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公元1927年－2014年，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像 湖北黄冈市黄梅县人物 汤一介（1927年2月16日－2014年9月9日），男，出生于天津，籍贯湖北省黄梅县，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 汤一介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界代表性人物之一，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还是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Research in Value and Philosophy）理事、第十九届亚洲与北非研究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国际道学联合会副主席。 2003年起，汤一介担任《儒藏》编纂中心主任、首席专家。 汤一介：赓续文脉的哲学泰斗与国学守望者 汤一介（1927年2月16日－2014年9月9日），出生于天津，祖籍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被誉为“当代中国哲学界的标杆性人物”。他出身于书香世家，祖父汤霖是晚清进士，父亲汤用彤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汤一介承继家学，深耕中国哲学七十余载，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学术理念，为传统国学的现代化转型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书香世家的启蒙：动荡岁月中的学术萌芽（1927-1949） 1927年，汤一介出生于天津一个学术氛围浓厚的家庭。父亲汤用彤时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专治魏晋玄学与印度哲学，家中藏书颇丰，往来皆为学界名流——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等学者常聚于家中探讨学问，这种耳濡目染的学术环境，为汤一介埋下了哲学探索的种子。 动荡中的求学之路 汤一介的童年与青年时代，恰逢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家人辗转南迁，先后在昆明、重庆等地求学。在西南联大附中就读期间，他接触到进步思想，曾参与学生运动，对国家命运产生强烈关切。1946年，汤用彤受聘北京大学，全家迁回北平，汤一介随之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学习，1947年正式考入北大哲学系。 家学与时代的碰撞 在北大求学期间，汤一介深受父亲治学理念的影响。汤用彤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这种兼容并蓄的学术态度深刻塑造了汤一介的学术路径。他既系统研读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从孔孟老庄到宋明理学均有涉猎，又广泛接触西方哲学思潮，对黑格尔、康德、存在主义等学说产生浓厚兴趣。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思想界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汤一介积极参与其中。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我渴望理解这个时代，也渴望让古老的中国哲学在新的时代找到生命力。”这种对时代的呼应与对传统的坚守，成为他日后学术研究的核心张力。 二、学术波折与坚守：在时代浪潮中锚定方向（1950-1978）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间，学术研究深受政治运动影响，汤一介的学术道路也历经波折。他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担任助教、讲师，参与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却因“家庭出身”等问题多次受到冲击。 特殊年代的学术蛰伏 1957年“反右”运动中，汤一介因提出“学术研究应独立于政治”的观点受到批判；“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长达数年无法从事学术研究。即便在最艰难的时期，他仍偷偷研读《道德经》《庄子》等典籍，在笔记本上写下数万字的批注，思考“道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契合点”。 这一时期，他的研究虽未公开发表，却形成了对中国哲学“内在价值”的深刻认知。他认为，传统哲学并非僵化的教条，而是蕴含着可与现代社会对话的智慧——如儒家的“和而不同”、道家的“自然无为”，均可为解决现代社会的矛盾提供启示。 转向与突围 1973年，汤一介被调回北大参与“批林批孔”运动，负责整理儒家典籍中的“消极思想”。他表面服从安排，实则借机系统梳理了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尤其关注“仁学”与“礼学”的张力。他在私下笔记中提出：“批判传统易，理解传统难，若不能理解其深层逻辑，批判便沦为空谈。”这种反思，为他日后提出“创造性转化”奠定了基础。 三、改革开放后的学术喷发：重建中国哲学的现代话语（1979-1990） 1978年改革开放后，学术环境逐渐宽松，汤一介迎来了学术生涯的黄金期。他以“补课”的紧迫感投入研究，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重新激活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讨论。 核心命题的提出 1983年，汤一介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论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首次明确提出“对传统哲学进行创造性转化”的主张。他指出：“传统并非博物馆里的古董，而是流动的活水。我们需要用现代视角重新诠释传统，使其成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资源。”这一观点在学界引发热烈讨论，成为推动国学复兴的重要理论支点。 