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梓桢[公元1913年－198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山西晋中市灵石县人物 张梓桢（1913年9月—1982年8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山西省灵石县人。1936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曾担红军孝（义）灵（石）汾（阳）游击第三大队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独立二营连指导员，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教育干事、教育科科长兼宣传大队政委、师教导大队代政委、师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部长、师政治部保卫部（锄奸部）部长，山东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部长，辽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辽宁人民军政学校教育长，东北军政大学辽东分校副校长兼副政委，旅大警察学校副校长兼政委，东北军区独立第五师政委，第四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联络部部长兼秘书长，旅大警备区副政委、顾问，辽宁省第四届政协委员等职。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2年8月22日，张梓桢同志因病在大连逝世，享年69岁。 张梓桢：从汾河岸畔到烽火战场的传奇人生 1913 年 9 月，张梓桢出生于山西省灵石县交口镇（今交口县）回龙乡下庄村的一户农民家庭，曾用名张松操、张天喜。命运的轨迹在他 6 岁那年发生转变，被过继给无子女的大伯父后，大伯父倾尽心血供他读书，甚至请先生算卦，一句 “此子将来有官无印”，更坚定了大伯父的培养决心。张梓桢先后在村办小学和回龙小学求学，开启了他求知进取的道路。 探寻光明，投身革命洪流 1931 年，张梓桢报考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初试成功却遭他人顶替，这让他初次见识到社会的黑暗。但他并未气馁，转而考上山西省立国民师范，三年后又考入太原师范学院。1935 年，张梓桢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学校地下团支部书记，积极投身学生运动，自此踏上革命征程。 1936 年 3 月，心怀 “职业革命家” 理想的张梓桢毅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军东征期间，他担任红军孝（义）灵（石）汾（阳）游击第三大队大队长，在中阳、孝义、隰县等地开展游击斗争，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独立二营连指导员、第十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干事，并于同年 6 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7 年 4 月，调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干事的张梓桢，在平型关战役中，发挥聪明才智，利用日军俘虏瓦解敌军斗志。他深入研究日本风俗习惯，精准把握日军士兵心理，成功激发他们的思家厌战情绪。 烽火岁月，智斗敌寇显担当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梓桢在部队的职务不断变化，先后任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部教育干事、教育科科长，宣传大队政委兼教导大队代政委等职。1942 年 1 月，他担任一一五师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副部长，同年秋升任部长。任职期间，张梓桢创新对敌工作方法。在日本樱花节，他在驻地为日军俘虏举办樱花晚会，播放日本音乐，准备美食，政治部主任肖华亲临讲话，让日俘们深受感动。他还申请为日俘安排 “保健饭”，即便引发部分干部战士的不解，仍坚持执行政策，成功感化了许多日俘。在他的努力下，日本战俘本乔朝治成为反战积极分子，担任 “日本反战同盟会” 山东支部支部长；面对顽固想逃跑的日本军曹，张梓桢以宽容和智慧，让其心服口服。1943 年，张梓桢调任山东军区敌工部副部长、部长，参与创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投身反 “扫荡” 斗争，为抗战胜利贡献力量。 改造旧部，锻造钢铁之师 解放战争时期，张梓桢投身部队改造工作。1948 年 5 月，他调任独立第五师政委，负责改造国民党暂编第五十八师起义部队。张梓桢深知改造工作的关键，从细微处入手，通过让起义参谋长为自己分派警卫员和门卫，展现对起义部队的信任。在工作中，他注重方式方法，避免刺激起义官兵，围绕 “光荣起义” 开展工作，激发战士的荣誉感。面对起义军官的贪污问题，他以宽容和智慧妥善处理，让起义部队官兵真切感受到共产党的博大胸怀。经过他的努力，这支旧军队被改造成英勇善战的人民子弟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英勇，受到彭德怀表彰。1949 年，张梓桢又负责改造范绍增的袍哥武装 “挺进军” 和陈克非的第 20 兵团起义部队，他挑选经过改造的起义官兵参与工作，圆满完成任务。 跨国征战，抗美援朝立战功 1950 年 10 月，张梓桢随五十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兼任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敌工部部长、秘书长等职。在第一至四次战役以及攻岛作战、机场修建、西海岸反登陆防御等战斗中，他积极发挥政治工作优势。第三次战役胜利后，他组织收集英模事迹，鼓舞士气；第四次战役前夕，他巧妙宣传，激发指战员的荣誉感和责任心，助力部队完成汉江南岸的坚守任务，四四七团、四四三团、四四四团等部队英勇作战，荣获诸多荣誉。1951 年，五十军率先打入汉城，张梓桢及时传达表扬，进一步坚定了部队敢打必胜的信念。在修建机场和渡海作战任务中，他深入动员，让指战员认识到任务的重要性，确保任务顺利完成。