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的传奇人生:从晋商后裔到民国风云人物
孔祥熙祖籍山东曲阜,其先祖孔宏用于明代万历年间赴山西为官,此后家族便在山西落地生根,以经商为业。至孔祥熙祖父孔庆鲜时,接手堂叔孔宪仁经营的票号,家族财富渐丰。然而,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虽为贡生,且曾在票号担任文案,但因染上鸦片恶习,致使家境逐渐衰败。
孔祥熙五岁时,由母亲庞氏启蒙教导读书识字,七岁那年母亲不幸离世。此后,父亲前往太谷城西张村开设私塾授课,孔祥熙随父学习,由此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1889年,孔祥熙患上痄腮,中医治疗无果,病情愈发严重,溃烂成疮。危急时刻,他前往太谷前街基督教会诊所求医,不久便痊愈。在诊所治疗期间,孔祥熙与洋大夫、护士相处融洽,还参观了教堂、诊所、学校等教会机构,这些经历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他萌生了渴望融入教会的想法。
1890年春,教会创办的太谷福音小学招生,孔祥熙在征得父亲同意后,决心入校学习。然而,此举遭到家族众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违背了孔氏子弟攻读“圣贤书”的传统。经过多次激烈争辩,孔祥熙以承诺只读书不信教为条件,才最终获得入学机会。1894年底,孔祥熙小学毕业,成绩优异,但他并未学习八股试帖等科举制艺。为谋求长远发展,在父亲的支持下,孔祥熙于次年经教师魏禄义推荐,前往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县)美国公理会创办的潞河书院继续深造。在潞河书院,孔祥熙学习勤奋刻苦,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他在随教士外出讲道时,能够巧妙地将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义相结合,大大增强了宣讲效果,因而备受书院重视。女传教士麦美德对他尤为关注,在其引导下,孔祥熙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在教会宣扬的“自由、平等”观念影响下,孔祥熙对清政府的专制腐败愈发不满。当听闻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兴中会的革命宗旨后,他深受启发和鼓舞。1899年,孔祥熙与同学李进方在学校秘密成立“文友会”,与同学们一同探讨新思想。
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各地教会成为攻击目标,潞河书院被迫停课,孔祥熙返回故乡。当时,山西巡抚毓贤煽动清兵和拳民焚烧教堂、杀戮教徒,孔祥熙和妹妹孔祥贞躲进福音教堂避难。随着形势日益严峻,在族人和乡亲的掩护下,兄妹俩才得以先后脱险。而被困在太谷教堂的14名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半月后全部遇害。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孔祥熙协助太谷知县处理被害教徒后事,并与同学张振福前往北京,向华北公理会汇报太谷教案详情。随后,他作为华北教会派往山西处理教案善后谈判代表叶守贞和文阿德的助手,回到山西参与谈判。处理完太谷教案后,华北公理会对孔祥熙“忠心事主”的品质和干练的处事能力十分赞赏,决定推荐他前往美国欧伯林大学学习。不久后,经潞河书院教务会议通过,孔祥熙获得学校资助,赴美求学。
1901年秋,在麦美德教士的护送下,孔祥熙抵达美国,进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起初,他主修理化专业,后来转学社会科学。1905年,孔祥熙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攻读矿物学。1907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得理化硕士学位。此时的孔祥熙,自称未来的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实业” 。留学期间,孔祥熙与美国同学保罗·考宾结下深厚友谊,二人相约毕业后回到太谷弘扬教会事业。回国前夕,欧伯林大学中国学社为孔祥熙举行欢送会,会上有人提议由他带回捐款,在太谷为死于庚子教难的传教士修建纪念堂。孔祥熙则提出设立学校,启迪民智、培育人才,此提议更具纪念意义,当场获得众人一致赞同。随后,他成功募集到一笔可观的办学基金。
1907年秋,孔祥熙回到北京。此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邮传部、北洋大学堂和长沙旅京士绅纷纷向他发出邀请,但孔祥熙婉言谢绝,毅然决定返回太谷办学。起初,他接办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随后在原址扩充中学课程,创办了太谷第一所中学——铭贤学堂(英文名Oberlin Sansi Memorial School),校名蕴含着纪念庚子年死难教友之意。孔祥熙自任监督(校长),亲自教授史地、矿物等课程,学校教员大多由传教士担任,他的父亲孔繁慈也在学校教授经史课程。1909年春,铭贤学堂学生人数增至一百多人,原校址已无法满足教学需求。同年秋天,学校迁至太谷东关杨家庄孟氏别墅新址,并在此进行大规模建设。
