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凌阁:矢志不渝的抗日传奇与革命人生
在辽宁朝阳北票的历史长河中,宋凌阁的名字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他出生于1899年,字俊臣,别名宋纪勋,诞生在热河省朝阳县(今辽宁省朝阳北票)章吉营子乡牤牛营子村的一个中医世家。其父亲宋祥医术精湛,凭借高超的医术在当地积攒下殷实的家业,备受乡邻敬重,在十里八村颇具声望。良好的家庭环境,为宋凌阁的成长提供了优渥的条件,自幼他便接受着严格的家教,聪慧好学的他,心中早早便种下了求知与报国的种子。
18岁那年,宋凌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城里的朝阳师范。在师范求学的日子里,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新文化、新思想的养分。校园里,进步的思潮涌动,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国家的命运与未来,这一切都深深触动着宋凌阁的内心。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接触到民主、科学等先进理念,心中的壮志豪情被彻底激发,立志要为改变国家的命运贡献自己的力量。
1920年,宋凌阁从朝阳师范学校毕业。怀着满腔热忱,他回到家乡,决心通过办学来开启民智,以教书的方式实现救国理想。在他的努力下,一所学校在牤牛营子村落地生根。课堂上,他不仅教授文化知识,还向学生们传播爱国思想,鼓励他们树立远大抱负。然而,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局势愈发动荡不安,宋凌阁逐渐意识到,仅靠教育似乎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命运。
1923年,带着新的思考与救国信念,宋凌阁毅然投身军旅,加入直隶第四路巡防骑兵营,成为一名骑兵。他渴望在战场上杀敌报国,实现自己的抱负。但在骑兵营的这段经历,却让他的内心充满失望与迷茫。旧军阀队伍中,贪污腐败、争权夺利的现象屡见不鲜,士兵们缺乏真正的信仰与斗志,这样的队伍根本无法肩负起拯救中国的重任。1925年,对旧军阀队伍彻底失望的宋凌阁,选择离开,开始重新寻找救国之路。
1926年正月,宋凌阁考入朝阳县牤牛营子乡署,担任巡记、文书一职。在这里,他兢兢业业地工作,深入了解着基层社会的状况。然而,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路轨,并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随后炮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19日便占领沈阳全城。“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一事件如同晴天霹雳,拉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东三省在短短时间内相继沦陷。
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看到百姓惨遭杀戮,东北军却节节退让,宋凌阁义愤填膺,毅然辞去乡署职务回到家中。他深知,此时唯有拿起武器,组织抗日武装,才能救亡图存。1931年冬,在父亲宋祥和哥哥宋凌汉的全力支持下,宋凌阁开始行动起来。他以原直隶巡防骑兵营的旧部为基础,同时四处招募爱国村民,很快便集结了100多人,成立了“国民抗日救国团”。为了给队伍购置武器、弹药和马匹,宋祥毫不犹豫地拿出平日积攒的准备购置新房的数千银圆,还变卖了部分家产,全力支持儿子的抗日事业。
在牤牛营子村关帝庙前,宋凌阁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武装队伍誓师大会。十里八村的乡亲们纷纷赶来,将关帝庙围得水泄不通,他们站在周围,为这支抗日队伍加油助威。大会上,宋凌阁神情激昂,详细讲述了“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字字血泪地历数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台下的军民群情激愤,不断高呼抗日口号,激昂的《满江红》歌声在天空中回荡。一位村中老人更是激动不已,挥笔疾书“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赠送给宋凌阁,表达对这支抗日队伍的支持与期望。誓师大会后,宋凌阁被公推为“国民抗日救国团”司令,赵迺范担任参谋长。在与日本侵略者的顽强斗争中,这支队伍迅速发展壮大。
