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才

盛世才（1892年，也有1895、1896、1897年 等说—1970年），字晋庸，原名振甲，又字德三，辽宁开原人。历任国民政府北伐司令部参谋本部科长、新疆省边防督办、新疆省政府主席兼中央军校第九分校（新疆分校）上将主任和农林部长等职，中华民国陆军上将，自1933年到1944年负责着新疆的军事、政治，号称“新疆王”，期间在苏联、国民党等势力间反复周旋。1949年后到台湾，1970年病故于台北。

乱世枭雄的新疆沉浮：盛世才的权力博弈与时代困局

在民国风云激荡的历史长卷中，盛世才的名字始终裹挟着争议与谜团。这位自封 “新疆王” 的人物，以狡黠的政治手腕和冷酷的统治手段，在西北边陲上演了长达 11 年的权力大戏。从初入新疆的军事教官到掌控一方的割据霸主，从联苏亲共的 “红色省长” 到背信弃义的党国要员，他的每一次政治转向都深刻影响着新疆的命运，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复杂的政治生态。

一、蛰伏与崛起：权力舞台的初登场

1929 年秋，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的盛世才迎来命运的转折点。经新疆省秘书长鲁效祖引荐，他敏锐捕捉到新疆军政人才匮乏的机遇，主动请缨远赴边陲。次年深秋，他辗转途经苏联进入新疆，旋即被新疆省主席金树仁委以重任，担任 “新疆陆军初级军官学校” 战术总教官。在这一岗位上，盛世才不仅积累了军事威望，更精心培养了卢毓林、王玉书等亲信班底，为日后的权力扩张埋下伏笔。

彼时的新疆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金树仁统治下的苛政暴敛，激发了各族民众的强烈反抗。1931 年，“哈密暴动” 如星火燎原，马仲英率领 6000 余骑挥师西进，迅速占领新疆东部。盛世才临危受命，担任 “东路剿匪指挥部参谋长”，凭借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在与马仲英、和加尼牙孜的对抗中屡建奇功，其威望在战火中迅速攀升，逐步成为新疆军政界不可忽视的力量。

1933 年的 “四・一二” 事变成为盛世才崛起的关键节点。东北义勇军与归化军联合发动政变，金树仁仓皇出逃。手握重兵的盛世才回师迪化，被推举为新疆临时边防督办，教育厅厅长刘文龙则出任临时省主席。然而，盛世才的野心远不止于此。同年 12 月，他以 “涉嫌谋叛” 为由软禁刘文龙，迫使这位傀儡主席辞职，转而扶持老官僚朱瑞墀上台。次年 3 月，朱瑞墀离奇病逝，盛世才顺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正式开启了其在新疆的独裁统治时代。

二、权谋与杀伐：巩固统治的铁血手段

盛世才掌权初期，新疆局势错综复杂。马仲英盘踞北疆，张培元控制伊犁，三方势力形成鼎足之势。面对危局，盛世才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权谋。他一方面与马全禄旧部勾结，诱使马德祥诛杀旧主，收编 2000 余众，解除迪化威胁；另一方面利用马仲英与和加尼牙孜的矛盾，以划分南疆为诱饵，成功瓦解对手联盟。

当南京国民政府试图通过黄慕松入疆 “宣慰” 来控制局势时，盛世才果断采取雷霆手段。1933 年 6 月 25 日，他以开会为名，将陈中、陶明樾、李笑天三位政变核心人物当场处决，震慑了反对派势力。同时，他巧妙利用舆论战，散布黄慕松与马仲英勾结的谣言，并将马仲英污蔑为 “日本帝国主义走狗”，成功激起东北义勇军的义愤，迫使这支抗日劲旅卷入新疆内战，为其巩固统治扫除障碍。

在与马仲英的军事对抗中，盛世才与对手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较量。1933 年 4 月的紫泥泉之战，成为双方首次大规模交锋。马仲英部队以悍不畏死的冲锋一度突破省军防线，盛世才亲临前线指挥，依靠刘快腿部神枪手的精准射击和天气突变的有利条件，成功扭转战局。此役马军伤亡 600 余人，省军仅损失 300 人，盛世才乘胜占领奇台，取得关键胜利。

然而，马仲英并未就此罢手。同年 10 月，双方在达坂城展开二次对决。马仲英凭借地形优势和骑兵冲击力，打得省军丢盔弃甲，缴获大量军械。迪化一度陷入危局，盛世才紧急向苏联求援。苏军飞机的轰炸最终改变战局，马仲英被迫撤围南逃苏联。与此同时，盛世才借助苏联红军的力量，先后击溃张培元势力，平定马虎山叛乱，至 1937 年彻底统一新疆，实现了 “新疆王” 的野心。