孔祥熙办学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还亲自教授体操。当时国内缺乏现成的体育教材,他参照美国步兵操典,自制木枪训练学生。新颖的课程内容深受学生喜爱,也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太谷商会会长听闻后,礼聘孔祥熙担任商团教官,训练商团团员;不久,太谷警局也邀请他担任顾问。借此,孔祥熙与太谷地方治安力量建立了密切联系。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10月29日太原光复。此时,太谷的清政府官员早已逃匿,地方群龙无首,从太原溃散的清兵成群结队涌向太谷。士绅们恳请孔祥熙出面维持治安,他慨然应允,自任太谷义军司令,调集商团团员和铭贤学堂学生组成的义勇队,持枪严守四门。孔祥熙亲自率领一队人马登上北门,对围城的溃兵进行劝导,并答应提供3000两遣散费,最终使溃兵绕城而去,太谷得以免遭劫掠。随后,各界商议将本县商团及部分铭贤学堂学生武装起来,成立太谷营务处,推举孔祥熙为总办。附近各县得知后,纷纷效仿。当山西革命军与清军在娘子关交战时,铭贤学堂的十多名学生组成敢死队,奔赴前线抗击清军,孔祥熙则负责维持地方秩序,直至南北和议达成。
留学归国后,孔祥熙在创办铭贤学堂、发展新式教育的同时,并未放弃“振兴实业”、发财致富的追求。1912年,他观察到煤油已成为居民夜间照明的必需品,认定经营煤油有利可图。于是,孔祥熙与五叔孔繁杏共同成立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缴纳一笔可观的保证金,取得了山西全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这一独家经营业务,每年为孔家带来丰厚利润,孔祥熙也由此成为买办商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恶化,孔祥熙因丧偶心情不佳,应耶鲁校友、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王正廷之邀,东渡日本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在日本期间,孔祥熙不仅负责青年会活动,还为中华革命党筹集经费,并协助孙中山处理文书函电。当时,宋霭龄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孔祥熙与她接触频繁,彼此了解加深,感情日益深厚。宋霭龄称赞孔祥熙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孔祥熙则对宋霭龄“在在佩服”。由于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与宋霭龄在横滨结婚。婚后,宋霭龄辞去孙中山秘书职务,推荐妹妹宋庆龄接替。
1915年秋,孔祥熙夫妇回到太谷。孔祥熙继续主持铭贤学校事务、经营商业。他抓住欧战期间国外对军工原料需求旺盛的机会,将阳泉的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还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资金融通的枢纽。后来,他将“祥记”和“裕华”总号从太谷迁至天津,以谋求更大发展。宋霭龄则主管家政、协助丈夫聚财,同时在铭贤学堂教授英文。二人育有两双儿女:长女令仪,1915年出生;长男令侃,1916年出生;次女令伟,1919年出生;次男令杰,1921年出生。
在太谷期间,孔祥熙除了在办学和经商方面成绩斐然,还积极服务桑梓。他被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聘请为督军公署参议,大力支持阎锡山推行的蚕桑、植树、水利、天足、剪辫、禁烟等六项“村政改革”,并要求铭贤学生在假期回家时向邻里宣传讲解。孔祥熙认为阎锡山的施政内容与自己主张的“改革社会”“提倡教育、振兴实业”目标一致。1918年,驻华各国公使到太原参观华北运动会,孔祥熙应阎锡山邀请担任高级招待员。他向来宾详细介绍山西的教育和省政情况,并担任游览晋祠、五台山等名胜的导游。孔祥熙的宣传和热情接待,让洋人对山西“模范省”留下深刻印象,也赢得了阎锡山的赞许。1920年,美国驻华公使柯兰率参赞、武官等人访问山西,阎锡山再次恳请孔祥熙负责接待工作,他欣然应允。此外,1919年山西遭遇大旱,部分地区灾情严重,饿殍遍野。北京政府自顾不暇,阎锡山又吝啬不拔。孔祥熙挺身而出,为灾民奔走呼吁,利用与教会的关系,向华洋义赈会贷得100万美元赈款,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在晋南修筑公路,帮助众多灾民渡过难关,同时促进了省内交通发展和经济开发,此举得到北洋政府、晋省当局和太谷民众的一致称赞。
