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玉纯[公元1913年－198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像 湖北黄冈市红安县人物 况玉纯（1913年-1989年4月18日），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30年1月投身革命队伍，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4军10师30团营部书记，团政治处秘书长，第30军88师政治部秘书长，89师264团营政治教导员。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四军（西路军）失败，他因负伤被俘，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任八路军129师第2兵站站长，骑兵团教育股股长、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任冀鲁豫军区第九军分区副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7纵队21旅旅长，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独立第1旅旅长，第二野战军17军49师政治委员。参加了平汉、定陶、巨野等战役，以及淮海决战、挺进西南等作战。1949年11月14日，况玉纯政委率部解放瓮安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况玉纯先后任中共贵州独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后方工程建筑部副部长、营房管理部政治委员、营房部部长、后勤技术装备研究院政治委员。长期担任国家、军队建筑营房部门和后勤技术装备科研部门的领导职务，以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1989年4月18日，况玉纯因病于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 况玉纯：从红安赤子到开国少将的烽火人生 在湖北红安这片孕育了223位将军的红色土地上，况玉纯（1913年－1989年）的名字虽不及许世友、韩先楚等名将那般广为人知，却以其在后勤保障、军事指挥领域的卓越贡献，在人民军队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他历经土地革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新中国建设，从一名贫苦少年成长为开国少将，用一生践行了对革命的忠诚与担当。 一、红安星火：少年投身革命洪流（1913－1930） 1913年，况玉纯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况家河村一个佃农家庭。父亲租种地主土地，终年劳作却难以糊口，母亲靠纺线补贴家用，一家人在苛捐杂税与地主盘剥中挣扎求生。8岁时，况玉纯被送进私塾读了两年书，因家境破败被迫辍学，12岁起便随父亲下地干活，还曾到武汉做过学徒，饱尝底层社会的艰辛。 1927年黄麻起义爆发，况家河村成立农民协会，14岁的况玉纯目睹农会打土豪、分田地的壮举，心中燃起对公平社会的向往。他主动为农会站岗放哨，传递消息，次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村里最年轻的“红小鬼”。1930年，红一军在黄安扩红，17岁的况玉纯瞒着家人报名参军，被编入红一军第一师三团三营九连，从此踏上革命征途。 二、红军岁月：从战士到后勤骨干（1930－1937） 加入红军后，况玉纯凭借机灵与勇敢，很快从战士成长为班长。1931年，他在攻打新集（今河南新县）的战斗中，带头攀爬云梯突破城墙，身负轻伤却坚持战斗，战后被提拔为排长，并转为中共党员。同年，他随红四军参加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在双桥镇战斗中俘敌数百，因功升为连指导员。 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况玉纯随部队西征入川。在创建川陕苏区的过程中，他调任红四军十一师政治部宣传干事，后转任供给处指导员，开始涉足后勤工作。1933年，他参与通江、南江、巴中根据地的土地改革，负责为部队筹集粮食，创造性地采用“借粮证”制度，既保障了军需，又维护了群众利益，受到师部表彰。 1935年长征开始后，况玉纯任红四军供给部粮秣科科长，肩负着为部队筹措粮草的重任。过草地时，部队断粮多日，他带头挖野菜、煮皮带，将仅存的青稞面让给伤员。一次夜间行军，他不慎跌入沼泽，战友们用绑腿将他拉上来时，他怀里还紧紧抱着部队的粮款账本。1936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进入红军大学学习，系统掌握了后勤管理知识，为日后工作奠定基础。 三、抗日战场：冀南根据地的“粮草官”（1937－1945）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况玉纯任三八五旅供给处军需股股长。