三、亲苏与投机：政治天平的左右摇摆

为稳固统治，盛世才审时度势，选择与苏联建立紧密合作。他不仅全盘引入苏联的政治模式，成立 “新疆省政治监察总管理局” 构建特务统治体系，更将苏联的 “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族平等、和平、清廉、建设）作为施政纲领。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新疆经济呈现短暂繁荣：耕地面积从 1937 年至 1942 年扩大至 958 万亩，工业企业在多地拔地而起，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学校数量和学生规模均实现数倍增长。

1937年8月21日，中国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政府大力援助中国，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时期。而苏联的大批军火物资是通过新疆才得以运往抗日前线的。同时，新疆又是苏联中亚地区安全的一个天然屏障，地位至关重要。1938年1月，苏联红军一个机械化加强团——第八团进驻哈密，守护着新疆东部大门，这使得国民党军队不敢轻易西进。

1938年8月，盛世才就以就医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盛世才去莫斯科没有向国民党政府泄露任何消息，但中国共产党方面对此是知道的。随同盛世才前往莫斯科的还有他的妻子邱毓芳。虽然苏联在新疆的顾问和苏联对新疆的援助在日益增长，但当时苏联正值大肃反期间，这使盛世才对自己的安全有些担心。然而他很快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盛世才一到莫斯科，便受到苏方官员极为热情的接待。盛世才住在莫斯科城郊的一所旅馆。这次访问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甚至连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也不知道。很快，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盛世才，参加会见的有莫洛托夫与伏罗希洛夫。盛世才后来还回忆说：“会见时，关于1937年新疆的叛乱，斯大林赞同这样一种看法，即叛乱是由托派策划的。纳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其给予了援助和支持，以建立进攻苏联的前沿阵地。伏罗希洛夫则侧重于谈可能把新疆作为侵略苏联薄弱地区的跳板这个与苏联有关的问题。”

在莫斯科，斯大林曾三次会见盛世才。斯大林满足了盛世才的全部援助要求。盛世才事后说：“我浏览了一下项目表，看到了我们热切期待了五年的全部短缺设备。显然，斯大林心中消除了在援助我的政府问题上的疑虑。”

盛世才为了讨好苏联，曾多次提出在新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脱离中国，加盟苏联。但是苏联出于国际舆论的考虑，没有答应，苏联领导人莫洛托夫曾在第七届全苏维埃联盟代表大会上宣告：苏联“绝对维护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的独立、完整和主权”。

盛世才还不惜牺牲国家利益。1940年11月26日，盛世才和苏联政府代表巴库林、卡尔波夫签订了为期50年的《新苏租借条约》，使苏联在新疆享有各种不受当地政府干预的独立特权，攫取了新疆的全部矿产以及交通、工业与各种资源，并且苏联可以在新疆驻军，苏联各类人员可以自由在全新疆活动，并对个别仇视苏联的军官进行清洗，承诺在当地扶植共产主义观念。

1937年红军西路军余部在李先念带领下到达新疆，在陈云关心下，盛世才对这批红军做了妥善安排，特别是为中共培养了一批军事技术人才，这是他的历史功绩。（这批技术人才就是中国最早的飞行员。客观的说，盛世才是有阴谋的，他表面上是为红军培养飞行员，实则是借机向苏联索要更多的飞机和技术支援。）

1938年2月，受中共党中央派遣，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到新疆做统一战线工作，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厅长等职。1939年陈潭秋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加入联共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盛世才热情接待了他们。在筵席上，盛世才适时地向王明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盛世才的“入党”问题，也在此次莫斯科之行中得以解决。盛世才在加入中共“无望”后，便秘密加入了苏联共产党。盛世才回忆说：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斯大林的心情也显得很好，所以，我决定谈谈涉及到我与延安今后关系的微妙的个人问题。斯大林在盛的入党问题上一改前态，当即明确表示:“你如今就可以入党。你回新疆之前，我会再次和你谈这个问题。”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下，苏联给予盛世才特殊的照顾，立即吸收他加入苏共，盛于1938年8月加入苏联共产党，并在莫洛托夫的秘密访问中直接从莫洛托夫接收了第1859118号党员卡。

盛世才还转述了他对斯大林说的原话：“我是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1937年，我通过陈绍禹（王明）、康生和邓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绍禹、康生、邓发、陈云和任弼时等人对此一致同意了，但又说要与第三国际商量之后再作最后决定”；“我希望能迅速受到党的考验和教育。所以，我也很渴望知道你们关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