1922年春,孔祥熙应老同学、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之邀,前往济南担任督办公署外交协办和实业处长,参与鲁案善后谈判与交接工作。年底,改任胶澳商埠电话局长。次年秋,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孔祥熙又应邀担任驻奉天代表。在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联奉反直斗争中,孔祥熙奉命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交往,以加强粤奉合作关系。1924年初,孔祥熙应孙中山邀请前往广州,商讨联络北方将领事宜,随后带着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手稿返回北京,联络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后来,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反对曹锟、吴佩孚统治,并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这与他们接受《建国大纲》的影响密不可分。
1925年初,孙中山为解决国事北上,却因病卧榻京城,孔祥熙“左右护持、无间晨夕”,是《总理遗嘱》的签字人之一。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孔祥熙担任孙中山治丧处事务股长,尽心尽力料理丧事。为便于留京护灵,他应邀担任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坐办。此后,北方政局愈发混乱,中俄会议时断时续,孔祥熙于1926年春前往美国,接受欧伯林大学授予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并为铭贤学校募集开办大学部的基金。他迅速募集到100余万元,解决了铭贤学堂发展和常年经费问题。
在美国期间,国内政局发生巨大变化。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发难,掌握政治、军事实权;五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等人提出“整理党务案”,进一步限制、打击共产党,夺得国民党中央实权;七月,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作战顺利,北洋军节节败退。孔祥熙看准时机,于同年冬回国,抵达广州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理后方财政事务,从此正式踏入国民党政界。孔祥熙曾自夸,当“做大官”的机会到来时,自己是“最能把握时机”的人。
随着北伐推进,在买办豪绅阶级拉拢和帝国主义威逼利诱下,蒋介石加快背叛革命步伐。1927年3月,武汉国民政府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部长,但他却在月底从广州赶到上海,为蒋介石拉拢各方势力。4月1日,汪精卫从欧洲返回上海,孔祥熙和宋霭龄设宴邀请汪精卫和蒋介石,撮合二人“合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南京政府成立,孔祥熙和宋霭龄极力劝说内弟宋子文背弃武汉政府,投靠蒋介石,为南京政府理财。宁汉分裂期间,孔祥熙暗中奉蒋介石之命,在沪、宁、豫、晋等地奔走,拉拢冯玉祥、阎锡山等支持蒋介石。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事上,孔祥熙和宋霭龄说服宋子文和宋母,促成这一具有深远政治影响的婚姻。蒋宋联姻使蒋介石得以通过宋子文和孔祥熙与江浙财阀紧密联系,对外争取英美政府支持和外国资本投资,稳定南京政府财政和外交;而孔宋家族则借助蒋介石的政权,获取政治地位,为家族财富增长提供政治保障。
1927年8月,南京政府内部矛盾激化,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为策划蒋介石重新上台,孔祥熙在宁、汉、沪、粤、晋、豫等地奔波,拉拢各方势力,“苦心疏解,历时数月,极尽调护斡旋之力”。最终,孔祥熙与冯玉祥联合发出通电,呼吁宁汉“双方团结”,迎接蒋介石复职。1928年1月,蒋介石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为酬谢孔祥熙在公私两方面的贡献,二月,蒋介石特派孔祥熙为南京政府工商部长,随后又推选他为“国府委员”。从此,孔祥熙官运亨通、财运旺盛。
1928年3月27日,孔祥熙正式就任工商部长,1930年,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他继续担任部长。上任伊始,孔祥熙发表施政宣言,称“自当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为第一步,以积极准备力图发展为第二步”,“并以全民福利为主旨,以中外合作为方术”,“谨遵总理民生主义及建国实业计划,力谋发展国家富源,改善人民生计”等。在他主持下,厘定工商法规100余种,重要法规包括工会法、商会法、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交易所法和保险法等,旨在从工商领域加强南京政权统治,这在当时工商法规匮乏的情况下有一定必要性。然而,蒋介石重新掌权后,对内坚持军事独裁,各军阀为争权夺利内战不断,还对工农红军进行“围剿”;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内忧外患致使“百业凋敝、民生困苦”,“国民经济濒于破产”,根本无力开展工商、实业建设,孔祥熙也不得不承认“因时事多艰,未能多所建树” 。
