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植芳[公元1916年－2008年] 山西临汾市襄汾人物 贾植芳：用生命书写“人”字的传奇人生 2008年4月24日，92岁的贾植芳与世长辞。复旦大学校园里，洁白的千纸鹤随风轻舞，学生们用这种素朴的方式，向这位一生跌宕起伏、坚守风骨的学者致以最深切的告别。 1916年9月29日，贾植芳出生于山西襄汾南侯村的一户富裕地主家庭。年少时，他常在课堂下偷看《七侠五义》《彭公案》等石印本小说，行侠仗义的江湖好汉形象在他心中种下了正义的种子。初三那年，在北平进步教师的引导下，他接触到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新文学作品，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从此推开了五四新文化的大门，思想世界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1932年，贾植芳考入美国人创办的北平崇实中学高中部。这里的英语教学让他打下坚实的英文基础，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原版英文报纸和书刊，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马克思等大家的著作，都成为他精神世界的养分。然而，彼时“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妄图吞并华北，“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浪潮激荡着每一个爱国青年的心。贾植芳因“思想不良”被校方开除学籍。离开学校后，他每日前往北平图书馆自学，继续探索知识与真理。 1935年底，“一二·九”运动爆发，贾植芳负责给西城区各中学代表分发传单，并带头在游行队伍中高呼口号。当学生队伍行至东长安街，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他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被捕。幸得伯父多方奔走，花费1000银元与50两鸦片将他保释。保释后，为躲避再次入狱，伯父送他前往日本留学，并叮嘱他远离政治，选择学医或银行管理专业。 带着迷茫与苦闷，贾植芳踏上日本求学之路。他考上东京大学后，因学费昂贵转考日本大学西文学系。但他并未听从伯父的劝告，反而积极参加留学生活动。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11月17日，贾植芳在东京参加留日学生团体举行的追悼大会。会上，萧红主持追悼，贾植芳撰写《葬仪》深情哀悼，他坦言“鲁迅先生逝世，我感到了像失掉了依靠似的悲痛”，并表示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是在鲁迅开创的大众文学旗帜下成长起来的。 在东京的内山书店，贾植芳读到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被其高举鲁迅旗帜的风格吸引，便将小说《人的悲哀》投给编辑部。不久，文章不仅顺利刊登，还附有编辑评述，称赞其“用沉闷的坚卓的笔触所表现的沉闷的人生……充溢着画的色调和诗的情愫”。当时的贾植芳并不知道，写下这段评述的正是胡风，更未料到，这份文字之缘，将深刻影响他此后的人生轨迹。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贾植芳毅然放弃学业回国抗战。轮船抵达香港时，他收到伯父的劝阻信，希望他留在香港或前往欧洲继续求学，但国难当头，他毅然投身抗日，在国民党部队担任日文翻译，负责宣传工作，奔赴抗日最前线。 抗战期间，贾植芳读到胡风创办的《七月》杂志。与当时多数抗战杂志不同，《七月》不仅鼓舞抗战热情，还继承“五四”精神批判国民性。贾植芳深受触动，成为《七月》的重要作者，并与胡风开始书信往来。两人虽未谋面，但通过书札，情谊日益深厚。 1939年初，国民党部队清查共产党员和左倾分子，贾植芳首当其冲，借机逃离。后经留日同学介绍，受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前往重庆《扫荡报》工作。胡风得知贾植芳来到重庆，四处寻找，最终在《扫荡报》见到裹着破旧军大衣、刚下夜班躺在地上睡觉的贾植芳。这次会面，让贾植芳深切感受到胡风的热情纯真，两人也由此真正结下深厚友谊。 然而，贾植芳因在《扫荡报》头版编发抨击卖国行径的文章，很快被开除。在苦闷困窘的日子里，他借住在留日同学家，沉浸于书籍之中，邂逅尼采的思想，并完成读书随笔《沉闷期的断想》。也正是在这段艰难时光里，《七月》的忠实读者、单纯热情的任敏走进他的生活。1942年春天，两人相知相爱，半年后在黄河边的土坯草房里，没有喜筵、没有亲友祝贺，携手开启了命运与共的人生旅程。 为了生计，贾植芳再度进入军营担任日文资料翻译，却又因被怀疑是共产党而陷入危机。好心人通风报信后，他带着尚在求学的任敏连夜出逃。1945年5月，两人逃至徐州，贾植芳遭日伪警察拘捕，被关押在徐州日伪留置所。任敏不离不弃，每日为狱中的他送饭，担惊受怕。所幸三个月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贾植芳重获自由。 1946年6月底，贾植芳夫妇辗转来到上海，身无分文的他们在胡风的帮助下，寄居胡风家中。