1952 年，他组织部队进行西海岸防御准备，成功粉碎敌人登陆企图。1953 年，张梓桢参加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因在抗美援朝中的杰出表现，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国旗勋章。 和平年代，坚守岗位再奉献 1955 年 9 月，张梓桢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此后，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总政治部秘书长等职。1962 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后，他率工作组到西藏指导俘虏收容所工作。面对印俘骚乱事件，张梓桢冷静应对，加强警卫，妥善治疗受伤印俘，最终平息骚乱，维护了我国国际形象，因此受到毛主席接见。“文革” 期间，张梓桢虽遭受迫害，但始终坚守信仰。1976 年 8 月，他调任旅大警备区副政治委员，1981 年 5 月任旅大警备区正兵团职顾问、辽宁省第四届政协委员。1982 年 8 月 22 日，张梓桢因病在大连逝世，享年 69 岁。他的一生，是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其功绩和精神将永载史册。 张梓桢：坚守原则，智慧施策的革命践行者 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里，张梓桢以坚定的信念、卓越的智慧和严谨的作风，在多个工作领域留下了深刻印记，为革命事业的推进作出了重要贡献。 聆听教诲，严守政策底线 1940年，敌人发动扫荡，一一五师战士剧社分散成小队行动。其中驻在山荫寺的小队，因个别管理人员政策水平不足、纪律观念淡薄，见寺庙和尚行为可疑，便主观认定其为汉奸，在返回师部时擅自没收了和尚的豆油等物品。当晚，剧社政委张梓桢敏锐察觉此事，立即命令管理员妥善保存没收物品，并迅速将情况汇报给罗荣桓政委。 罗荣桓政委对此高度重视，亲自组织召开师直属队党、政干部会议。会上，张梓桢主动承担领导责任并作出深刻检讨。罗政委在讲话中着重强调，必须严格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力量，明确指出领导在此类事件中的关键责任，并给予张梓桢口头警告。会后，张梓桢即刻派人将没收物品悉数退还寺庙，诚恳地向和尚承认错误，及时消除了不良政治影响。此次事件，让张梓桢对政策执行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为部队干部敲响了严守纪律与政策的警钟。 深入研究，创新伪军争取策略 张梓桢在工作实践中善于总结经验，撰写《加强敌工工作 争取伪军起义》一文，对伪军群体进行细致分类，针对中下级和高级军官制定差异化的争取策略。 针对伪军家属，他组织召开座谈会，以热情的态度邀请家属参与，并设宴款待，传递关怀之情。许多伪军家属深受感动，主动承担起向据点内亲人送信、联络的任务，积极劝说亲人“弃暗投明”，回家团聚。对于具有民族意识的伪军上层军官，张梓桢巧妙运用“苏武牧羊”“岳母刺字”等体现民族气节的故事，赠送“关公像”“岳飞像”，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宣传“驱逐日帝，还我河山”的理念。同时，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与伪军中、下层军官秘密联络，建立朋友关系或情报渠道。 对于伪军高级军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展公开或半公开联络，设立联络员和联络站，定期进行晤谈。“山东军区办事处”则主要负责联络和接待那些有意了解我方政策、试探态度或有个人诉求的高级军官及其家属。此外，张梓桢还推动敌区与根据地的上层统战人士相互交流，让根据地的统战人士前往敌区和伪军内部，凭借旧交情进行抗战宣传；或在伪军上层主官许可下，派遣秘密工作干部以“合法”身份开展争取工作。这些策略与军事斗争紧密配合，灵活运用“打”与“拉”的手段，促使伪军权衡利弊，创造起义条件。同时，张梓桢注重对部队和根据地居民开展政策教育，让大家理解宽大政策的重要意义，激发他们参与瓦解日、伪军的积极性。 保持警觉，杜绝麻痹大意 日本投降后，大量日军流散士兵在各地谋求生存。部分同志沿用以往收容国民党军士兵的方式，盲目收容甚至武装这些日军散兵。一次，张梓桢乘车前往后勤部加油，刚一进门就遭遇荷枪实弹的日本人盘问，大为震惊。经询问后勤负责人，对方竟认为这些日本人“工作负责，值得信任”，已收容武装了10多人。张梓桢当即要求解除这些日本人的武装，避免潜在危险。 还有一次，一位被派往“满铁医院”的政委夜间向张梓桢汇报工作，张梓桢出门上厕所时，发现走廊里竟有一名端着刺刀的日本士兵正对自己门口站岗。询问该政委后得知，对方认为这个日本人是医院里的“积极分子”，故而让其充当警卫。张梓桢严厉批评了这种危险行为。他深刻指出，当时东北部分城市频繁发生日特、国特暴动和暗杀事件，在形势向好的情况下，部分同志进城后容易产生和平麻痹思想，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能放松对潜在危险的防范。 灵活应变，巧妙开展统战工作 1950年春节前夕，张梓桢抵达陈克非兵团司令部开展工作。到任次日早饭后，陈克非突然提出邀请，希望张梓桢参加次日上午兵团为机关12对男女举行的集体婚礼及宴会。这一邀请颇为突然，若答应参加，从解放军制度角度看，相当于组织默认了这些婚姻，存在程序问题；若拒绝，又可能打击新人积极性，引发不满。 张梓桢迅速权衡利弊，决定欣然赴约。在婚礼仪式上，他借机宣传革命的夫妻关系，对新人予以勉励；在宴会上，他逐个敬酒，祝福新人幸福美满，同时号召大家为光荣起义干杯，鼓励众人追求进步。事后，军官们纷纷表示：“张主任一到就祝贺我们的喜事，这份关怀让人难忘。”张梓桢通过灵活的应对方式，既展现了对新人的尊重，又巧妙地开展了统战工作，增进了与起义部队的感情。 卓越贡献，赢得崇高荣誉 凭借在革命战争及工作中的杰出表现，1955年，张梓桢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因出色贡献，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国旗勋章。这些荣誉是对他为国家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高度认可，见证了他在革命生涯中的光辉成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