1932年初,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朱霁青的帮助下,宋凌阁与邻村跑达子沟李海峰领导的抗日队伍联合起来,组建了“东北国民救国军第一师”,由李海峰任师长,宋凌阁任参谋长,赵迺范任副参谋长。此时,队伍已拥有步兵、骑兵600多人,司令部设在牤牛营子村关帝庙内,成为当地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
1932年6、7月间,金沟车站站长王朋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日本人。此人着装迥异,经常往返于锦州与北票之间,声称是做生意,却带着随行人员。王朋觉得此事蹊跷,便立即向宋凌阁反映情况。宋凌阁听闻后,敏锐地察觉到其中可能隐藏着重大阴谋,迅速安排人员展开侦察。经过几天的细致侦查,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这个日本人叫石本权四郎,是一个“中国通”。他在中国游荡多年,精通中国语言,对中国东北的经济、地理、人文情况了如指掌。石本权四郎受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指派,来到北票、义县、北镇、锦县和热河一带,担任联络员,身负策动热河军政首脑投降日寇、归顺伪满洲国的重大使命,同时还负责网罗汉奸、搜集情报等秘密任务。为了实现占据北票的目的,石本权四郎以关东军“嘱托”身份潜入北票后,通过各种手段收买汉奸走狗,指使他们四处活动。他甚至在火车站附近的洋房挂起“关东军司令部北票联络所”的牌子,公然悬挂日本旗,气焰十分嚣张。他一方面通过热河省驻北票参议邵子峰督促汤玉麟尽快投降日本,另一方面暗中拉拢热军中大小头目,尤其是对董福亭旅驻南岭一带铁路沿线的邵本良部进行策反活动,同时还广泛搜集热河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为日军进攻热河做准备。石本权四郎的这些活动,得到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高度称赞,称他是“满洲事变单身潜入热河,首先在热河的北票插上日本国旗易于完成作战计划的魁首”。
宋凌阁与李海峰商议后,深知石本权四郎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若任其在辽西一带活动,必将对华北局势构成严重威胁。于是,一个抓捕石本权四郎的周密计划开始酝酿。侦察员进一步了解到,石本权四郎将于7月17日中午乘火车从北票返回锦州。宋凌阁与李海峰迅速选定精兵强将,组成几十人的特别行动连,并进行了详细分工和部署。他们还派两名侦察员骑快马,连夜返回北票,提前做好准备。
1932年7月17日清晨,石本权四郎带着两名随从,像往常一样从北票登上了开往锦州的火车,坐在雅座位置。抗日义勇军的两名侦察员身穿长袍,装扮成乡绅,不动声色地在同一车厢靠门的位置落座。车到金岭寺,又上来十几个义勇军战士,在连长杨录的带领下,他们有的装扮成矿工,有的扮成当差模样,身上暗藏武器。其中3个乡绅模样的人,坐到了与石本权四郎隔空的雅座位置。而此时,宋凌阁已经带领30多名战士来到南岭附近的破庙子,他们迅速拆毁铁路轨道,并埋伏在两侧,等待列车的到来。
下午1点左右,列车缓缓驶入破庙子伏击圈。宋凌阁果断鸣枪发令,霎时间,铁路两侧枪声大作,子弹如雨点般射向列车。司机被突如其来的攻击吓得惊慌失措,只好停车。车上的便衣队抓住时机,迅速打倒日本卫兵,将石本权四郎及随从控制住。车上的乘客顿时乱作一团,杨录大声安抚道:“旅客们不要害怕,我们是抗日救国军,是来抓日本鬼子的,缴他们的武器弹药的。旅客们的钱财,我们一律不动。”说完,便将石本权四郎等人拖下火车,朝着牤牛营子方向飞奔而去。
驻扎在锦州的日寇第8师团长西义一得知石本权四郎被抓的消息后,暴跳如雷,当即派出驻锦州的铁道装甲车,又从义县派出步兵第31联队,向朝阳寺快速前进,准备进攻救国军。日军还通知热河驻朝阳寺的部队,要求提供协助,但遭到朝阳寺守军的拒绝。朝阳寺守军与救国军联合起来,共同做好了伏击准备。
7月17日晚上9点,当日军装甲列车行驶到朝阳寺南铁路隧道口时,列车猛然脱轨。埋伏在隧道口的救国军和热河守军立即发起猛烈攻击,日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当场被击毙多人。然而,战斗正激烈时,日军援军赶到,救国军寡不敌众,只好向北撤走,热河守军也无奈放弃了朝阳寺。
