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邦昌[宋][公元1081年－1127年，宋朝宰相]+像 河北沧州市东光县人物 张邦昌（1081年—1127年），字子能，永静军东光县（今河北省东光县）人。北宋末年宰相，伪楚皇帝。 张邦昌进士出身，曾任大司成，因训导失职，被贬提举崇福宫，知光州（今河南潢州）和汝州（今河南汝州）。徽宗时历任礼部侍郎、尚书右丞、尚书左丞、中书侍郎等。钦宗时为少宰，太宰兼门下侍郎。靖康二年（1127年）开封失陷后，被金人册立为傀儡皇帝，建国号曰“大楚”。金军北撤后，张邦昌立即请元祐皇后垂帘，并派人奉迎康王赵构即位，前后“僭位”三十二日。南宋建立后，改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封同安郡王。宰相李纲极论其罪，遂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安置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后因其僭位时与华国靖恭夫人发生暧昧关系，并有“语斥乘舆”之事，而被赐死。 张邦昌生平：从科举入仕到命运跌宕 北宋元符三年（1100 年），张邦昌以甲科及第，自此踏入仕途。初任瀛州教授，后被召为校书省正字、通判曹州等职，一步步在官场积累经验。大观四年（1110 年），他以中书舍人的身份，随兵部尚书王襄出使高丽，回国后升任大司成。 政和二年（1112 年）五月，张邦昌因训导失职，被降两官，提举崇福宫，并先后出知光州、汝州。政和末年，他从右文殿修撰、知洪州，入朝任礼部侍郎、翰林学士。任职期间，他率先提议将崇宁、大观以来的特殊祥瑞感应制成旗帜、器物，这一建议得到宋徽宗采纳。宣和元年（1119 年）三月，张邦昌从翰林学士升任尚书右丞，十一月又迁任尚书左丞。宣和三年（1121 年）十一月，转任中书侍郎。当时王黼当权，与童贯商议边境战事，张邦昌不置可否，遭众人谴责；但他也曾在与童贯议事时当面指出其过错，赢得士大夫称赞。宣和六年（1124 年），童贯欲再次用兵幽燕，张邦昌力劝其停止行动。 靖康元年（1126 年）正月，金军南下，宋徽宗禅位给宋钦宗。张邦昌依附宰相白时中，主张割地求和，力赞钦宗南逃襄阳，因此被升为少宰兼中书侍郎。金人进犯京师，宋廷议割地求和，钦宗命张邦昌随康王赵构前往金营为人质。临行前，张邦昌索要割地圣旨和河北印绶，均未得到。在金营期间，恰逢宋将姚平仲夜袭金营，完颜宗望怒责张邦昌，他坚称此非朝廷之意。二月，宋金达成和议，张邦昌升为太宰兼门下侍郎，继续留质金营，并充任河北路割地使。金兵北撤时，他被扣押北上，还劝说守城军民投降，遭到时人指责。数月后，金国再度攻宋，张邦昌随行，宋朝官员纷纷弹劾他私通金人，他因此被贬为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宋廷也罢去割地求和之议。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丙辰日（1127 年 1 月 9 日），金军攻破开封，俘虏徽、钦二帝。金人要求推举异姓为帝，宋朝留守孙傅等坚决反对，却遭金人胁迫。众人无计可施，因尚书员外郎宋齐愈从金营带回 “张邦昌” 之名，遂决定推举他。孙傅、张叔夜拒不在推举书上签名，被金人抓往营中。靖康二年（1127 年）正月十五日，张邦昌出使归来即被金军扣留。三月一日，他在金军压力下进入城门。百官敦请他即皇帝位，他犹豫不决，痛哭拒绝。金军限令三天内立他为帝，否则屠城。王时雍召集百官，以武力逼迫众人同意，御史中丞秦桧因反对立张邦昌、力争立赵氏宗室，被金人抓走。在众人劝说和屠城威胁下，张邦昌无奈接受册命，即伪皇帝位，国号大楚，准备定都金陵。他登上文德殿，设御位接受朝贺，不让百官跪拜，自己也只是面朝东恭敬站立。 张邦昌称帝后，外统制官吴革耻于屈节异姓，率内亲事官数百人，先杀妻女、烧毁宅第，准备在金水门外举事，却被范琼假意合谋，背后袭杀。张邦昌称帝当天，狂风蔽日，百官神色凄惨，他自己也惊恐不安。他任命王时雍、吴幵等一批官员，下令恢复百官和各部门职能。金军撤退时，他前往送行，徽钦二帝被掳北去，他率百官遥辞送别，众人痛哭失声。 