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濬[公元1882年－1961年]+像 湖北随州市随县人物 何成濬，字雪竹。二级陆军上将。曾随孙中山、黄兴从事辛亥革命和护法战争，后追随蒋介石，成为蒋沟通各派军阀的说客，得以重用。历任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绥靖公署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要职，“西安事变”后被调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春何成濬潜往香港。1951年春去台湾，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政策顾问、“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等职。1961年5月7日于台北去世。 # 何成濬：从清末学子到民国军政要员的复杂人生轨迹 何成濬（1882年－1961年5月7日），字雪竹，亦作雪舟，湖北随州市随县厉山镇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跨越清末、民国的重要军政人物，历经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混战、国民革命、抗日战争等关键历史时期，在军事谋划、政治协调领域有着独特影响力，其生平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剧烈动荡与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 ## 一、清末求学：从传统士子到革命新青年 1882年，何成濬出生于随州厉山镇一个耕读世家，父亲何星焕为当地塾师，家境虽不富裕，却重视子女学业。受家庭熏陶，何成濬自幼诵读儒家经典，10岁便能熟背《四书》《五经》，15岁考中秀才，展现出传统科举道路上的天赋。彼时清末新政已启，西方思潮渐入中国，传统教育体系摇摇欲坠，何成濬敏锐察觉到时代变革的趋势，不再拘泥于科举功名，转而寻求新学之路。 1903年，21岁的何成濬告别家乡，赴武昌考入湖北武备学堂。这所学堂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举措，旨在培养近代军事人才，课程涵盖西方军事理论、算术、物理、外语等新式内容。在这里，何成濬系统接触到近代军事知识，同时结识了宋教仁、田桐等志同道合的同学，这些人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受革命思想感染，何成濬逐渐认识到清朝统治的腐朽，秘密加入反清革命团体，开始参与散发革命传单、联络进步学生等活动。 1904年，因学业优异且表现突出，何成濬被湖北当局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振武学校是日本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设的预备学校，鲁迅、蒋介石等均曾在此就读）。在日本期间，他进一步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何成濬当即加入，成为同盟会早期会员之一。他积极参与同盟会活动，多次聆听孙中山先生演讲，与黄兴、汪精卫、胡汉民等革命领袖建立联系，尤其与黄兴交往密切——黄兴赏识其沉稳性格与军事素养，将其纳入“华兴会”核心圈子，何成濬自此正式投身反清革命事业。 1907年，何成濬从振武学校毕业，按规定进入日本陆军联队（相当于团级单位）实习，后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步兵科深造。在士官学校期间，他与蒋介石、张群、何应钦等人为同期同学，这段同窗经历为他日后在国民党军政体系中的发展埋下重要伏笔。1911年，何成濬完成学业，本应按计划回国任职，恰逢武昌起义爆发，他毅然放弃常规仕途，火速归国参与革命。 ## 二、辛亥革命与北洋时期：周旋于军政漩涡 1911年10月，何成濬抵达上海时，武昌起义已席卷全国，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相继独立。他受同盟会委派，前往南京协助黄兴指挥革命军作战。当时清军重兵围攻南京，革命军各部互不统属，指挥混乱，何成濬凭借军事专业知识，协助黄兴整顿军纪、制定作战计划，参与攻克南京紫金山天保城等关键战役，为革命军稳定南京局势立下战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何成濬任陆军部副官长，负责协调军队后勤与参谋事务，成为黄兴的重要助手。 1912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临时政府北迁，何成濬随黄兴赴北京，任陆军部军务司司长。他虽不满袁世凯的独裁野心，但为维持革命成果，仍试图在北洋政府框架内推动军事改革。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黄兴在南京宣布讨袁，何成濬坚决支持，任讨袁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参与策划军事行动。然而“二次革命”因准备不足、兵力悬殊迅速失败，何成濬被迫随黄兴流亡日本，暂避风头。 在日本期间，何成濬继续追随孙中山，参与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任中华革命党军务部副部长，协助孙中山策划反袁武装起义。