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岱年[公元1909年－2004年，著名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 河北沧州市献县人物 张岱年（1909年5月23日—2004年4月24日），男，汉族，用名宇同，别名季同，河北献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 张岱年先生1933年任清华大学助教，1936年写成名著《中国哲学大纲》。1952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78年起张岱年先生担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197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张先生被推为会长。张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著作等身，有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他又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桃李满天下。 2004年4月24日，因患心肌梗塞引起心衰竭不幸逝世，享年95岁。 张岱年：哲学征途上的河北骄子 在河北沧州市献县的广袤大地上，深厚的文化底蕴如肥沃土壤，滋养出无数杰出人物，张岱年便是其中闪耀的巨星。从1909年5月诞生至2004年4月24日辞世，他以95载波澜壮阔的人生，在哲学与学术的苍穹中留下了璀璨夺目的轨迹，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界与史学界难以逾越的高峰。 书香世家育英才 1909年5月，张岱年出生于北京西城酒醋局胡同，原籍河北献县。其家族虽历代务农，但薄有田产，至祖父一代家境渐丰，成为中等地主。父亲张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后曾任沙河县知事、枣强县知事，晚年投身教育，担任燕冀中学的校董，且对“黄老之学”情有独钟 。母亲赵太夫人，勤俭持家，慈爱宽厚，育有四子二女。张岱年3岁时随母亲回乡，直至1920年母亲病逝才重返北京与父亲团聚。在乡村生活的岁月里，母亲以质朴的言传身教，为张岱年播下“要强”与“做个好人”的种子，这成为他日后在艰难时世中坚守初心的精神根基 。 张岱年的长兄张崧年（张申府），是中国现代哲学领域的重要人物，更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崧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并留校工作，因介绍罗素哲学在学术界声名鹊起。在张岱年的成长过程中，长兄如明灯般照亮他的求知之路。在张崧年的引导下，张岱年自幼便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广泛涉猎英国哲学家罗素、摩尔、怀特海的英文原著，沉浸于西方哲学的深邃思想海洋中，不断汲取养分，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凭借长兄的关系，张岱年有幸结识梁漱溟、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等一众哲学大家，得以与前辈们交流切磋、请教学习，这些宝贵经历极大地拓宽了他的学术视野，成为其哲学思想形成与完善的重要理论源泉 。 求学之路展锋芒 1928年，张岱年考入清华大学，旋即退学，后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并被录取。在北师大附中求学时，他便展现出卓越的学习能力与探索精神，结识了阮庆荪、庄镇基等志同道合的同学，彼此砥砺学问，共同进步 。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后，张岱年更是如鱼得水，与王重民、孙楷第等优秀学子相识相知，同班同学傅继良以及挚友张恒寿，在学术创作与思想交流方面给予他诸多支持与帮助。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张岱年潜心钻研，不仅对西方哲学有着深入探索，还深受马克思、恩格斯等著作的影响，深刻认识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时代价值，为其日后融合中西哲学思想、形成独特学术体系埋下伏笔 。 1933年，张岱年大学毕业。由于在校期间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凭借扎实的学术功底与深刻的思想见解，被清华大学哲学系聘为助教，正式开启哲学专业教学工作。此后，他在学术道路上一路奋进，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 学术生涯著华章 早期探索与奠基之作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交织，但这也成为张岱年学术思想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期。面对国家的艰难处境，张岱年以笔为剑，投身于思想文化的战场。1933年，他发表《论外界的实在》，从理论层面有力地论证外在世界的客观存在，直击主观唯心主义的要害，此文一经发表，便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其长兄张崧年称赞道：“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 1934年，张岱年撰写《中国思想源流》，深刻指出中国民族身处生死存亡之际，急需一种能振奋精神、应对危机的哲学，他呼吁复兴中国固有的积极思想，并进行新的创造，这一观点犹如振聋发聩的呐喊，为彼时迷茫的学界指明方向 。 1936年，张岱年完成了成名作《中国哲学大纲》。在那个普遍推崇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缺乏系统梳理与自信的时代，张岱年独树一帜，以问题为纲，深入剖析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与思想体系，首次明确回应“中国有中国的哲学”这一关键命题。他将中国哲学分为一般哲学（涵盖形而上学的宇宙论、伦理学的人生论、知识论和方法论的致知论）和特殊哲学（包括修养论和政治论），对各部分展开详细阐述。例如，在宇宙论中，他创新性地提出本根论与大化论，本根论探讨宇宙万物的根本存在，大化论研究宇宙的变化发展，其对本根“始义、究竟所待义、统摄义”的独特解读，以及“大化三极”（元极、理极、至极）观点的提出，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精华，为中国哲学研究开辟全新路径，获得冯友兰先生的高度赞誉，极大地提振了民族文化自信心 。 战乱坚守与思想沉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作为清华大学哲学系助教的张岱年，因学校安排滞留北平，与学校失去联系。尽管局势险恶，他坚守民族气节，拒绝到日伪盘踞的学校任职，选择深居简出，闭门读书。在蛰居的日子里，张岱年并未消沉，反而利用这段相对安静的时光，潜心研读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怀特海、罗素等中外哲学家的著作，与先哲们进行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 。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张岱年出于对时局的关注与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仅用3个月时间便写成《哲学思维论》，深刻揭露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本质，为国人认清局势提供理性分析。此外，在这一时期他还创作了《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和《天人简论》，合称为“天人五论”。在“天人五论”中，张岱年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巧妙吸收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德理想主义进行改造与重建，尝试构建一种“新综合哲学”体系，尽管受当时条件限制，体系尚不完善，但已为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指明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方向 。 战后发展与持续创新 抗战胜利后，1946年清华大学复校，张岱年重回清华哲学系工作，并于1951年晋升为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张岱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自此在北大这片学术沃土上，继续深耕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 新中国成立初期，张岱年积极投身于教学改革与学术建设。他不仅讲授马列主义基础课，还坚持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相继撰写《张载——中国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与《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等著作。在《张载——中国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中，他深入挖掘张载哲学思想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因素，为重新认识和评价张载哲学提供全新视角；《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则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成为研究中国唯物论史的重要参考著作 。 1957年，张岱年因言获罪，陷入“反右”扩大化的困境，学术研究被迫中断长达五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再次遭受批判，学术之路愈发坎坷。