日本侵占东北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引发全国民众公愤,各地爱国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南京请愿,并痛殴执行对日妥协政策的外长王正廷。国内各反蒋政治派别要求蒋介石下台。在内外交困下,孔祥熙除为蒋介石联络各方势力外,决定与蒋介石共进退。年底,行政院改组,孔祥熙辞去实业部长职务。1931年底,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产生以孙科任行政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的政府,这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暂时妥协的产物。但孙科、陈铭枢无力应对“财政危机”和“外交危机”,很快陷入困境。1932年1月下旬,蒋介石、汪精卫密谋合流,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3月6日,蒋介石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重新掌握军权。4月13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特派为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前往欧洲考察。
此次欧洲之行,孔祥熙受蒋介石秘密委托,与德、意等国洽谈购买军械、飞机及在中国设厂自制武器等事宜。在意大利,墨索里尼建议中国建设国防应从空军入手,因空军发展快且所需经费比海军少,未来战争胜负取决于空军。孔祥熙将此建议电告南京,被蒋介石采纳。在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他为南京政府订购大批军械,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助力蒋介石“围剿”红军。在英国,孔祥熙与英方财政专家探讨改进中国经济的方法。1933年3月,孔祥熙回国。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东北沦陷导致税收减少,“剿共”军费却大幅增加,南京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每月国库收入约1500余万元,支出达2200万元,其中军费就占1800万元,赤字高达700万元,只能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维持。面对严重的财政亏空,财政部长宋子文和江浙财团深感忧虑和不满。九月,宋子文从伦敦参加国际经济会议回国后,发现半年间因“剿共”军费又新增6000万元亏空,财政困难加剧。宋子文对蒋介石不顾财政状况的做法极为不满,两人发生争吵,宋子文坚决辞职。10月29日,蒋介石批准宋子文辞呈,任命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同时仍兼任中央银行总裁。
孔祥熙的财政生涯:从改革举措到争议落幕
孔祥熙掌管财政大权后,延续了宋子文任内增税、借债等筹措军政费用的手段,但与宋子文不同的是,他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也因此深受蒋介石的长期宠信。在抗战爆发前,孔祥熙推行了一系列财政举措,旨在强化中央财政管控、稳固金融体系并为后续举债创造条件。
抗战前的财政改革
1934年4月,孔祥熙前往皖、赣、湘、鄂等长江中游省份,实地考察民政与财政状况。他深刻认识到,苛捐杂税严重盘剥民众,致使百姓生活困苦、社会经济凋敝、国家财政难以好转。基于此,他认为唯有废除苛捐杂税,让民众得以安居乐业、发展生产,才能真正培育税源。同年5月下旬,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孔祥熙着重围绕确定地方预算、整理地方财政、减轻田赋附加、废除苛杂改良税制、土地陈报以及整理币制救济农村金融等议题展开讨论。会后,财政部向各省下达执行命令,明确禁止新增田赋附加和不合法捐税,并将烟酒牌照税收入及印花税收入的四成划拨给地方,以弥补地方税收损失。截至1938年底,各省累计废除苛捐杂税达5000余种,废除税额每年高达6700万元。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负担,同时也削弱了地方实力派通过苛捐杂税敛财的能力,增强了南京政府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力,甚至连蒋介石都对此效果感到意外和惊喜。
在金融领域,孔祥熙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后,很快意识到仅靠中央银行的实力,无法满足南京政府的财政需求。当时,中央银行在纸币发行量、资本构成以及现金储备等方面,均落后于中国、交通两行,且常因资金拨付问题引发地方不满。为改变这一局面,孔祥熙于1934年5月将中央银行资本从2000万元大幅增加至1亿元,增强其资金实力。1935年3月28日,他向中国银行发出财政部训令,并附上2000万元金融公债预约券,以此增加官股资本,从而掌控了中国银行过半数股权。随后,对中国银行进行人事改组,指派宋子文为董事长,任命宋汉章为总经理,将原总经理张嘉璈调任中央银行副总裁。同时,对交通银行增加800万元官股,使其官股占比达到该行股份的半数。