西义一接到日军失利的紧急报告后,恼羞成怒,又增派高桥支队,于7月18日凌晨从锦州赶到朝阳寺支援。与此同时,石本权四郎的妻子乘坐飞机,在救国军驻地三宝营子、章吉营子和牤牛营子上空散发传单,妄图通过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救国军立即释放石本权四郎。
8月7日,驻锦州日军向热河下达最后通牒,限48小时交还石本权四郎,否则将进攻热河。日军见武力抢夺不成,又想出交换俘虏的办法。8月18日,以吉岗参谋为特使、满载日寇的列车驶入朝阳寺地区,与救国军进行谈判,试图用俘虏的东北军一名连长换回石本权四郎,遭到宋凌阁、李海峰的严词拒绝。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日军又托北票朝阳寺僧人到抗日救国军驻地说情,表示日军愿出重金赎回石本权四郎,并劝李海峰所部投降,许以高官厚禄,再次被李海峰、宋凌阁坚决拒绝。日军仍不死心,派出已经投降日寇、被任命为热河前防司令的毕占一,到抗日救国军驻地充当说客,妄图利用双方的旧关系索回石本权四郎。李海峰和宋凌阁严厉斥责了毕占一的可耻行为,毕占一却百般狡辩,鼓吹日本人的好处,其汉奸嘴脸令抗日义勇军愤怒不已。最后,李海峰和宋凌阁将毕占一枪毙于朝阳十家子河套三岔口村外。
几番较量之后,无计可施的日军露出了凶残的面目。10月9日,从义县发兵500余人向三宝营子发起进攻。日军兵分三路,一路由稍户营子向三宝营子推进,一路由尖山子围攻三宝营子,一路由水泉奔房申沟包围三宝营子。日军的进攻来势汹汹,天上有飞机投弹、扫射,地上有大炮、机枪轰击。由于日军的突然而猛烈的攻击,义勇军难以抵抗,李海峰便率部押解着石本权四郎,顺南梁撤向巴图营子。一场激战后,500多名日军冲进村,却发现扑了个空。气急败坏的日军,将怒火发泄在无辜的老百姓身上。他们冲进各家各户,将贵重财物抢劫一空,放火烧掉了所有房子,还向手无寸铁的村民开枪射击。一时间,三宝营子村尸横遍野,火光冲天,房屋、粮食、牲畜、柴草、财物统统化为灰烬。据同年10月14日、15日朝阳县县长李振钧、县公安局长姜振国分别向热河省警务处呈文:“日炸毙居民男女百数上下,炸毁房屋100余间,焚烧柴草、粮食、财物等项,价额难以数计。”
12月3日,日军驻义县宪兵大队队长矢加部宗太郎又写信威胁利诱,在信中恶狠狠地说:“今满洲国治安已经维持就绪,仅西、北两边尚未解决,而军部讨伐计划,亦因之硬化,宁置人票于不顾,一举扫尽。”面对日寇的一再威逼利诱和武力进攻,李海峰和宋凌阁果断决定严惩石本权四郎。在处决石本权四郎之前,宋凌阁特意在院子的矮墙前,给他拍了一张全身照片。他这样做,一是为了验明正身,向外界透露信息,让日军断了营救石本的念头,同时也能平息外界的各种猜测和传言。为此,宋凌阁特意从朝阳县城的照相馆借了架照相机,并跟照相馆师傅认真学习,掌握了拍照方法。然而,这张照片流出后,虽然达到了预期效果,却也泄露了活捉及枪毙石本的抗日义勇军人员的身份信息。
由于战争的影响,朝阳县原有的四家照相馆,仅剩一家。石本权四郎的哥哥石本贯太郎,是一个经营对华鸦片侵略的商人,他没费多少周折就找到了这家照相馆。根据照片背景和照相机租用的时间,石本贯太郎推断出很多信息。最终,日本宪兵队找到了埋葬石本权四郎的确切地点。这一事件极大地打击了日本关东军的嚣张气焰,彰显了抗日义勇军不屈服于军事压力、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坚定决心,让抗日军民受到了极大鼓舞,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一段佳话。
日本关东军结合掌握的情报,又通过宪兵队及汉奸了解到,李海峰队伍里只有宋凌阁文化程度高,有见识,很可能会摆弄照相器材,于是开始全力追捕宋凌阁。宋凌阁的家属为了躲避灾祸,不得不四散隐居,家中财物悉数被抄被抢,房屋也被毁坏。宋凌阁年仅5岁的长子宋瑞君,被安置在附近村庄的一处寺庙躲藏,由庙里的僧人照料。
1934年5月13日凌晨,宋凌阁回家经过村口时,不幸被蹲守的伪军抓住,同行负责保卫的义勇军连长周奇海也一同被捕。日寇和汉奸抓住宋凌阁后欣喜若狂,立即上报请功领赏,还耀武扬威地押着两位抗日志士照相留存。随后,二人被投入县城大牢,遭受了残酷的严刑拷打,但他们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
