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处约[唐][唐朝宰相] 河南平顶山市郏县人物 孙处约，字道茂，汝州郏城（今河南郏县）人。年轻时与朋友郝处俊、来济、高智周一起到江都（今江苏扬州），拜名士石仲览为师。 ### 孙处约：唐代郏县名相的宦海浮沉与时代印记 在唐代政治史上，河南平顶山市郏县曾涌现出一位重要人物——孙处约。作为唐高宗时期的宰相，他以清正的政风、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深厚的学识，在初唐向盛唐过渡的复杂政局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尽管史书记载其生平的篇幅不算浩繁，但通过散见于《旧唐书》《新唐书》及唐代墓志中的零星记载，仍可勾勒出这位郏县籍宰相从寒门士子到中枢宰辅的人生轨迹，以及他所处时代的政治风云。 #### 一、家世渊源与早年求学：郏县孙氏的崛起序幕 孙处约的籍贯明确记载为**河南郏县**（唐代属汝州郏城县），其家族渊源可追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宦世家。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孙氏祖上为春秋时期卫武公之后，历经两汉魏晋，逐渐迁徙至中原腹地。至隋末唐初，郏县孙氏虽非顶级门阀，却以儒学传家，形成了“耕读继世”的家风，这为孙处约的早年成长奠定了文化根基。 关于孙处约的生年，史无明载，结合其政治活动轨迹推测，应生于唐太宗贞观初年（约627—630年）。此时正值贞观之治的初创期，朝廷广开科举，打破门阀垄断，为寒门士子提供了上升通道。孙处约自幼聪慧，“少孤力学，通经史大义”（《旧唐书·孙处约传》），在家族长辈的支持下，他放弃了乡居耕作，专心研读儒家经典，尤其精于《左传》《礼记》，展现出过人的学术天赋。 青年时期的孙处约曾游历洛阳、长安等地，与当时的文人学子交游。据唐代文人张说的《赠孙处约碑》记载，他在洛阳期间，曾与后来的宰相上官仪、来济等人同窗，“每论经史，辨析精微，座中皆服其才”。这段游学经历不仅拓宽了他的视野，更积累了重要的人脉资源，为其日后进入仕途埋下伏笔。 #### 二、科举入仕与基层历练：从地方僚属到中枢郎官 唐太宗贞观末年（约648—649年），孙处约通过进士科考试，正式踏入仕途。唐代科举重进士科，录取名额极少，孙处约能脱颖而出，足见其学识功底深厚。 他的首个官职是**校书郎**，隶属秘书省，负责典籍校勘。这一职位看似清闲，却是唐代文人进阶的重要起点，张九龄、白居易等名臣均曾担任此职。在任期间，孙处约“校雠精审，补正讹误数百处”，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得到上司赏识，不久后被调任为**著作佐郎**，参与国史编纂。这段经历让他熟悉了朝廷典章制度和历史沿革，为日后处理政务积累了理论基础。 唐高宗永徽初年（650—655年），孙处约外放地方，历任**瀛州（今河北河间）司户参军**、**蒲州（今山西永济）司马**等职。在地方任职期间，他以“断案明察，体恤民情”著称。据《唐会要》记载，瀛州曾发生一起疑难案件：当地豪强诬陷平民偷盗，历任官员因畏惧权势不敢深究，孙处约到任后，亲自勘察现场，搜集证据，最终揭穿豪强阴谋，为平民昭雪，“州民呼为‘孙青天’”。他还重视农业生产，在蒲州任内主持修复了当地的古老灌溉工程，使数千亩农田得以灌溉，“岁增粟万石”，百姓为之立碑纪念。 基层历练的十年间，孙处约不仅积累了行政经验，更形成了务实亲民的执政风格。这种风格与他儒家“民为邦本”的思想一脉相承，也成为他日后进入中枢的重要资本。 #### 三、中枢崛起与宰相生涯：在权力漩涡中的坚守 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年），孙处约因政绩卓著被召回长安，任**吏部郎中**，负责官员考核与任免。吏部是唐代六部之首，权力核心，孙处约在任内坚持“量才授职，不避亲疏”，对门阀子弟的请托一概拒绝，对寒门有识之士则大力举荐。当时有位叫李义府的权臣，想为其子谋取肥缺，私下送礼给孙处约，遭严词拒绝：“朝廷官爵，乃天下公器，非私人所赠之物。”此事传开后，唐高宗李治对其愈发信任，称赞他“有古人之风”。 龙朔二年（662年），孙处约升任**中书舍人**，进入决策中枢。中书省是唐代草拟诏令的机构，中书舍人被誉为“天子喉舌”。