在实施增资改组过程中,孔祥熙展现出老谋深算的一面。当时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金融市场紧张,江浙工商业资本家资金周转困难。孔祥熙一方面指令中国、交通、农民三银行发放2000余万元工商贷款,另一方面散布消息,将工商业贷款难归咎于中国、交通两行不合作,声称只有进行增资改组,加强与中央银行合作,才能解决贷款难题并降低利息。这一说法得到了渴望资金的工商业资本家的支持,使银行家陷入孤立,减少了改革阻力。此外,孔祥熙在增资份额上灵活调整,将中国银行官股占比从55%改为官商各半,安抚商股资本家;对张嘉璈采取软硬兼施策略,既迫使他离开中国银行,又委以中央银行副总裁、中央信托局局长及铁道部长等重要职务,使其继续为南京政府效力。在南京政府内部,面对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的反对,孔祥熙以辞职相逼,坚持推进增资改组计划,最终成功实现对中国、交通两行的掌控。与此同时,他还将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至此,以蒋宋孔陈为首的买办官僚资本集团实现了对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全面控制,为后续币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1935年,国内金融形势严峻,巨额国际收支逆差、美国大量收购白银以及日本走私白银等因素,导致白银大量外流,民众对纸币兑换失去信心,出现资金外逃和挤兑现象。在此背景下,南京政府于11月3日发布《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孔祥熙发表币制改革宣言,宣布自次日起,将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逐步收回其他银行钞票;白银收归国有,限期以法币兑换;集中保管法币准备金;法币汇价由三行通过无限制买卖外汇维持稳定。在国际上,孔祥熙利用英、美与日本在华利益的矛盾,使法币在汇率上与英镑、美元挂钩,分别获得英国和美国的支持。币制改革的成功,不仅化解了南京政府的财政金融危机,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和农业生产恢复,更为抗战时期的国家财政金融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这一改革也使得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国家垄断资本加速膨胀,孔家更是借此机会,通过亦官亦商的手段,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国内豪门首富。
此外,孔祥熙还致力于旧债整理,以恢复“债信”。1936年2月28日,他被任命为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长,对过去发行的名目繁多、偿期不一的39种公债中的33种进行调换,涉及金额达14.6亿万元,实现了化零为整、延长债期、降低利息和巩固债信的目标。对于北洋政府时期无确实担保的外债,孔祥熙与相关国家逐一交涉,达成减免欠息、逐步偿还的协议,恢复了中国的债务信誉,为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利用外资和举借外债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战前,孔祥熙主政财政,为蒋介石提供了大量军政资金支持。这些资金被用于第五次“围剿”红军、瓦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以及镇压“福建事变”等行动。然而,蒋介石对内镇压异己、对外妥协退让的政策引发民众强烈不满,最终导致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在西安事变解决过程中,孔祥熙以代理行政院长身份主持南京政府,他为维护“四大家族”利益,联合宋子文、宋美龄等,成功遏制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的激进主张,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以及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全国一致抗日创造了条件。
1937年3月,孔祥熙作为中国特使前往伦敦参加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同时肩负着秘密洽谈借款和购买军火的任务。英国外相艾登称赞他是“统一中国财政,整理中国税制,改革中国通货,恢复中国国际信誉,平衡中国政府预算”的“伟大理财家”。在欧洲期间,他先后访问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订购大批军械用于抗战。随后,他前往美国,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与美国银行家达成500万美元借款协定,并争取到美国建设银公司1000万美元贷款,还订购汽油用于备战。此外,他与英国签订修筑广梅铁路和浦信铁路借款合约,并计划在伦敦发行3000万英镑债券;与法国银行团签订金融协定。同年10月中旬,孔祥熙因病结束行程回国。1938年3月,国民政府改组,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同时继续兼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及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成为抗战时期主管财政经济的核心人物。