1938年，他随陈再道、宋任穷挺进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任冀南军区供给部副部长。当时冀南平原无险可守，日军频繁“扫荡”，部队粮食、弹药、被服极度匮乏。 为破解困境，况玉纯提出“分散筹粮、定点储存、坚壁清野”策略：组织群众在村外挖地窖储存粮食，用暗号标记位置；发动妇女合作社织布做鞋，解决被服短缺；建立地下交通线，从敌占区秘密采购药品与弹药。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他带领后勤人员在正太铁路沿线设临时兵站，冒着炮火向前线运送弹药，三天三夜未合眼，确保了部队补给。 1942年日军“铁壁合围”冀南根据地，况玉纯时任冀南军区四分区供给处处长，在反“扫荡”中创造出“麻雀式补给法”：将粮食、药品分装成小包裹，由民兵分散携带，趁夜暗送到部队隐蔽点。他还组织群众破坏日军交通线，缴获敌人物资，仅在威县战斗中就截获日军战马30匹、粮食200余石，被军区表彰为“模范供给干部”。 1944年，况玉纯调任冀南军区供给部部长，主持根据地经济建设。他推动开办纺织厂、制鞋厂，推广棉花种植，使军区被服自给率从30%提升至70%；建立贸易局，与敌占区商人开展秘密贸易，换回急需的盐、布匹与药品，为冀南根据地渡过困难时期作出重要贡献。 四、解放战场：后勤与作战双肩挑（1945－1949） 抗战胜利后，冀南军区部队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况玉纯任纵队供给部部长。1946年内战爆发，他随部队参加上党、邯郸战役，在零下十几度的寒冬中，仅用三天就为部队赶制出5000套棉衣，被刘伯承司令员称赞“雪中送炭，功不可没”。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况玉纯任第二纵队后勤部部长。部队进入无后方作战状态，他提出“就地取材、分散补给”方案，组织战士向老乡借粮并写下借条，同时征收地主浮财补充军需，既保障了部队机动，又维护了群众纪律。在汝河战役中，他亲自带领运输队冒着炮火抢运弹药，为部队突破敌防线提供关键支持。 1948年，况玉纯调任第二野战军十军后勤部部长，参与淮海战役。他提前在涡河、淝河沿岸建立兵站，储备粮食300万斤、弹药200吨，并组织了5000人的民工担架队。战役期间，他每天只睡4小时，调度物资、救治伤员，确保了十军在围歼黄维兵团时的持续战斗力。1949年渡江战役中，他带领后勤人员征集船只200余艘，培训船工500名，为十军顺利渡江提供了保障，战后荣立二等功。 五、新中国建设：从后勤专家到军分区司令（1949－1989） 1949年10月，况玉纯随十军进军西南，任川南军区后勤部部长。面对战后四川百废待兴的局面，他主持修复兵工厂、被服厂，组织粮食调运，支援地方剿匪与土地改革。1952年，他调任西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部长，推动建立标准化军需生产体系，使西南军区被服、食品自给率达到90%以上。 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况玉纯因革命资历与贡献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同年，他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后勤系学习，系统钻研现代后勤理论，毕业后任总后勤部驻重庆办事处主任，负责西南地区军队物资供应。 1960年，况玉纯调任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主管后勤与国防动员。他深入黔东南山区，指导修建边防公路与仓库，还推动军地共建，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生产。1964年，他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注重部队战备训练，组织了针对山地作战的实兵演习，提升了部队应对边境冲突的能力。 “文革”期间，况玉纯受到冲击，但始终坚持原则，保护了一批干部。1975年恢复工作后，他任济南军区顾问，致力于军队后勤现代化研究，提出“平战结合、军民融合”的后勤建设思路，被总后勤部采纳。1982年离休后，他仍关心军队建设，撰写了《冀南抗日根据地后勤工作回忆》等史料文章，为研究革命史提供了珍贵素材。 1989年4月18日，况玉纯因病在济南逝世，享年76岁。临终前，他嘱咐家人将骨灰撒回红安况家河村，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相伴。 结语 况玉纯的一生，是人民军队后勤工作者的缩影。他从红安贫农到开国少将，始终扎根后勤岗位，在战火中保障供给，在建设中创新体系，用务实与担当诠释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真谛。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革命胜利不是靠空谈，而是靠一件件棉衣、一粒粒粮食、一发发子弹堆出来的。”这份对平凡工作的坚守，恰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