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琪翔(1898年9月2日~1970年12月10日),字御行,广东梅县人,北伐、抗日名将,国民党陆军上将,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军训部次长,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国民政府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国家体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黄琪翔是中国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黄琪翔是保定军校第六期炮兵科毕业生,曾任该校分队长,培养出一批著名将领,后在东征和北伐战争中屡获功勋,与叶挺并称为“北伐双杰”。 北伐期间,黄琪翔与周恩来、叶剑英、汪精卫同时被誉为“中国四大美男子”。
北伐战争期间黄琪翔率部在平江、汀泗桥、马回岭、上蔡、临颖等战斗中屡建奇功,被称为北伐名将;在抗日战争中参与指挥过淞沪会战、枣宜会战、滇西缅北战役等战役。抗战胜利后,鉴于黄琪翔在抗战中的特殊功勋,他获得中美两国政府的最高荣誉。国民政府授予他“抗战胜利勋章”和国民政府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美国政府授予他代表最高荣誉的“自由勋章”。
1970年12月10日凌晨,黄琪翔病逝于北京,享年72岁。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黄琪翔:爱国将领·政治活动家·农工党创始人·北伐名将·抗战功臣
黄琪翔(1898年9月2日—1970年12月10日),广东梅县(今梅州市梅县区)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兼具军事才能与政治抱负的杰出人物。他的一生跨越清末、民国与新中国初期,以爱国情怀、军事功绩和政治影响力著称,既是北伐战争中的“铁军”名将,亦是抗日战争中指挥多场关键战役的统帅,同时作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积极投身民主革命与社会变革。
早年与军事启蒙
黄琪翔生于贫苦农家,早年就读于梅县务本学堂,后入广州优级师范附中。1912年,他考入黄埔陆军小学,开启军事生涯,后经武昌第二陆军预备中学,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1919年毕业后,他初任皖系边防军炮兵排长,后返母校任分队长。1922年,他南下广东追随孙中山,投身国民革命,历任粤军参谋、营长、团长等职,逐步崭露军事才能。
北伐战争与“铁军”崛起
1926年北伐战争中,黄琪翔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团长,率部参与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以骁勇善战闻名,晋升少将团长。攻克武昌后,他因功升任第十二师师长,后擢升第四军副军长兼第十二师师长。第四军以“铁军”威名远扬,黄琪翔与叶挺并称军中双杰。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东征讨蒋,他率部驻九江期间,暗中将汪精卫“分共”会议内容透露给叶剑英,客观上为南昌起义创造了条件。同年冬,他参与“张黄事变”驱除桂系势力,短暂掌控广州,任卫戍司令。广州起义爆发后,他虽镇压起义,却因包容共产党人而遭国民党内部排挤,被迫辞职赴德考察。
政治转型与福建事变
在德国期间,黄琪翔与宋庆龄、邓演达等左翼人士密切交往,思想转向民主革命。1930年,他回国参与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任中央干部会干事,主张推翻蒋介石独裁。1933年,他联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参谋团主任,公开反蒋抗日。事变失败后流亡德国,继续联络反蒋力量。1935年,他响应中共《八一宣言》,推动临时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任总书记,确立联共抗日路线。
抗日战争中的砥柱之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黄琪翔任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参与指挥淞沪会战,坚守上海三个月。1938年转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协同开展战时政治工作。1939年出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驻防湖北襄樊,参与枣宜会战,重创日军。1941年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拱卫西南门户。1943年,他出任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协助卫立煌指挥滇西缅北战役,打通中印公路,为抗战胜利作出战略贡献。因战功卓著,获授青天白日勋章。
战后抉择与晚年沉浮
抗战胜利后,黄琪翔任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1948年毅然脱离国民党,赴香港参与民主运动。1949年,他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投身新中国建设,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国家体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并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1957年,他在“鸣放”中直言批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期间遭受迫害,1970年病逝于北京,终年72岁。1980年获平反,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历史评价与个性特质
黄琪翔一生兼具军人果敢与政治家敏锐。军事上,他善用炮兵战术,指挥风格稳健;政治上,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从国民党将领转向民主革命,展现与时俱进的眼界。他重视合作,北伐时期与共产党人并肩作战,抗战中与周恩来密切配合,战后坚定支持中共领导,体现了超越党派之争的爱国情怀。其旧居(桂林桃花江路)作为广西文物保护单位,见证了他与李宗仁等桂系人物的交往,也折射出民国军政史的复杂脉络。尽管晚年遭遇不公,他仍以“功罪百年自有真”自勉,其生平是中国近代军人探索救国道路的缩影,更是统一战线历史的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