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烈[公元1872年－1934年]+像 湖北随州市随县人物 张伯烈，字亚农，号益三，湖北随州人，中华民国时期政治人物。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入日本大学法科，期间创办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并主编月刊。1909年作为留日湖北铁路会代表回国争取湖广铁路商办，在陶勋臣断指激励下赴京请愿，促成湖北商办铁路协会成立。1910年任河南提学使并创办开封女子师范学堂。 武昌起义后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与孙武等组建民社拥黎元洪。反对汉冶萍公司抵押借款迫使日方撤案。历任北京政府众议院议员、副议长，参与进步党及共和党组建。1923年协助曹锟贿选总统，后任两湖巡阅使署秘书。晚年定居北平从事律师业，曾代理文秀与溥仪离婚诉讼案，著有《商办湖北铁路意见书》《假定中国宪法》等。 # 张伯烈：清末民初湖北宪政先锋与地方治理实践者 张伯烈（公元1872年－1935年），字亚农，亦作亚侬，湖北随州随县（今随州市随县）人。他身处清末民初社会剧变的洪流之中，以科举出身为起点，历经留学深造、投身宪政运动、参与地方治理、深耕教育事业等多重人生轨迹，既是近代中国宪政思想的积极传播者，也是湖北地方近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其一生跨越帝制与共和两个时代，言行举止深深烙印着转型期知识分子“救亡图存”与“经世致用”的精神底色，为后世留下了兼具历史价值与思想启示的人生篇章。 ## 一、早年求学：传统科举与新学启蒙的双重熏陶 1872年，张伯烈出生于湖北随州随县一个耕读传家的传统家庭。彼时的清王朝已深陷内忧外患，太平天国运动的余波未平，西方列强的侵略步步紧逼，传统封建教育体系虽仍占据主导地位，但“西学东渐”的浪潮已悄然渗透至社会各个角落。张伯烈的家庭既重视传统儒学根基的培养，也未完全隔绝外部世界的新思想，这种相对开放的教育环境，为他日后兼容并蓄、突破传统埋下了伏笔。 幼年时期的张伯烈展现出过人的聪慧与求知欲，在父亲的指导下诵读“四书五经”，接受严格的科举应试训练。他天资聪颖且勤奋刻苦，常常深夜苦读，对儒家经典的理解远超同龄子弟，初步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士人价值观。1897年，25岁的张伯烈参加科举考试，顺利考中秀才，随后又于1902年考中举人，在传统仕途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此时的他，已具备深厚的儒学素养，但其视野并未局限于科举功名——清末社会的动荡与民生的疾苦，让他开始思考“圣贤之学”如何应对现实的危机，这种思考成为他后来转向新学的内在动力。 20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政”，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成为重要举措。在“变法图强”的社会思潮影响下，张伯烈敏锐地意识到，传统儒学已难以应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与近代文明的冲击，唯有学习西方先进制度与文化，才能为国家寻找出路。1904年，已过而立之年的张伯烈毅然放弃科举仕途，自费东渡日本留学，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深造。这一决定，是他人生轨迹的重要转折点，也标志着他从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在日本留学期间，张伯烈系统学习了西方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近代学科知识，接触到卢梭的“天赋人权”、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等宪政思想，同时也深入研究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制度建设经验。他与同期留学日本的黄兴、宋教仁、张继等革命党人及宪政派人士多有交往，频繁参与留学生组织的学术讨论与政治集会，逐渐形成了“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他认为，中国国情复杂，民众思想尚未开化，直接推行民主共和易引发社会动荡，唯有通过渐进式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才能实现国家的平稳转型与富强。这段留学经历，不仅为张伯烈奠定了扎实的近代学术基础，更塑造了他的政治理想与救国路径，为他日后投身宪政运动埋下了伏笔。 ## 二、投身宪政：清末立宪运动的核心推动者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国内宪政运动蓬勃兴起。同年，张伯烈从日本学成归国，随即全身心投入到宪政运动之中。他以“启迪民智、推动立宪”为己任，一方面通过著书立说传播宪政思想，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实际政治活动，成为湖北乃至全国宪政派的核心人物之一。 归国之初，张伯烈首先在湖北武汉等地创办报刊、开设学堂，致力于宪政思想的普及。他先后参与创办《楚报》《宪政白话报》等报刊，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向民众解读“立宪”的内涵、意义与具体路径，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呼吁民众关心国家政治。在《宪政白话报》的发刊词中，他写道：“宪政者，国民之公器也；立宪者，国家之根基也。今日之中国，非立宪无以图存，非启智无以立宪。”其文字兼具理论深度与通俗性，深受民众尤其是士绅阶层与新式知识分子的欢迎，为湖北宪政运动的开展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 与此同时，张伯烈积极参与宪政团体的组建与活动。1907年，他与湖北籍立宪派人士汤化龙、张国溶等共同发起成立“湖北宪政筹备会”，并担任主要负责人。该团体以“促进湖北宪政筹备，推动全国立宪进程”为宗旨，一方面向湖北地方政府施压，要求加快新政改革与宪政筹备步伐；另一方面组织会员深入各地开展宣讲活动，收集民众对宪政的意见与建议，形成请愿书递交给清政府。在张伯烈等人的推动下，湖北宪政筹备会成为全国影响力最大的地方宪政团体之一，多次联合其他省份的宪政团体发起全国性的请愿活动。 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以9年为预备立宪期限，这一“缓进”方案引发全国立宪派的不满。