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清][公元1619年－1692年，明末三大儒,清初五大师]+像 湖南衡阳市衡阳县人物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字而农，号姜斋，晚年隐居石船山，故后人称之为“船山先生”，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省衡阳市）人。 明遗民。“武夷先生”王朝聘之子。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诗人、词人， “四大启蒙思想家”之一。 王夫之：明末清初的思想巨擘与衡阳先贤 王夫之（公元 1619 年－1692 年），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一壶道人、夕堂、梼杌外史等，湖南衡阳县曲兰镇（今属衡阳岣嵝乡）人，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为 “明末三大儒”，又与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朱舜水同列 “清初五大师”。他深耕儒学，融通百家，批判继承宋明理学，构建起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其思想不仅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变革，更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从衡阳这片土地走出的思想巨匠，王夫之的一生，始终与家国命运、学术革新紧密相连，留下了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的人生绝唱。 一、早年成长：衡岳灵秀育英才，少年壮志怀天下 1. 家世渊源与故土浸润 1619 年，王夫之出生于衡阳县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其先祖可追溯至唐代太原王氏，历经数代迁徙定居衡阳，至王夫之祖父王惟敬时，家族虽已不复鼎盛，却仍保持着 “以儒传家” 的传统。父亲王朝聘是当地有名的学者，潜心程朱理学，虽未入仕，却以学识和品行闻名乡里；叔父王廷聘、王廷傅均为秀才，家中藏书颇丰，为少年王夫之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 衡阳地处湘南，南接南岭，北望洞庭，湘江穿境而过，衡山雄峙其间，既有山水之灵秀，又因地处楚地边缘，兼具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特质。这种独特的地理与文化环境，潜移默化地塑造了王夫之兼容并包、求真务实的思维品格。他自幼便对家乡的山水人文充满兴趣，常随父辈登临衡山，在自然景观中感悟天地之道，这种对 “自然之理” 的早期感知，日后成为他哲学思想中 “气本论” 的重要源头。 2. 寒窗苦读与科举之路 王夫之天资聪颖，4 岁随兄长王介之入私塾读书，6 岁便能熟读《论语》《孟子》，10 岁时已通读 “五经”，并开始接触朱熹、陆九渊的理学著作。14 岁时，他以优异成绩考取秀才，进入衡阳府学深造。在府学期间，他不仅精读儒家经典，还广泛涉猎史学、文学、天文、历法、数学等领域，尤其对《左传》《史记》等史书痴迷，常常彻夜研读，形成了 “经史互证” 的学习方法。 当时的明朝，正值内忧外患之际，朝政腐败，民不聊生，东北的后金（后改国号为清）虎视眈眈，西北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身处衡阳的王夫之，虽年少却已感受到时代的危机，他在与同窗探讨学问时，常将经史中的治国之道与现实问题结合，立志 “以学术济天下”。24 岁时，王夫之赴武昌参加湖广乡试，以《春秋》策论脱颖而出，考取举人，排名第五。此次中举，不仅让他获得了进入仕途的资格，更让他结识了当时湖广地区的一批有识之士，如章旷、蔡道宪等，这些人后来成为他抗清斗争中的重要盟友。 然而，就在王夫之准备赴北京参加会试时，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明朝灭亡（1644 年）。突如其来的国变，彻底打乱了他的仕途计划，也让这位初露锋芒的青年学子，不得不直面家国破碎的残酷现实。 二、乱世浮沉：抗清报国志未酬，颠沛流离守气节 1. 投身抗清：以文弱之躯赴国难 明朝灭亡后，清军迅速入关，随即挥师南下，短短两年间便占领了江南大部。1646 年，清军逼近湖南，衡阳沦陷，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不愿剃发降清，绝食而亡，临终前叮嘱王夫之兄弟 “勿为异族之臣”。父亲的殉国，让王夫之悲痛欲绝，也坚定了他 “抗清复明” 的决心。 同年，王夫之与兄长王介之、好友管嗣裘等在衡阳举兵抗清。由于缺乏粮饷和正规训练，这支由文人、乡绅和农民组成的义军，很快便被清军击溃。兵败后，王夫之并未屈服，他辗转前往广东肇庆，投奔南明永历政权，被授予 “行人司行人” 之职（负责传旨、册封等事务）。在永历政权中，王夫之目睹了朝臣的派系倾轧、宦官专权，深感南明小朝廷的腐朽与无力。当时，权臣王化澄结党营私，迫害忠良，王夫之不顾自身安危，三次上书弹劾王化澄，结果反被诬陷下狱。幸得友人营救，他才得以脱险，被迫离开永历政权。 2. 颠沛流离：八载流亡坚守初心 离开永历政权后，王夫之的抗清之路更加艰难。他先后在湖南、广西、广东等地辗转，曾隐姓埋名，以教书、行医为生，也曾暗中联络各地抗清义军，传递情报、筹措粮饷。1652 年，大西军余部李定国率军反攻湖南，攻克衡阳，王夫之闻讯后，立即前往投奔，为李定国出谋划策，提出 “联合农民军、团结地方乡绅、安抚百姓” 的抗清策略。然而，由于南明内部的猜忌与掣肘，李定国的反攻最终功败垂成，衡阳再次被清军占领。 此后，清军在湖南推行 “剃发令”“圈地令”，对反抗者进行残酷镇压。为躲避清军追捕，王夫之不得不躲进衡山深处的石船山，过着 “穴居野处” 的生活。他曾在《勘破窗纸》一诗中写道：“经岁寒林霜雪侵，破窗不碍月来寻。纸穿自识乾坤眼，莫遣风烟蔽寸心。” 诗句既描绘了他流亡生活的艰辛，也展现了他坚守民族气节、不向强权屈服的决心。在流亡的八年间，王夫之走遍了湘南的山山水水，不仅亲眼目睹了百姓在战乱中的苦难，也深入了解了民间的生产生活与社会百态，这些经历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 3. 