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中的1938年9月2日盛世才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西洛夫的会谈记录，斯大林确实同意盛世才秘密加入联共，但是又担心此事泄漏后，会引起蒋介石的不满，给盛世才今后的工作带来不便。关于盛世才加入联共的事，盛世才的二妹盛世同也证实了此事。她说：“他是个联共党员，并有党证。”盛世才关于他加入苏联共产党的叙述也许是可信的。

转向国民党

1940年盛世才扶植的傀儡、省政府主席李溶病故后盛接任省主席。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一度处于优势，逼近莫斯科城下。善于见风使舵的盛世才认为，如今苏德战争（1941年6月22日～1945年5月8日）在苏联境内举行，究竟什么时候结束，难以预测；即使苏联获胜，恐怕也不能如过去很有力量地援助新疆，不如投靠蒋介石。

1942年3月19日因苏联有意扶植其弟盛世骐取代盛世才，盛世才将其暗杀，并利用这个事件大肆宣传。1942年4月中旬，蒋介石召见新疆驻重庆代表张元夫，邀请盛世才到重庆会晤。盛世才则派出五弟盛世骥前往接洽。7月，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到新疆视察，并带来蒋介石亲笔信，许诺“吾弟之事业即为中正之事业，故中正必为吾弟负责，以解除一切之困难也”。8月，蒋夫人宋美龄亲临迪化，向随访的各国记者表示“中央坚决相信盛氏，将来新疆各项工作需要中央协助与否，全由盛氏决定”。6月27日，斯大林派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德卡诺佐夫携带莫洛托夫给盛世才的信来到迪化，试图阻止盛世才投靠蒋介石。虽然莫洛托夫表示愿意作出让步，但是盛世才不为所动。德卡诺佐夫对盛世才说：“你是联共党员，要永远信仰马克思主义，不能动摇。”盛世才此时毫不掩饰自己:“至于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必须非常坦率地告诉您，这是绝对不再可能的事情了。谈到我的政府的政策问题，我只能告诉您，作为三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我要在新疆建立民主统治。”

1942年9月17日，毛泽民、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盛世才逮捕。在狱中，敌人逼他们招认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搞“暴动”的所谓阴谋，逼他们脱离共产党，交出共产党的组织。毛泽民、陈潭秋等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义正词严地回答：“决不脱离党，共产党员有他的气节。”“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敌人秘密杀害。盛世才和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关系很差，水火不容，所以把邓发赶走，换成陈潭秋。陈潭秋为团结盛世才做了大量工作，两人关系还算融洽，但最后还是因为盛世才决定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陈潭秋就惨遭杀害。

为了对蒋介石表示忠心，盛世才对苏联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42年10月5日，盛世才通过苏联驻新疆总领事普式庚，向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苏联政府从新疆撤走除外交人员以外的全部人员，其中包括军事人员，且须在三个月内撤离。盛世才的转向，不仅与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的处境有关，而且也同蒋介石对盛世才的步步进逼有关。

斯大林起初没有考虑撤军，但是1943年4月，鉴于国民政府任命的各部官员已到新疆任职，为了避免和蒋介石发生直接冲突，斯大林答应撤退驻新疆的苏军及顾问。6月，国民党中央军进驻哈密。在盛世才反悔之前，确实地夺取和保证了中国对新疆的控制权。斯大林知道新疆的局势已不可挽回，于是下令退出新疆。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就此彻底终结。1943年，盛世才加入国民党，并表示“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随后，盛世才取消了六大政策，六星旗也改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众叛亲离

主词条：盛世才家族血案

国民党在新疆兵力不大时，对盛世才是竭力拉拢，但当包括中央军和马家军一部的陶峙岳兵团三个师全部进入迪化后，国民党加紧剥夺盛世才权力。盛世才没想到投靠国民党是“引狼入室”。鉴于此，盛世才开始采取对策，准备把国民党势力逐出新疆。1944年8月11日，盛世才制造了逮捕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建设厅厅长林继庸等人的“八一一黄林案”。一时间，整个迪化处于恐怖之中。

为寻找退路，盛世才企图再次投靠苏联。他致电斯大林，要求重新加入苏联共产党和将新疆划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但此时苏联政府已经对盛世才彻底失望。斯大林拒绝了他的要求，并把其电报转给了蒋介石。

在此前的同年4月份，苏联政府已通过外交途径对国民党政府施压，要求撤换盛世才。6月，斯大林在接见美驻苏大使哈里曼时说，中国国民政府撤掉盛世才在新疆的职务，对于改善苏中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苏联在新疆三区（伊犁、塔城、阿山）的地下工作人员和苏联领事馆人员，分别在封建宗教上层和知识青年等各阶层群众中进行工作，建立秘密组织，在群众中开展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的活动。