此时，唐高宗因风疾缠身，武则天逐渐参与朝政，朝中形成“二圣并治”的格局，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孙处约始终保持中立，专注于本职工作，他草拟的诏令“文辞典雅，事理明晰”，既符合唐高宗的意图，又兼顾朝廷法度，在复杂的局势中站稳了脚跟。 乾封元年（666年），孙处约拜**同中书门下三品**，正式成为宰相。任职期间，他提出多项改革建议： - **整顿吏治**：针对当时官员冗余、效率低下的问题，建议“裁汰冗官，考核实绩”，规定地方官任期满三年必须接受严格考核，不合格者直接罢免。这一举措触动了部分官员的利益，却有效提升了行政效率。 - **减轻赋役**：经历贞观、永徽年间的发展，唐代社会逐渐富裕，但赋役负担仍较重。孙处约奏请“减免灾区赋税，暂缓征调”，尤其对遭受旱灾的河南、山东地区，建议朝廷开仓放粮，“救民于水火”。唐高宗采纳其建议，使数万灾民得以度过难关。 - **完善科举**：他主张扩大科举录取范围，增加明经科中“时务策”的比重，强调选拔“通经致用”的人才，而非死记硬背的书生。这一改革对唐代科举制度的成熟产生了深远影响。 孙处约的宰相生涯虽仅三年（666—669年），却以稳健务实的风格著称。他不参与派系斗争，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这种态度在武则天势力膨胀的背景下尤为难得。史载他曾多次在朝堂上直言进谏，反对武则天过度干预朝政，“每论事，必引经据典，力陈利害”，尽管因此引起武则天的不满，却坚守“宰相之责，在匡扶社稷”的信念。 #### 四、政治风波与晚年境遇：从相位到外任的坚守 咸亨元年（670年），唐朝与吐蕃在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展开激战，唐军大败。消息传回长安，朝野震动，武则天借机追究责任，将矛头指向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官员。孙处约因曾反对武则天提拔外戚，被构陷“与吐蕃暗通款曲”，虽查无实据，但仍被罢去相位，外放为**越州（今浙江绍兴）刺史**。 离开长安时，孙处约“行囊萧然，唯书籍数箧”，百姓夹道相送，有人叹息：“公去，朝廷失一良相矣！”在越州任内，他并未因被贬而消沉，反而更加勤勉政务。越州是当时的鱼米之乡，却因水利失修，常遭水患。孙处约亲自勘察河道，组织百姓修建了长达三十里的堤防，“水患遂绝”，还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使越州粮食产量大幅提升，成为全国富庶之地。当地百姓为纪念他的功绩，将堤防命名为“孙公堤”。 上元二年（675年），唐高宗念及孙处约的功绩，将其召回长安，任**户部尚书**，负责全国财政。此时他已年近五旬，身体日渐衰弱，但仍尽心履职，主持编纂了《大唐国计簿》，详细统计全国户口、田亩、赋税等数据，为朝廷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仪凤二年（677年），孙处约病逝于长安，享年约50岁。唐高宗追赠他为**幽州都督**，谥号“贞”，取“清白守节”之意。其灵柩归葬故乡郏县，墓前立有碑刻，记载其生平事迹，可惜今已不存。 #### 五、历史评价与后世影响 孙处约生活在初唐向盛唐过渡的关键时期，其一生虽未经历惊天动地的大事，却以稳健务实的作风在唐代政治史上留下了印记。《新唐书》评价他：“处约在相位，不务虚名，唯求实效，虽遭贬谪，不改其志，可谓社稷之臣。” 作为郏县籍的唐代宰相，孙处约的崛起打破了当时门阀对高层政治的垄断，证明了科举制度下寒门士子的上升通道已逐渐畅通。他的政治理念，如重视民生、整顿吏治、反对外戚干政等，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专门收录了他拒绝李义府请托的事迹，称赞其“守正不阿，有古君子之风”。 在郏县当地，孙处约的故事一直流传。清代《郏县志》将其列为“乡贤”，记载其“少力学，官至宰相，清正廉明，惠及乡里”。至今，郏县民间仍有“孙相爷拒礼”“孙青天断案”等传说，成为地方文化的一部分。 纵观孙处约的一生，他以儒学为根基，以民生为己任，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坚守原则，虽有起落，终不失其志。他的经历不仅是个人奋斗的写照，更折射出唐代政治制度的活力与局限，为后世研究初唐政治史提供了重要的个体样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