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何成濬回国，先后在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中任职，历任陆军部次长、将军府将军等职。这段时期，他身处北洋军阀混战的夹缝中，既需应对皖系、直系、奉系之间的权力倾轧，又要暗中联络南方革命力量，展现出高超的政治周旋能力——他利用北洋政府的职位便利，为南方革命军传递情报、输送军火，同时又避免公开与北洋当局决裂，这种“双面角色”虽引来部分革命党人的质疑，却为革命力量保存了有生力量。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组建国民革命军。何成濬积极响应，前往广州投奔孙中山，任大本营高级参谋。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何成濬因与蒋介石的同窗关系及军事资历，被纳入国民政府核心决策圈，开始参与北伐战争的筹备工作。 ## 三、北伐与训政时期：军事谋划与地方治理 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何成濬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随蒋介石率部北上。他并非一线作战指挥官，而是以“谋士”角色参与军事决策，尤其擅长联络地方军阀、策反敌军将领。北伐军进攻江西时，直系军阀孙传芳部重兵把守南昌，何成濬利用自己与孙传芳麾下将领的旧交（部分为日本士官学校同学），秘密前往九江、南昌等地游说，成功策反孙传芳部师长夏超、周凤岐等倒戈，为北伐军攻克南昌扫清障碍。蒋介石曾评价：“雪竹兄不用一兵，能折敌将，功胜十万之师。”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政府分裂为武汉、南京两派，何成濬坚定支持蒋介石，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高等顾问。他奉命前往河南，联络冯玉祥的西北军与阎锡山的晋军，促成“宁汉合流”与“蒋冯阎联合”，为蒋介石巩固权力发挥关键作用。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后，何成濬因功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成为统治家乡的最高行政长官。 在湖北任职期间，何成濬面临着战后重建、匪患清缴、财政整顿等多重难题。他采取“剿抚并用”策略，一方面调集军队清剿鄂西、鄂北的土匪武装，稳定地方秩序；另一方面推行“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同时整顿湖北财政，改革税收制度，缓解战后财政危机。他重视家乡随州的发展，主持修复了随州厉山镇的炎帝祠，拨款改善随州至武汉的公路交通，推动当地教育事业——在他的支持下，随州创办了多所初等学堂，培养了一批本地人才。不过，作为国民党官僚，他也未能摆脱派系斗争的影响，任内压制湖北地方军阀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其治理举措带有鲜明的阶级局限性。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何成濬任讨逆军第三军团总指挥，率部在河南、湖北一带与冯玉祥、阎锡山联军作战。他再次发挥“策反”专长，成功说服冯玉祥部将领杨虎城、吉鸿昌等保持中立或倒戈，加速了反蒋联军的溃败。中原大战结束后，何成濬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负责节制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军事，成为华中地区最高军事长官。他在任内加强对地方军队的控制，镇压共产党领导的苏区革命运动，同时推动华中地区的军工企业建设，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储备了一定的军事工业基础。 ## 四、抗日战争时期：坚守华中与战略协调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何成濬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兼湖北省政府主席，负责华中地区的抗战动员与军事防御。武汉作为当时中国的临时首都，成为日军进攻的重点目标。何成濬积极组织湖北军民构筑防御工事，动员民众参军参战，同时协调第五战区李宗仁、第九战区陈诚等部的军事行动，形成华中抗日防线。 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中，何成濬虽未直接指挥前线作战，却承担了后勤保障、兵员补充、民众动员等关键任务。他主持在武汉周边设立兵站，为前线输送粮食、弹药、药品，同时组织武汉市民疏散，保护工厂、学校等重要设施内迁，减少日军轰炸造成的损失。武汉陷落后，何成濬随湖北省政府迁往恩施，继续领导湖北敌后抗战。在恩施期间，他克服物资匮乏、交通闭塞的困难，推动“鄂西大生产运动”，组织军民开垦荒地、种植粮食，缓解粮食危机；同时创办“湖北省立教育学院”（今湖北民族大学前身），培养抗战急需的人才，保存湖北的文化教育火种。 1940年以后，何成濬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军法执行总监等职，前往重庆中枢任职。