然而，张岱年始终怀揣对学术的热爱与执着，在艰难岁月中默默坚守，等待学术春天的到来 。 学术春天的累累硕果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学术领域也迎来复苏。张岱年重焕生机，担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被推选为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他积极投身教学工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招收的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课程，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术经验与研究方法传授给年轻学子，为中国哲学研究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 这一时期，张岱年的学术创作也迎来井喷式发展。他相继出版《中国哲学发微》《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等多部著作。在《中国哲学发微》中，他对中国哲学中的诸多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挖掘与阐释，提出许多独到见解；《中国伦理思想研究》则系统梳理了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对传统伦理观念进行现代反思；《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提供了系统的史料学方法与指导；《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则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进行全面总结与创新，为学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重要遵循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焦点。张岱年积极参与文化讨论，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他反对“全盘西化”与文化复古主义，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引领，融合中西文化精华，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他认为中国文化虽在科学实验与民主法治方面落后于西方，但拥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优势，应在继承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先进文化成果，推动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这一理论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支撑 。 1983年，张岱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更高的政治觉悟与使命感，继续为学术事业与国家发展贡献力量。1989年，他改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但依然活跃在学术前沿，笔耕不辍，为中国哲学的传承与创新奋斗至生命最后一刻 。 学术思想放光芒 中国哲学史研究：独树一帜的阐释 张岱年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他深入剖析先秦诸子、汉魏哲学、宋明理学及明清实学等各个时期的哲学思想，尤其注重挖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在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中，当学界普遍将其划分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流派时，张岱年独具慧眼地指出，还存在以张横渠、王浚川、王船山为代表的气一元论，丰富了对宋明理学的认知维度 。 他强调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独特性，认为其与西方及印度哲学存在显著差异。在《中国哲学大纲》中，他通过对中国哲学基本概念范畴的细致梳理与深入阐释，如对“天”“道”“气”“理”“心”等概念的多维度解析，展现中国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与理论体系，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方法，让后人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 。 哲学理论探索：融合创新的智慧 在哲学理论问题研究方面，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张岱年便广泛涉猎恩格斯、列宁以及英国哲学家罗素、穆尔的著作。他认同辩证唯物论的科学性，同时欣赏罗素、穆尔的逻辑分析方法，尝试将二者有机结合。他撰写《论外界的实在》《谭理》等论文，运用逻辑分析方法论证唯物论观点，在《哲学思维论》中进一步阐述唯物辩证法，主张逻辑分析与唯物辩证法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 张岱年提出“分析唯物论”，认为唯物论应与理想主义、解析方法相结合。他从唯物论的世界观看，承接张载、王夫之的气论传统，同时吸收维也纳学派物理主义的有益成分，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在哲学方法论上，以逻辑分析为基本方法，以辩证法为普遍科学方法，形成独具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为中国现代哲学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 文化问题研讨：综合创新的引领 在文化问题上，张岱年始终坚持理性、客观的态度。从三十年代参与文化讨论开始，他便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及传统复兴论，倡导融合中西文化精华。他深刻认识到中国文化在科学实验与民主法治方面的不足，同时也充分肯定中国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价值 。 其“文化综合创新论”成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大讨论中的重要理论旗帜。这一理论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国情，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民主理念等先进成果，同时深入挖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如儒家的仁爱思想、道家的自然观念等，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指明方向，对推动文化自信自强、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 桃李满园留芬芳 张岱年不仅是杰出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更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他以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尚的师德风范，深受学生敬仰与爱戴 。 1978年起，他为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课程，在课堂上，他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将晦涩难懂的哲学理论以生动形象的方式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扎实的学术基础与严谨的治学方法 。1982年，张岱年开始招收中国哲学博士研究生，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他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创新精神，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勇于探索。在指导学生论文时，他认真细致，从选题、资料收集到观点论证，每一个环节都给予悉心指导，为学生的学术成长保驾护航 。 在张岱年的悉心培养下，众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他的学生们在哲学研究、教育教学、文化传播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传承和发扬着张岱年的学术思想与治学精神，成为推动中国哲学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 学界泰斗垂青史 张岱年一生著作等身，其学术成就得到学界广泛认可与高度赞誉。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在多个学术组织中发挥引领作用，为推动中国哲学研究的规范化、国际化进程贡献力量 。 2004年4月24日，张岱年因患心肌梗塞引起心衰竭，溘然长逝，享年95岁。他的离去是中国哲学界与文化界的重大损失，但他留下的丰富思想遗产与崇高精神风范，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国学术史上。张岱年以其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怀，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发展历程中的一座灯塔，照亮后来者前行的道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人在哲学研究与文化传承创新的征程中奋勇前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