金军撤离后，吕好问、马伸等劝说张邦昌迎立康王赵构。张邦昌听从建议，册封元祐皇后为宋太后，垂帘听政，并派人给康王送信解释缘由。随后，他献上大宋传国玉玺，请求元祐皇后继续听政，等待康王复位。不久，他亲自前往南京向康王请罪，得到抚慰。靖康二年（1127 年）五月初一日，赵构即位，任命李纲为宰相，张邦昌调任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封同安郡王。但李纲坚决弹劾张邦昌，认为他僭越称帝，应处极刑。宋高宗最终将张邦昌责授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潭州。 起初，张邦昌僭越称帝时，华国靖恭夫人李氏多次示好，甚至在他醉酒时为他披上赭红色短袖外衣，还将养女陈氏送入他寝宫。宋高宗得知此事后，将李氏下狱审问，李氏认罪。宋高宗下诏历数张邦昌罪行，赐他在潭州自尽，李氏被杖脊后发配为奴，王时雍等之前已被流放，此时也被诛杀。 张邦昌作为金国推立的伪楚皇帝，其行为充满矛盾。他称帝虽是受金人逼迫，且在称帝后提出一些有利于赵宋皇室和开封军民的请求，如保护赵氏陵墓庙宇、停止搜刮金银等，这些请求也得到金国主帅同意 。但他终究建立了傀儡政府，做出一系列僭越举动，即使最后还政于宋高宗，其 “僭越称帝” 的经历仍触犯了士大夫推崇的忠君观念，遭到南宋士大夫的猛烈抨击。 据《大金国志》记载，张邦昌被贬谪至潭州，寄居在天宁寺。寺内的平楚楼，得名于唐代沈传师 “目伤平楚虞帝魂” 的诗句。当他接到宋帝赐死诏书时，在平楚楼下徘徊逃避，最终被执行官员逼上高楼。望着楼名，张邦昌长叹一声，结束了自己充满争议的一生。 张邦昌人物争议与历史形象解读 张邦昌作为北宋末年至南宋初期的关键人物，其生平事迹充满争议，主要集中在出使高丽被立为高丽王的真伪，以及他本人是否存有“篡逆”之心两大问题上。这些争议不仅影响着后人对其历史评价，也折射出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与历史书写的多重面相。 一、出使高丽并立为高丽王的争议辨析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O五引《中兴姓氏录》之《叛逆传》记载：“张邦昌，字彦能，元符三年以甲科累迁工部尚书，使于高丽国，适高丽国王死，国人重中国之使，权立邦昌为国王。后诏还之。”然而，这一记载在众多重要史料中均无佐证。王称《东都事略》、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宋史》相关本纪与列传，以及《宋会要》的奉使、国信、蕃夷等诸部，均未提及此事。仅有与张邦昌同时代的朱胜非所著《秀水闲居录》提到“张邦昌以中书舍人使高丽” ，但未涉及他被立为高丽国王的情节。 （一）出使时间的考证 关于张邦昌出使高丽的时间，《中兴姓氏录》称在元符三年（1100年），但《宋史》中王襄传记显示“大观三年，以集贤殿修撰知潭州，改兵部侍郎，使高丽”，清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及今人编纂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也因袭大观三年（1109年）之说。而朝鲜郑麟趾等所著《高丽史》卷十三及金宗瑞等编《高丽史节要》明确记载，高丽睿宗“五年六月辛已，宋遣王襄、张邦昌来”，睿宗五年对应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 。由此推断，张邦昌出使高丽更可能是在大观四年，而非元符三年或大观三年。 （二）立为高丽王的质疑 从史实角度分析，《中兴姓氏录》的说法存在诸多矛盾。当时高丽国王睿宗正值壮年，且已在位五年。睿宗生于文宗三十三年（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崇宁五年（1106年）即位，张邦昌出使时（大观四年，1110年），他年仅32岁，直至宣和四年（1122年）才逝世 。所谓“适高丽国王死”的记载，与事实严重不符。 从国际形势看，高丽长期处于契丹的武力控制之下，接受契丹册封，使用契丹正朔，虽与北宋恢复往来，但关系远不及与契丹紧密。