在此期间，贾植芳专事写作，并协助胡风主编《希望》杂志、编审《七月》文丛稿件。他常与朋友们评论时政，为进步报刊撰写杂文，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 1947年9月，贾植芳因在地下学联的《学生新报》发表文章，被国民党认定为煽动学潮，再次被捕入狱。审讯者以释放为诱饵，要求他供出胡风，他断然拒绝：“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道德观讲究‘道义’，卖友求荣，向来为士林不齿，所以我宁可留在狱中，听天由命。”在狱中，他结识了共产党员陈子涛，陈子涛受尽酷刑仍坚守气节，牺牲前留下的“要活得像一个人”这句话，成为贾植芳终生铭记的信念。经胡风多方奔走，1948年9月上旬，贾植芳关押一年后被保释出狱。 此时，《大众文艺丛刊》发起对胡风的批评，将其文艺思想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胡风为回应，撰写《论现实主义的路》，贾植芳虽不赞成，认为此书会得罪众多左翼理论家，但胡风坚持己见。贾植芳无奈，只能默默陪伴。 新中国成立后，贾植芳先后在震旦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他操着难懂的山西话，却以激情洋溢的授课风格，迅速成为复旦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他教学时常常携带多种语言的参考书，将外文原文翻译给学生，深入讲解作品内涵，引导学生提升理论水平，开阔世界视野，深受学生爱戴。 但平静的教学生涯并未持续太久。1955年5月16日，贾植芳因“胡风反党集团”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这是他人生中第四次入狱。此前，从1952年起，胡风及其文艺思想便不断受到批判，一张无形的大网逐渐笼罩所有与胡风有交往的人。1954年春节，贾植芳为胡风辩白，拒绝与胡风划清界限，错失改变人生道路的机会，也因此付出沉重代价。 贾植芳入狱后，夫人任敏也被拘留审查一年多。组织劝她离婚，她坚决拒绝。出狱后，她坚持探望贾植芳，却突然消失。后来贾植芳才得知，任敏被安排“支援青海建设”。1963年10月，贾植芳收到家乡土布包裹，里面的布鞋、红枣和核桃，让他知道任敏还活着，这份牵挂成为他狱中生活的精神支柱。1966年3月30日，贾植芳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罪名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1966年5月刑满释放后，他被押回复旦大学印刷厂“监督劳动”，遭受各种批判、游斗和侮辱，却始终保持精神的清醒与独立。 1980年，中共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年底，贾植芳被宣告无罪。年近古稀的他，迅速投身学术工作。他主持编纂《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等大型资料丛书，主导多部作家与文学理论专辑的编选，在“重写文学史”工作中发挥重要影响。 在比较文学领域，贾植芳更是贡献卓越。他凭借深厚的外国文学积累，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重建与开拓。在他的努力下，复旦大学中文系建立比较文学教学，设立全国高校首个比较文学研究室，获得最早的比较文学硕士学位授予权。他参与创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上海比较文学学会，撰写大量论文，为多部著作撰写序言，并积极推动创办《中国比较文学》杂志。面对经费困难，他坚持定期出版，使杂志从一年一期发展为一年四期，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 此外，贾植芳以独到的学术眼光，鼓励范伯群研究中国现代通俗文学，重新评价《亭子间嫂嫂》“鸳鸯蝴蝶派”等作品，推动中国通俗文学研究发展。他培养的新老学生，如章培恒、施昌东、范伯群、曾华鹏、陈思和、李辉、孙乃修、张新颖等，都在各自专业领域成为权威学者，传承他的学术精神。 贾植芳一生历经磨难，却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风骨。他曾说：“回顾一生，自然感慨颇多。不过我并不怎样后悔……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字写得端正些，尤其是到了和火葬场日近之年，更应该用尽吃奶的最后一点力气，把‘人’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 2002年11月20日，任敏因病离世。在她重病的五年间，贾植芳始终悉心照料。追悼会上，这位一生倔强耿直的老人，在夫人遗体前跪倒痛哭：“你说，你不怕吃苦，可我怎么想到，会让你吃了这么大的苦啊！” 五年后，贾植芳也离开了人世，但他用生命书写的“人”字，永远镌刻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丰碑上，激励着后人坚守正义、追求真理，在人生道路上昂首前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