那段时间,宋凌阁的父亲宋祥正在给朝阳地区日寇驻军的最高长官——伊藤大佐的夫人治疗妇科病。伊藤夫人患病已久,被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伊藤大佐四处寻医问药,最后找到了当地名中医宋祥。恰好宋家有治病的秘方,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大佐夫人的病情逐渐好转,开始面色红润,疗效显著。为了营救儿子,宋祥向伊藤大佐提出帮助解救宋凌阁的事。伊藤大佐沉思良久,宋祥坚定地表示,如果儿子没命了,他也没有心思再为其夫人治病。经过一番权衡,伊藤大佐最终同意放宋凌阁一马。但为了既能还这个“人情”,又能对上司有个交代,伊藤大佐颇费了一番心思。他表示,日本宪兵这方面由他想办法安排,警察局方面也由他牵线,但需要宋祥出钱。最后,他们采取偷梁换柱的方式,用在矿上捡来的无名尸体,冒充宋凌阁匆匆结案,最终将宋凌阁从大牢里解救出来,而另一名抗日战士周奇海则被残忍杀害。
出狱后的宋凌阁,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回到了义勇军的队伍。1935年冬,日寇攻打长城白马关,宋凌阁与李海峰率抗日义勇军西路军奋勇抗击。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他们与敌人血战了16个日夜,上千名抗日勇士英勇牺牲在长城上。最终,二人仅率数十名义勇军官兵杀出重围,撤至北平。李海峰因急火攻心,突然双目失明,宋凌阁整日陪伴在他身边,精心熬药照料。后来,李海峰在北平新街口小六条胡同落脚。
在北平期间,宋凌阁结识了抗日救国会一位姓伍的地下共产党员。伍先生给宋凌阁讲述了许多革命道理和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宋凌阁也向伍先生分享了自己的抗日经历,尤其是智擒石本权四郎的英勇事迹,伍先生听后赞叹不已。李海峰病情缓解后,宋凌阁决定回到抗日义勇军的队伍继续战斗。临行前,共产党员伍先生让宋凌阁改名为“宋纪勋”,并与他约定了以后的联络方式。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随即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
“七七事变”后,宋凌阁自北平潜回东北老家,改名宋纪勋,准备寻找旧部,继续反满抗日。然而,回到原籍朝阳牤牛营子的第五天,由于汉奸告密,宋凌阁又被朝阳日本宪兵队逮捕。在狱中,他遭受了残酷的折磨,被打得皮开肉绽,但他始终操着一口北平口音,咬定:“我不是宋凌阁,宋凌阁是我的堂兄,我叫宋纪勋,是在北平教书、放暑假回乡的。”日本宪兵队没有掌握宋凌阁抗日的确凿证据,北平的伍先生派徐凤义(化名)装扮成江湖游医,来到宋家帮忙策划。宋凌阁的家属亲友也多方配合,同时以重金买通日伪要员,经过多人保释,宋凌阁于1940年出狱。但出狱后仍被定为监外“稽查要人”,在日伪政府监视下苦度时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10日,朝阳县政府成立,共产党员赵子卿担任朝阳县第一任县长;1945年11月,朝阳县政府派刘队长找到宋凌阁,县委任命宋凌阁为牤牛营子区副区长。
1946年1月4日,国民党军大举向朝阳进犯,为避敌锋芒,朝阳县党政机关干部和县支队作战略转移,撤到青龙县境内,撤退前,朝阳县武工队队长王德胜和公安局局长金建民,找到宋凌阁,要他潜伏下来,可以接受国民党委任的职务,继续为党做地下工作。
我党撤退后,国民党县政府任命宋凌阁为牤牛营子乡乡长。
1946年3月,一队国民党士兵,抓着一个“共党分子”,路过牤牛营子村,宋凌阁一边安排酒菜稳住国民党士兵,找个空闲时机,来到关押“共党分子”的柴房,得知此人叫徐凤图(解放后,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然后告诉他,晚上来解救他,告诉他逃跑路线并给了“路条”。
1946年仲夏,国民党征粮,宋凌阁为了保住人民群众的口粮,就以没有县政府的信函为由,拒绝交粮。宋凌阁被李守信(国民党官员)以“私通共党”投入大牢,宋家再次被查抄殆尽。
1947年朝阳解放,遍体鳞伤的宋凌阁被我党解救出来,解放军用马车将宋凌阁送回牤牛营子村养伤。解放军开始攻打北票,持续了六天六夜,大量伤员送到了牤牛营子村,宋凌阁不顾个人的伤痛,奋力抢救伤病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朝阳县人民政府派县武工队王德胜队长,几次找宋凌阁,希望他去县里任职,都被宋凌阁婉言谢绝,原因是,经过几次日本人监狱和国民党监狱的酷刑,被折磨得身体有内伤(脱肛),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而耽误了革命工作,不能给党增加负担。
多年后,他把妻子儿女叫到跟前,讲述了他与李海峰及抗日义勇军将士,从辽西到长城脚下,坚持抗日救国的日日夜夜。
1970年,宋凌阁病故,享年72岁。
宋凌阁和广大的抗日救国、爱国志士们的英雄事迹将永远印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