在这种局势下，高丽绝无可能违背辽国意愿，拥立宋朝使者为国王；契丹也不会容忍宋朝在其势力范围内扶持傀儡政权。 从出使规格而言，大观四年的出使以王襄为正使，张邦昌为副使。《高丽史》记载宋徽宗诏令中，王襄位列首位，且明确“使副就王前传密谕” 。若真有权立国王之事，依照地位与礼仪，也轮不到身为副使的张邦昌。 此外，《高丽史》记载王襄、张邦昌抵达高丽后，六月戊子，睿宗“宴宋使于会庆殿”；七月戊戌朔，“王襄等还”，高丽国王“附表以谢” 。若张邦昌真因被立为国王而留下，《高丽史》不可能毫无记载，且此后书中再未出现其名，可见“后诏还之”的说法并不成立。综合来看，张邦昌被立为高丽王极有可能是误传或后人附会。 二、“篡逆”之心的争议探讨 张邦昌建立“伪楚”政权的动机与行为，是其历史争议的核心。两宋之际的野史笔记虽存在夸大或不实之处，但因多为当时人见闻所撰，仍具重要参考价值。 （一）登基过程的被动性 靖康二年（1127）正月十五日，张邦昌从燕京抵达开封城外金营时，对金人欲拥立他为帝一事毫不知情。直至二月底，金帅派刘彦宗、刘思告知百官劝进之意，他才知晓此事，并当即表示“必欲立邦昌，请继以死”，甚至“呵责彦宗，又骂城中百官，因不食” 。然而，金人以屠城相逼，三月二日更明确限令“三日立邦昌，不立，城中尽行杀戮” 。在金兵威胁与城中官员、百姓泣劝之下，张邦昌最终无奈屈从。《三朝北盟会编》《东都事略》等史料均证实，其登基并非出于本心，而是迫于形势。 （二）“伪楚”政权时期的举措分析 以四月一日金兵北撤为界，张邦昌在“伪楚”政权的举措可分为两个阶段。金兵屯驻开封期间，张邦昌在金人的直接控制下，虽执行了组建傀儡政府、颁布赦令等任务，但也做了一些存抚开封士民的事，如抚谕太学生、请求金人免括金银表段和保护赵氏宗庙等 。这些举措既符合金人利益，又为自己留下退路，正如《大金国志》所言，他“大抵每事不敢有信意，逼迫金国之命耳” 。 金兵北撤后，张邦昌的行为引发更多争议。王称认为他“及金骑已退，乃纳政孟后，归玺康王，其心迹亦可见矣” ；而《伪楚录》则指出他“尚分卫兵守都城，文移中削去靖康年号”等行为，显露出“潜逆之迹” 。徐梦萃也认为他“初，金人欲行未行之间，邦昌为左右眩惑，有异初心” 。但深入分析可知，四月初二日，张邦昌在颁布赦令、遣散勤王师的同时，已密遣使臣寻访赵构，并与赵野、范讷等相约计事，商议复辟事宜 。他之所以采取这些看似矛盾的举措，一方面是忌惮金人扬言“观衅而动”，担心过早归政引发金兵回师；另一方面也是为自身安危考虑，避免残破的开封城因勤王军入城而陷入混乱 。吕好问劝其归政时，他提出“敌去未远，请俟逾境” ，在请孟太后垂帘听政的手书中也提及“尚虞殿后之师或致回戈之举” ，均反映出他的顾虑。 事实上，张邦昌在位期间始终保持“假官家”姿态。他“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见百官称‘予’不称‘朕’，不称‘圣旨’，禁中诸门悉缄锁，题以‘臣邦昌谨封’” 。这些细节表明，他并无取代赵宋、自立为帝的意图。 三、史料记载与文学形象 张邦昌的历史争议在史料记载与文学创作中呈现出不同面貌。《宋史》《大金国志》《三朝北盟会编》《东都事略》等史料，从不同角度记录了他的生平与事迹，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基础 。而在文学作品中，张邦昌的形象被进一步戏剧化。《续金瓶梅》选取他即位及与华国李夫人的故事，塑造出胆小软弱、沉迷情色又贪恋权势的恶人形象；《说岳全传》则将其彻底塑造成北宋灭亡的幕后主使，勾结金人卖国求荣，成为毫无道德底线的刻板反派 。这些文学形象虽与史实存在偏差，却反映出民间对张邦昌的负面评价，以及历史人物在文学演绎中被符号化的现象。 张邦昌的历史争议源于复杂的政治环境与历史书写的多面性。通过对史料的细致考证与分析，可清晰看到他出使高丽被立为王的说法缺乏依据，其建立“伪楚”政权更多是被迫之举，并无篡逆之心。然而，历史评价往往受政治立场、民间情感等因素影响，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更强化了他作为“叛臣”的负面标签，这也为我们理解历史人物与历史书写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