抗战时期的财政举措与争议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导致华北、东南大片国土沦陷,占战前财政总收入90%以上的关税、盐税、统税和烟酒税税源丧失。为保障抗战需求,孔祥熙采取一系列措施。在促进战时生产方面,国民政府设立农产、工矿、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协助452家沿海沿江民营厂矿内迁,迁移机器物资12万余吨,人员约10万人,并在厂址选择、资金调剂等方面提供支持,同时加大工业贷款力度,促进了后方工业发展;成立工业合作协会,孔祥熙亲自担任董事长,组织发展小型工业,到1941年成立近2000个工业合作社,15万人参与生产,月产值达2000多万元。
在推动战时农业生产方面,国家银行和农本局增加农业贷款,1939年2月财政部要求四行向后方各省发放4亿元农贷,1941年度贷款总额近5亿元。农产促进委员会和粮食增产委员会分别推进农作物品种改良、病虫害防治和粮食增产工作,到1941年使农业增收2亿元,粮食增产8970余万市担,保障了军需民用。
在金融管制方面,“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针对提存风潮,财政部颁布《安定金融办法》,限制提存;组织中、中、交、农四行成立联合办事处,构建战时金融枢纽;要求四行在西南、东南、西北重要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完善金融网络;1942年7月调整四行业务,集中法币发行权于中央银行,严格管理普通商业银行,限制其经商囤货行为。抗战初期,财政部谨慎控制法币发行,基本适应了后方工农业生产需求。
然而,在外汇管理方面,孔祥熙的措施暴露出其为大银行家、官僚买办谋利以及依附英美、损害民族利益的问题。初期,他未严格统制外汇,无限制按牌价供给外汇,致使大量外汇资金流失或被敌伪套购。虽然后来实施外汇清核办法,成立中英、中美外汇平准基金,但外汇基金很快耗尽。这种错误做法受到各方批评,蒋介石也承认其严重损害了抗战经济。
随着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孔祥熙的财政措施加剧了经济衰落。在税制改革方面,开征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等多种新税,扩大货物税范围并改为从价征收,实行直接税分级累进制,增加了税收总额,但加重了工商业和民众负担;1939年10月实施“公库法”,规范政府收支,减少了财政舞弊现象。
在田赋政策上,1941年将田赋改征实物,1942年征收标准提高一倍,并增加“随赋带购”“随赋带征”等项目,四川、广西等地还将“随赋带购”改为“借粮”。田赋征实虽保障了军公粮供应,稳定了粮价,充实了国库,但极大加重了农民负担,地主又将负担转嫁给佃农,加上征兵、工役等,导致农业生产逐渐衰败。
此外,实施专卖和物资统制政策,官僚资本垄断商业,低价收购产品剥削生产者,高价销售搜刮消费者,严重破坏农业和工矿业生产,民族工业也遭到吞并。孔祥熙却将这些不利于民生的手段视为“理财良策”,使得国家垄断资本不断膨胀,国民经济却日益衰败,财政只能更多依赖增发货币维持。
豪门贪腐与政治落幕
抗战期间,孔祥熙及其家族利用权力大肆谋取私利,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宋霭龄在战前参与证券等投机活动,抗战初期套取大量外汇;孔令侃利用职务之便,在军火交易中收取巨额回扣,走私贩私;孔令伟在重庆经营企业,囤积居奇。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债案更是引发舆论哗然,成为孔祥熙下台的导火索。
1944年6月,孔祥熙赴美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试图转移国内对其家族贪腐的不满。在美国期间,他就美军在华费用垫款问题与美方谈判,因意见分歧未达成一致。此时,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惨败,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施压,要求更换军政部长和财政部长。11月,蒋介石免去孔祥熙财政部长职务。此后,孔祥熙陆续辞去多个重要职务,仅保留中国银行董事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头衔。
抗战胜利后,孔祥熙虽已无高位,但抓住宋子文推行外汇开放政策的机会,扩张商业版图,其家族企业违法经营事件频发。1946年长江公司粮食案和1948年扬子公司囤积案,均引发社会指责。孔祥熙试图东山再起,1946年当选“国大”代表,但因政学、CC等派系抵制未能成功。1947年秋,他以宋霭龄病重为由赴美,1948年1月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1949年大陆解放后,蒋介石集团退居台湾,曾聘请孔祥熙为“资政”。1962年,孔祥熙前往台湾暂住,1966年赴美治病,1967年8月16日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结束了充满争议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