、司马氏政权的禅代合法性。尽管如此，臧荣绪《晋书》的框架与史料价值仍不可忽视，唐代学者刘知几在《史通》中评价其“虽燕、越万里，而闻见不遗；虽禹、汤千年，而臣奸必载”，肯定了其史料搜集的全面性与记事的客观性。 遗憾的是，随着唐代官修《晋书》的广泛流传，臧荣绪《晋书》逐渐散佚，至北宋时期已难见完帙。今存《晋书》中，仍可见臧荣绪原著的痕迹，如“载记”部分对十六国政权的叙述，可能保留了臧荣绪“录”的部分内容；一些人物传记的文字风格，也与《南史》《北史》中引用的臧荣绪原文颇为相似。清代学者汤球曾辑录《九家旧晋书》，其中对臧荣绪《晋书》的辑佚最为详尽，共得4卷，虽仅为原书的冰山一角，却为后人研究其史学思想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学术传承的角度看，臧荣绪的史学实践开启了南北朝时期私人修史的风气。在他之后，南朝出现了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重要史书，北朝则有魏收《魏书》，这些著作虽为官修或半官修，却都受到了臧荣绪“博采众长、自成体系”的修史理念影响。此外，他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也为齐梁时期的经学转型提供了过渡——从郑玄的古文经学向王弼的玄学化经学转变过程中，臧荣绪的“序论”之作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五、莒地文化基因与臧荣绪的学术品格 臧荣绪的史学成就，与其出生地莒县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莒县自春秋时期便是莒国都城，历经秦汉、魏晋，始终是山东东南部的文化中心之一。这里既有“毋忘在莒”的政治典故，也有“莒鲁会盟”的文化交融，形成了务实、包容的地域精神。这种精神在臧荣绪身上体现为：一方面，他继承了莒地儒学重视经世致用的传统，将史学作为“明治乱、正得失”的工具；另一方面，他又超越了地域局限，以开放的视野看待南北历史，在《晋书》中对北方十六国政权的记载，体现了莒文化中“协和万邦”的包容特质。 从现代视角审视，臧荣绪的学术实践具有多重启示意义：在史料运用上，他强调“广征博引”与“去伪存真”的结合，这与现代史学的实证方法不谋而合；在历史观上，他突破了单一的正统论，试图客观呈现多元政权的并立状态，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在治学态度上，他甘于清贫、潜心学术的精神，为后世学者树立了典范。 尽管臧荣绪的名字在今天已不如司马迁、班固那般广为人知，但其作为南北朝时期史学转型的关键人物，其学术遗产值得深入挖掘。他以一生心血编撰的《晋书》，不仅是研究两晋历史的重要文献，更是中国史学史上私人修史的一座丰碑，永远铭刻着莒地学人对历史与文化的执着追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