此时的盛世才，已是众叛亲离，怨声载道。蒋介石决定把盛世才调离新疆，另任农林部长，由朱绍良代新疆省主席。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离开了新疆到重庆赴任。至此，盛世才在新疆苦心经营了11年5个月的军阀统治结束了。他的财产装满五十辆卡车，包括数万公斤的金银财宝。因为太招摇，盛的车队在路过陕西宝鸡时，被“军官团”借口与卫士队寻衅，抢劫一空。

1944年盛世才回内地后，原东北义勇军旧部为报仇，四处寻机刺杀盛世才，搞得他深居简出，即便后来随国民党败军逃至台北，也轻易不敢抛头露面，义勇军旧部杀盛世才不成，转而去兰州将盛世才岳父一家老少11口满门刺杀，还在墙壁上用鲜血写道：“十年冤仇一日雪”，邱宅大血案震惊全国。新疆人民曾树立《血泪碑》，自费刊行《盛世才祸新记略》（又称《盛世才祸新录》），揭露盛世才的罪行。1945年7月3日国民党政府免去了盛农林部长职。盛世才遭受这些打击之后，到相对安全的武汉，担任“总统武汉行辕上将高参”等闲职。

晚年活动

1949年，盛世才随蒋介石逃到台湾，先后受聘为“政策顾问、防务部门上将高参、行政机构设计委员”等闲职。可是，在台湾的众多受过其迫害的各界人士并没有放过他。在1954年3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上，代表们纷纷提出控诉盛世才祸害新疆案，各种揭露其罪行的小册子也在会场内外广为散发。蒋介石正谋取在会上通过一部可以让他无限期连任“总统”的宪法，不便为一个盛世才与代表弄得太僵，于是便授意大会接受提案，正式开始对盛世才进行审查。虽然盛世才仍然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为自己撑起了一顶保护伞，但此后的每次“国民大会”上，总要掀起一阵阵反盛声浪，甚至有代表提出要盛世才自行了断，以谢天下。因仇家太多，住在台北市南京东路五段的一个小巷子里，蒋介石特别派了一个排的步兵保护他。 [30]盛世才还先后获得二等及一等云麾勋章和陆海空军奖章。后来的盛世才曾一度经商，在台北投资开办士林西菜馆。1970年7月13日，昔日的“新疆王”盛世才在台北空军总医院因脑溢血死亡。

盛世才，这位在民国时期风云一时的人物，以其复杂多面的形象和充满争议的经历，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在新疆的统治长达近12年，期间的所作所为对新疆乃至中国的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功过是非至今仍值得深入探讨。

盛世才上台后，凭借一系列手段结束了新疆此前的混乱局面。当时新疆内部各方势力割据，局势动荡不安，盛世才通过军事手段击败了马仲英、张培元等势力，实现了新疆在其统治下的相对稳定。为了巩固统治，他采取了两面手段，联苏亲共，实行了一系列进步改革。他提出“六大政策”，其中“清廉”作为重要旗帜之一，制定了严苛法律，规定凡贪污公款500元及以上者，均处以死刑，在一定程度上整顿了吏治。

在苏联的援助下，新疆在经济、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一定发展。工业上，相继建立了发电厂、皮革厂、汽车修理厂等一批工业企业，为新疆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教育方面，将原俄文法政学校改为新疆学院，派遣多批学生赴苏联中亚地区留学，学习行政法律、畜牧和医药等专业。同时，全省公立中学学校和在校生数量大幅增加，教育经费投入也显著增长，还成立了多所职业学校，促进了新疆教育事业的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疆成为中国抗战的重要后方基地，为抗战做出了一定贡献。

盛世才的政治立场较为复杂，与中国共产党有一些利益一致之处。由于有苏联的支持，且他对蒋介石本人不信任，所以对国民党政府并不完全顺从，曾公开批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末，他对红军西路军余部给予了一定帮助，为他们提供了庇护和安置。同时，对于前来新疆学习军事的中共党员，盛世才也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和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共培养了一批军事技术人才，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

盛世才政府提出“永远保持新疆为中国领土”的口号，虽然其主观动机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地位，但在客观上对苏联在新疆的一些图谋进行了抵制，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例如在与苏联的交往中，尽管他曾为获取苏联支持而做出一些妥协，但也在一些问题上坚持了新疆是中国领土的立场，没有完全沦为苏联控制新疆的傀儡。