他主要负责军事战略谋划与军纪监督，参与制定了滇缅战场作战计划，协调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同时严厉整肃军纪，查处了一批贪污军饷、临阵脱逃的军官，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军队士气。不过，他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现——何成濬主张“团结抗日，共御外侮”，对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与消极抗日态度不满，曾多次直言劝谏蒋介石，引起蒋介石的猜忌，其实际权力逐渐被削弱。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何成濬因年事已高（63岁），加之与蒋介石的矛盾加深，主动请求辞去军职，仅保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湖北省参议会议长等虚职，返回武汉居住。他目睹国民党政权在战后的腐败与独裁，对其统治逐渐失望，拒绝参与内战相关事务，转而关注湖北地方建设与文化保护，曾出面保护武汉的历史古迹与知识分子，避免其在战后混乱中受损。 ## 五、晚年岁月：从大陆到台湾的落寞结局 1949年解放战争接近尾声，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何成濬的好友与部下多次劝他前往台湾，但他起初不愿离开家乡。他曾对家人说：“我半生戎马，愧对湖北父老，若再逃离，无颜见随州乡亲。”然而随着解放军逼近武汉，在蒋介石的多次催促与国民党特务的“护送”下，何成濬于1949年5月被迫前往台湾，从此再未踏上故土。 抵达台湾后，何成濬虽被授予“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荣誉头衔，但无实际权力，处于半退休状态。他远离军政核心，生活低调，将主要精力用于整理自己的回忆录与收藏的古籍字画。他在台北居住的寓所简朴，时常与同样从大陆迁台的湖北同乡聚会，回忆家乡随州的风土人情，表达对故土的思念——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厉山炎帝陵前的古柏，随州城里的编钟声，何时能再相见？” 晚年的何成濬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在回忆录《八十自述》中，他既肯定了自己参与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的历史贡献，也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内战政策表示遗憾，承认“国民党之败，非败于共军，实败于自身之贪腐与失民心”。他反对台湾当局的“台独”言论，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终将统一”，展现出坚定的民族立场。 1961年5月7日，何成濬因心脏病在台北逝世，享年79岁。台湾当局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蒋介石亲赠挽联“绩著旗常，忠昭简册”，肯定其一生的军政生涯。何成濬的骨灰安葬于台北阳明山公墓，墓碑上刻有“湖北随州何公雪竹之墓”，寄托着他对家乡的无尽思念。 ## 六、历史评价：功过交织的复杂人物 何成濬的一生，始终处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核心舞台，其生平兼具进步性与局限性，历史评价呈现出鲜明的复杂性。 从积极方面看，他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早年投身反清革命，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制度作出了贡献；北伐战争时期，他以军事谋略与外交手腕策反敌军，加速了北洋军阀的覆灭；抗日战争时期，他坚守华中，组织军民抗战，推动后方建设，为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晚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体现了民族大义。此外，他重视家乡建设，对随州的教育、交通、文化保护事业多有投入，至今仍为随州民众所铭记。 从局限性来看，何成濬作为国民党军政要员，参与了镇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与农民运动，双手沾满了革命群众的鲜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虽自身较为清廉，却未能摆脱派系斗争的束缚，对国民党的腐败与独裁统治缺乏彻底的批判与反抗；解放战争时期，他虽拒绝参与内战，却最终追随国民党政权前往台湾，未能选择留在大陆参与新中国建设，成为历史的遗憾。 总体而言，何成濬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典型的“过渡性人物”——他既有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又具备近代军事人才的专业素养；既参与了进步的革命运动，又服务于反动的独裁政权；其一生的功过是非，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成为研究清末民初至民国时期政治、军事史的重要样本。而他对家乡随州的深厚情感，以及在文化保护、教育发展方面的举措，也为随州地方史留下了珍贵的印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