归隐石船山：以著述延续 “文化抗清” 1658 年，随着南明永历政权逃往缅甸，抗清斗争陷入低潮，王夫之意识到，武力复明已难实现，但 “文化复明” 仍可为。于是，他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衡阳曲兰镇，在石船山下筑 “湘西草堂” 定居，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隐居著述生涯。 石船山因山顶有一块酷似船形的巨石而得名，这里山高林密，人迹罕至，远离尘世的纷扰，却也条件艰苦。王夫之在草堂旁开垦荒地，种植五谷蔬菜，自给自足，平日里粗茶淡饭，布衣素食，却始终保持着严谨的治学态度。他曾在草堂的墙壁上题字：“吾生有事，未敢息肩”，以此激励自己珍惜时光，潜心学问。在隐居期间，他拒绝了清廷的多次征召，即使面对地方官员的威逼利诱，也始终坚守 “不剃发、不做官、不与清廷合作” 的原则，以 “遗民” 的身份，用笔墨延续着对故国的思念与对民族文化的守护。 三、学术深耕：融贯百家开新境，构建哲学思想体系 1. 批判继承：破宋明理学之弊 王夫之的学术研究，始于对宋明理学的反思与批判。宋明理学自宋代兴起后，分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派，前者强调 “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后者主张 “心即理”“知行合一”，到了明末，两派均陷入僵化，要么空谈义理、脱离现实，要么过度强调主观心性、忽视客观规律。王夫之认为，宋明理学的根本弊端在于 “离器言道”，即把 “理”（规律、本质）与 “器”（事物、现象）割裂开来，导致学问沦为空洞的道德说教，无法解决现实问题。 基于此，王夫之提出 “气本论”，主张 “理在气中”“气外无理”。他认为，“气” 是宇宙的本源，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 “理” 则是 “气” 运动变化的规律，不能脱离 “气” 而独立存在。这一观点，不仅批判了程朱理学 “理在气先” 的唯心主义倾向，也修正了陆王心学 “心外无物” 的主观唯心主义缺陷，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推向了新的高度。 在人性论上，王夫之反对程朱理学 “存天理，灭人欲” 的观点，提出 “性日生而日成”。他认为，人性并非先天注定，而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人欲” 并非全是恶的，只要符合 “理” 的规范，便是合理的需求。这一思想，强调了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打破了传统理学对人性的束缚，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 2. 经史互证：以史学阐发治国之道 作为一位史学家，王夫之尤为重视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他耗费十余年时间，编撰了《读通鉴论》《宋论》两部史学巨著，通过对《资治通鉴》《宋史》等史书的批注与评论，阐发自己的政治思想与治国理念。在《读通鉴论》中，他提出 “理势合一” 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既有其客观规律（理），也受现实形势（势）的影响，统治者必须 “顺势而为”，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与百姓的意愿，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他还特别强调 “民本” 思想，在评论历代王朝兴衰时，多次指出 “天下非一姓之私”，君主的统治必须以 “利民”“富民” 为根本，若一味追求个人享乐与专制集权，必然会导致王朝的灭亡。这种思想，既是对传统儒家 “民为邦本” 理念的继承，也融入了他对明末清初社会动荡的深刻反思，对后世的民主思想萌芽产生了重要影响。 3. 融通百家：汇通儒释道，兼采西学 王夫之的学术视野极为开阔，他不仅深耕儒学，还广泛吸收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甚至对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天文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也有所涉猎。在哲学上，他借鉴道家 “道法自然” 的思想，丰富自己的 “气本论”，提出 “天地之化日新” 的观点，认为宇宙万物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静即含动，动不舍静”，这种辩证的运动观，超越了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局限。 在方法论上，他吸收法家 “经世致用” 的理念，反对空谈义理，主张学问必须服务于现实。他曾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强调 “知行合一”，但与王阳明不同的是，他认为 “行” 是 “知” 的基础，“行可兼知，知不可兼行”，突出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性。此外，他还利用西方传入的 “地圆说”，修正了中国传统的 “天圆地方” 观念，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学术态度。 4. 著作等身：三十余年铸就思想丰碑 从 1658 年隐居石船山，到 1692 年逝世，王夫之在三十余年间，写下了近四百万字的著作，涵盖哲学、史学、文学、政治、伦理、天文、历法等多个领域，堪称 “百科全书式” 的学者。其代表作除《读通鉴论》《宋论》外，还有哲学著作《张子正蒙注》《思问录》《黄书》，经学著作《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经稗疏》，文学著作《姜斋诗话》《楚辞通释》等。 这些著作，不仅系统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与政治主张，还包含了他对自然科学、社会生活的深刻思考。