1910年，张伯烈作为湖北宪政筹备会的代表，率团赴北京参加“国会请愿运动”，成为第三次国会请愿的核心组织者之一。在京期间，他与来自16个省份的请愿代表齐聚一堂，多次向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要求清政府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立即召开国会。他在请愿书中痛陈：“外有列强环伺，内有民生凋敝，若仍迁延立宪，恐国将不国。恳请朝廷俯察民情，速开国会，以安民心、固国本。”为表达请愿的决心，张伯烈与部分代表甚至采取“静坐请愿”的方式，在都察院门前坚守多日，其言行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支持。 尽管第三次国会请愿最终迫使清政府将预备立宪期限缩短至5年，但张伯烈等立宪派人士深知，清政府的“立宪”仍以维护专制统治为根本目的，并非真正的民主改革。1911年，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内阁成员中皇族占比超过半数，这一举措彻底暴露了其假立宪、真专制的本质，也让张伯烈对清政府的幻想彻底破灭。此后，他的政治立场逐渐转向支持革命——虽然他仍主张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制度变革，但当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时，他选择与革命党人合作，为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政体贡献力量。 ## 三、民国初年：从议员到地方官员的实践探索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湖北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张伯烈作为湖北籍知名宪政人士，迅速响应革命，积极参与湖北军政府的组建与运作。他利用自己在士绅阶层与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协助军政府安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并参与起草《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其中关于“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的规定，既体现了张伯烈长期倡导的宪政思想，也为后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临时政府在南京召开临时参议院，张伯烈当选为湖北籍参议员。在参议院期间，他积极参与国家制度的设计与讨论，坚决反对袁世凯的独裁倾向，主张维护共和政体与议会主权。他多次在参议院会议上发言，强调“议会为国家立法机关，当为国民代言，绝不可沦为个人专制之工具”，并参与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议会运作、地方自治、财政管理的法规，为民国初年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 1913年，第一届国会成立，张伯烈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此时，袁世凯已开始加紧复辟帝制的步伐，试图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张伯烈与其他进步议员一道，坚决抵制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积极参与“二次革命”的筹备与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张伯烈被迫流亡上海。在流亡期间，他并未放弃对共和理想的追求，仍通过报刊发表文章，批判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呼吁民众奋起捍卫民主共和制度。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病逝，国会得以恢复，张伯烈重返北京，继续担任众议院议员。此后，他先后参与“护法运动”“护国运动”等政治活动，始终站在维护共和、反对军阀独裁的立场上。但随着军阀混战局面的加剧，国会沦为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宪政”“民主”成为空洞的口号，张伯烈深感失望，逐渐将工作重心从中央政治转向地方治理与教育事业。 1922年，张伯烈受湖北地方政府邀请，出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在任期间，他致力于推动湖北教育的近代化改革：一是整顿原有新式学堂，规范课程设置，将“德智体美”四育并重的理念引入教育实践，废除封建礼教相关的课程内容；二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与平民教育，在武汉、宜昌、襄阳等地创办多所职业学校，开设纺织、机械、农业等专业，培养实用型人才，同时在乡村设立平民学校，免费向农民传授文化知识与生产技能；三是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待遇，选派优秀教师赴欧美、日本留学深造，吸收先进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湖北教育的整体水平，也为湖北培养了一批适应近代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 1925年，张伯烈调任湖北省政务厅厅长，主管地方行政事务。当时的湖北正处于军阀混战的夹缝中，民生凋敝、财政困难，地方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张伯烈上任后，首先从整顿吏治入手，严惩贪腐官员，建立官员考核制度，提高行政效率；其次，他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组织农民兴修水利、改良农作物品种，并减免部分苛捐杂税，减轻农民负担；此外，他还积极推动湖北近代工业的发展，支持民族资本家创办工厂，协调解决工厂在用地、融资、运输等方面的问题。在他的努力下，湖北的社会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稳定，经济与民生状况有所改善，受到地方士绅与民众的广泛认可。 ## 四、晚年岁月：坚守理想与传承文化的最后耕耘 1927年后，随着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张伯烈因与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存在分歧，逐渐淡出政治舞台，转而专注于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工作。此时的他已年近花甲，但仍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与严谨的治学态度，将余生精力投入到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与近代宪政思想的比较研究之中。 张伯烈晚年居住在武汉，闭门著书，先后完成《中国宪政史》《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变迁》《随州乡贤传》等著作。其中，《中国宪政史》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研究宪政发展历程的学术专著，书中详细梳理了从清末立宪运动到民国初年宪政实践的历史脉络，分析了不同时期宪政思想的特点与局限，并结合西方宪政理论，对中国宪政建设的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该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为后世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变迁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除学术研究外，张伯烈还十分重视家乡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他出身随州，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情感，晚年虽身居武汉，但仍多次返乡，收集整理随州地方史料，撰写《随州乡贤传》，为随州历史上的贤达人士立传，弘扬其爱国爱民、经世致用的精神。他还积极倡导修复随州境内的历史文化古迹，如曾侯乙墓遗址、炎帝故里等，并呼吁地方政府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为随州地方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张伯烈晚年仍关心教育事业，时常到武汉的各大学校园讲学，向青年学生讲述近代中国的宪政历程与自己的人生经历，鼓励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努力”。他的讲学风格深入浅出、富有感染力，深受青年学生的喜爱，许多学生受其影响，走上了追求民主、科学、救国救民的道路。 1935年，张伯烈因病在武汉逝世，享年63岁。临终前，他仍嘱咐家人将自己的著作与藏书捐赠给湖北图书馆，希望能为后人的学术研究提供帮助。他的逝世，引发了湖北各界的广泛哀悼，地方政府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各界人士纷纷撰文缅怀他的一生，称其为“湖北宪政之先驱、地方治理之贤达、文化传承之典范”。 ## 五、历史评价：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缩影 张伯烈的一生，跨越了清末民初的剧烈社会变革，其人生轨迹与思想演变，堪称近代中国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典型缩影。从传统科举士人到近代留学生，从宪政运动推动者到共和制度捍卫者，从中央议员到地方官员，再到晚年的学者与文化传承者，他的每一次角色转变，都与国家命运、时代潮流紧密相连，体现了近代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 在政治思想上，张伯烈始终坚守“宪政”与“共和”的核心价值。尽管他早年主张君主立宪，但这一主张并非维护封建专制，而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希望通过渐进式改革实现国家的平稳转型；当清政府的假立宪暴露后，他迅速转向支持革命，成为共和制度的坚定捍卫者；即使在军阀混战、宪政理想受挫的时期，他也从未放弃对民主、自由、法治的追求，始终站在反对独裁、维护共和的立场上。这种“与时俱进、坚守理想”的精神，是他留给后世的重要精神财富。 在实践层面，张伯烈无论是投身宪政运动、参与国家制度建设，还是主持地方教育与行政工作，都始终秉持“经世致用”的理念，注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在湖北推动的教育改革、地方治理举措，不仅在当时取得了显著成效，也为后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尤其是他对湖北教育近代化的贡献，培养了一批实用型人才，为湖北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奠定了基础。 在文化传承方面，张伯烈晚年的学术研究与家乡文化保护工作，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与理性态度。他既不盲目排斥西方文化，也不固守传统糟粕，而是主张“取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推动其与近代文明相融合。这种“兼容并蓄、理性传承”的文化观，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然，受时代条件与个人认知的局限，张伯烈的思想与实践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他早年对君主立宪的坚持，反映了部分立宪派人士对清政府的幻想；民国初年，他对军阀势力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未能找到彻底解决军阀混战的有效路径。但这些局限性，恰恰是近代中国转型期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困境，不能因此否定他对国家与民族的贡献。 总而言之，张伯烈是一位集“学者、政治家、教育家”于一身的近代知识分子。他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社会进步而不懈奋斗的一生，其思想与实践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作为湖北随州的杰出代表，他的爱国情怀、宪政理想与经世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缅怀与学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