盛世才统治新疆期间，自视甚高，被人们称为“新疆王”。二战时期，他把新疆政府与共产党、国民党并称为“中国三大政治集团”，以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领袖”自居，企图保持在中国的特殊割据地位。他甚至将自己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毛泽东一起并称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以此来抬高自己的地位，巩固对新疆的控制，这种妄自尊大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和团结。

盛世才野心勃勃，性格多疑。他曾说过“人不能做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绝物，要做事情就得能令”，认为只有掌握权力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思想使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择手段。他始终担心自己会像前任杨增新和金树仁一样遭遇不测，因此整日惶恐不安。

为了巩固权力，盛世才投靠外国势力，出卖国家利益，独吞大量新疆财富。他排除异己，滥施酷刑，大搞牢狱和特务统治。据统计，在他统治新疆时期，有10万多人被无端罗织入狱，其中5万人惨遭杀害。他制造了多起“阴谋暴动案”，许多无辜的人被牵连其中，新疆笼罩在一片恐怖氛围之中。

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起初处于“蜜月”期，他依靠苏联的支持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与苏联密切合作。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苏德战争爆发后，他见风使舵，认为苏联可能无法像以前那样有力地支持他，于是转而投靠蒋介石，实行反苏反共政策。

他逮捕、迫害、屠杀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如1942年9月17日，毛泽民、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他逮捕，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陈潭秋等惨遭秘密杀害。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不仅违背了他之前与苏联和中共的合作承诺，也严重破坏了新疆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稳定。

盛世才的高压统治和对苏联的反复政策，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直接导致各地武装暴动的发生。1944年，在苏联支持下的“三区革命”爆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盛世才统治的反抗。“三区革命”的发生加剧了新疆的混乱局面，使新疆人民陷入了更深的苦难之中，也对中国的边疆稳定造成了严重威胁。

盛世才的家族成员在其统治新疆期间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的父亲盛振甲是小地主，粗通文化；二弟盛世英掌管新疆交通和边防督办公署的后勤；三弟盛世骏原来做买卖，后任盛世才的警卫团长；四弟盛世骐先任警卫团长，后到红军学院学习军事，回国后任机械化师师长；五弟盛世骥曾留学苏联，回国后担任边务处长等职。

盛世才的二妹盛世同先后在新疆省女中、女子学院毕业，后因俞秀松被杀与盛世才兄妹分裂，依母姓改名安志洁。二妹夫俞秀松化名王寿成，是联共党员，曾担任边防督办公署政训处处长等职，后被盛世才逮捕入狱。盛世才的夫人邱毓芳是郭松龄义女，与盛育有四个孩子，在盛世才政权期间风头强劲，有“新疆的宋美龄”之称，其父亲邱宗浚在新疆期间大肆搜刮，后在邱宅大血案中被杀。

对于盛世才的评价，各方观点不一。原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称“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深刻批判了他的军阀本质和残暴行为。曾任中共驻新疆代表的陈潭秋认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盛世才在政治问题上是以两个中心的态度为标准，即国际问题看莫斯科，国内问题看延安”，指出了他政治立场的两面性。国民党CC系的陈立夫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对任何人都充满怀疑......晚上把机枪放在他旁边......他的所有文件都用保险柜锁起来”，反映出他多疑的性格特点。蒋介石在“国大”会议的讲话中则称“某同志昨天在会上述及盛晋庸同志在新省主政时惨杀民众一事。诸位同志，要知道新疆省在我国西北边陲，其面积十五倍于浙省，自民国成立以来，中央与该省之联系似断似续，无权过问，盛同志卒能运用其力，将新省奉献于中央，功在党国。诸位同志，要明了此旨，顾念大体，勿再责难往事……”，从维护国民党统治的角度为盛世才进行了一定辩护。

盛世才主政新疆期间，出版了官方论著《六大政策教程》，将其作为新疆政权的指导思想，并多次为新疆的学校、报刊题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所著的《大马的逃亡（马仲英逃亡记）》中也记载了盛世才的相关内容。

晚年的盛世才主要从事著述，撰写了《牧边琐记》《新疆十年回忆录》等书，还在台北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上刊出《从南京到新疆》长文，并与美国人艾伦·惠廷合编了《新疆：是小卒还是枢纽?》一书。2000年，台湾出版了盛世才五弟口述历史回忆录《蒋介石的封疆大吏我家大哥盛世才》，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盛世才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观念。

在人物遗迹方面，乌鲁木齐有西山盛世才住所遗迹，重庆有盛世才、沈鸿烈公馆旧址，这些遗迹成为了研究盛世才及其所处时代的重要实物资料。

盛世才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与争议，他的功过交织在一起，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独特而复杂的人物。对他的研究和评价，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民国时期新疆的历史，也能为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提供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