1985年，他发表《论“天人合一”》，从生态哲学角度重新解读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提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是屈服自然，而是在尊重自然规律基础上的共生”，呼应了当时全球兴起的环保思潮，展现了中国哲学的现代价值。 推动学术交流 1980年，汤一介作为中国学者代表出席在夏威夷召开的“朱熹思想国际研讨会”，这是他首次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会上，他以《朱熹的“格物致知”与科学精神》为题，论证宋明理学中蕴含的“理性主义”因素，打破了西方学界“中国哲学缺乏科学精神”的偏见，引起国际汉学界的广泛关注。 此后，他多次出访欧美，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名校讲学，系统介绍中国哲学的现代意义。1986年，他发起成立“中国文化书院”，邀请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等学者担任导师，致力于“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理解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培养了大批国学人才，成为80年代“文化热”的重要策源地。 四、构建体系与传承文脉：《儒藏》工程与晚年使命（1990-2014） 进入90年代，汤一介的学术重心转向“构建中国哲学的现代体系”与“整理国故”。他意识到，若要让中国哲学获得世界认可，既需要理论创新，也需要文献基础的夯实。 主持《儒藏》编纂 2003年，76岁的汤一介承担起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儒藏》的总编纂工作。这部工程计划收录自先秦至清末的儒家典籍3000余种，分“经部”“论部”“史部”，总计约10亿字，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儒家文献汇编。 汤一介为《儒藏》确立了“全、精、新”的编纂原则：“全”即尽可能收录历代儒家重要典籍，包括日韩越等国的汉文儒家著作；“精”即采用善本、校本，校勘严谨；“新”即每部典籍附现代导读，便于当代读者理解。他亲自主持制定编纂体例，逐一审读样稿，甚至对标点符号的使用都反复斟酌。 编纂过程中，他面临资金短缺、人才不足等诸多困难，曾自掏腰包垫付研究经费，带病参加编纂会议。他在给团队的信中写道：“《儒藏》不是给古人看的，是给后人看的。我们要让子孙知道，中国有这样一套承载着智慧的典籍，值得他们骄傲，也值得他们思考。”2014年，《儒藏》“精华编”首批50册出版，成为他学术生涯的压轴之作。 理论体系的成熟 晚年的汤一介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理论框架。他在《中国哲学简史》（2005）中提出，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应具备三个特征：“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史料为中心”“融合中西哲学方法”“关注现实人生”。 他特别关注“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对话”，提出“和而不同”的文明观。2008年，他在巴黎国际哲学大会上指出：“不同文明之间不是对抗关系，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国哲学中的‘和’不是同质化，而是在差异基础上的和谐共生。”这一观点被学界视为应对“文明冲突论”的东方智慧方案。 五、育人与传承：让哲学走进生活 汤一介不仅是学者，更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教育家。他在北大执教六十余年，培养了大批中国哲学领域的中坚力量，如陈来、王博等知名学者均出自其门下。他的教学理念是“不做‘经师’，要做‘人师’”，主张“哲学教育不仅是知识传授，更是思维方式的培养”。 他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不仅讲授典籍文本，更引导学生思考“哲学与人生的关系”。他常对学生说：“读《论语》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思考‘如何做一个有温度的现代人’；读《庄子》不是为了避世，而是为了在浮躁的社会中保持内心的宁静。”这种将哲学与生活贯通的态度，让抽象的理论变得鲜活。 除了课堂教学，他还积极推动“国学大众化”。晚年他参与录制《大国崛起中的文化力量》系列讲座，用通俗语言解读儒家“大同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关联；他主编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被列为中学生必读书目，让青少年从小接触传统文化的核心智慧。 六、结语：生命落幕与精神传承 2014年9月9日，汤一介因肺癌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临终前，他仍嘱托家人：“《儒藏》的编纂要继续下去，中国哲学的研究不能停。” 他的一生，始终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张力中探索。从早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到中年对传统哲学的反思，再到晚年推动文明对话，他以开放的心态汲取一切有益的思想资源，却始终锚定“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正如他在《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中所写：“我渴望中国哲学能为人类文明贡献智慧，这不是民族主义的自负，而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 汤一介的学术遗产，不仅在于他的著作与《儒藏》工程，更在于他为中国哲学注入的“生命力”——让古老的智慧走出故纸堆，成为照亮现代人生的精神火炬。他用一生践行了父亲汤用彤“薪火相传”的嘱托，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命题：在全球化的今天，如何让传统文脉活在当下，成为我们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这，正是这位黄梅籍哲学大师留给时代的永恒思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