例如，在《黄书》中，他提出 “民族本位” 思想，强调 “夷夏之辨” 并非单纯的种族差异，而是文化优劣的区别，主张通过弘扬华夏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在《姜斋诗话》中，他提出 “情景交融” 的文学创作理念，强调文学作品必须 “以意为主”“缘情而发”，对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 四、思想遗产与历史影响：从 “船山遗老” 到 “民族精神符号” 1. 生前寂寥与死后荣光 王夫之的一生，始终坚守 “遗民” 气节，拒绝与清廷合作，其著作在他生前大多未能刊印，仅在少数亲友和弟子间流传，影响力十分有限。1692 年，王夫之在湘西草堂逝世，享年 74 岁，临终前，他嘱咐弟子：“吾书未成，死后当葬于石船山麓，勿封勿树，以遂吾志。” 弟子们遵照其遗愿，将他安葬在石船山下，墓碑上仅刻 “明遗臣王夫之之墓”，彰显了他至死不渝的民族气节。 王夫之逝世后，其著作逐渐被后人重视。清代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收录了他的部分经学著作，虽对其 “夷夏之辨” 的思想有所删减，但也使其学术地位得到初步认可。到了晚清，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王夫之的 “民族本位” 思想与 “经世致用” 理念，成为维新派与革命派宣传救国图存的思想武器。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曾组织人力整理刊印《船山遗书》，使王夫之的著作得以广泛传播；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将王夫之的思想视为 “开启民智” 的钥匙；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更是以王夫之的 “反清复明” 思想为精神旗帜，激励着革命党人推翻封建帝制。 2. 对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的深远影响 王夫之的思想，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变革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哲学领域，他的 “气本论” 与辩证法思想，为近代中国的唯物主义思潮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曾深入研读《船山遗书》，王夫之的 “知行观” 对他后来提出 “实践论” 有着一定的启发；在政治领域，王夫之的 “民本” 思想与 “反对专制” 的主张，成为近代民主革命的思想先驱，他提出的 “天下非一姓之私”，被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展为 “天下为公” 的民主理念；在文化领域，他强调 “华夏文化正统” 的思想，在近代民族危机中，成为凝聚民族认同感、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精神力量。 3. 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在当代，王夫之的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强调 “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与当今社会倡导的 “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创新” 高度契合；他提出的 “天地之化日新” 的发展观，为我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推动改革创新提供了哲学启示；他的 “民本” 思想，与现代社会的 “以人为本” 理念一脉相承，对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借鉴意义。 同时，王夫之的思想也逐渐走向世界，成为国际汉学界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重要对象。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的学者，纷纷对王夫之的 “气本论”“辩证法”“历史观” 进行深入研究，认为他的思想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也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社会矛盾等问题提供了东方智慧。 4. 衡阳故土的精神丰碑 对于王夫之的故乡衡阳而言，他早已超越了 “历史名人” 的范畴，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符号与文化名片。如今，位于衡阳县曲兰镇的湘西草堂，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吸引着数万中外游客前来瞻仰；石船山麓的王夫之墓，虽历经数百年风雨，却始终完好保存，成为后人缅怀先贤、传承气节的重要场所。衡阳市还先后成立了 “船山学会”“王夫之思想研究中心”，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推动王夫之思想的研究与传播；当地的中小学，也以王夫之的名言警句为校训，将 “船山精神” 融入校园文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衡阳人传承先贤遗志，砥砺奋进。 结语：一代儒宗的精神传承 王夫之的一生，是乱世中坚守气节的一生，是学术上开拓创新的一生，是用笔墨守护民族文化的一生。他生于衡阳，长于衡阳，最终归隐于衡阳的石船山下，将自己的全部心血与智慧，都倾注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从 “少年壮志赴国难” 到 “隐居著述传薪火”，他以 “六经责我开生面” 的学术担当，“七尺从天乞活埋” 的民族气节，为后世留下了一座博大精深的思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