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公元1913年－2011年，中国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像 湖北黄冈市红安县人物 张培刚（1913年7月10日－2011年11月23日），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奠基人。1934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1941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进入哈佛大学学习，1945年冬获经济学科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是世界上第一部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专著，获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 张培刚教授创立了系统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为发展经济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构想，为发展经济学在当代的新发展指明了方向；率先倡导并推动现代市场经济学在中国的引进和普及。 张培刚：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拓荒者与奠基人 张培刚（1913年7月10日－2011年11月23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原黄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东方的发展经济学先驱”。他的学术生涯横跨大半个世纪，以深邃的理论洞察力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怀，为发展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其思想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研究与实践。 一、早年求学：从红安乡村到学术殿堂 1913年，张培刚出生于湖北红安县八里湾镇一个贫困家庭。彼时的红安尚属黄安县，是鄂东地区饱受战乱与灾荒之地，农民生活困苦。张培刚自幼聪慧，父亲虽为佃农，却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咬牙供他进入当地私塾读书。1927年，黄麻起义爆发，革命烽火席卷家乡，动荡的时局让少年张培刚目睹了底层民众的苦难，也埋下了他日后关注“贫困与发展”问题的思想种子。 1928年，张培刚以优异成绩考入黄安县立初级中学，后转入湖北省立第一中学（今武汉中学）。中学期间，他接触到西方经济学著作，对“国家富强之道”产生浓厚兴趣。1934年，他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师从著名经济学家杨端六、刘秉麟等学者。在武汉大学，张培刚系统学习了古典经济学与近代经济学理论，尤其关注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关于“国民财富增长”的论述，同时深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问题，撰写了多篇关于湖北农村土地制度的论文，展现出扎实的学术功底与现实关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武汉大学西迁乐山。张培刚于1938年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担任经济系助教。在此期间，他深入四川、贵州等地农村进行调研，目睹战时中国农村的凋敝与农民的贫困，愈发坚定了研究“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学术志向。 二、留学哈佛：开创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 1941年，张培刚考取清华大学庚款留学名额，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的哈佛大学经济系是全球经济学研究中心，汇聚了熊彼特、汉森、张伯伦等顶尖学者。张培刚师从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这位以“创新理论”闻名的经济学家对他影响深远，尤其在“动态发展”与“企业家精神”的论述上，为其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 在哈佛期间，张培刚敏锐地注意到：当时主流经济学要么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如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要么聚焦于静态均衡分析，却鲜有针对“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系统性理论。他决心填补这一空白，将研究主题定为“农业国工业化问题”。为此，他广泛涉猎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系统分析了英、美、德等国的工业化历程，同时结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构建了一套全新的理论框架。 1945年，张培刚完成博士论文《Agricultural China: An Economic Study》（《农业与工业化》），以“农业国家如何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发展”为核心，提出了三大突破性观点： - 工业化是“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发生变动的过程”，不仅包括工业发展，还涉及农业、基础设施、教育等多领域变革； - 农业在工业化中并非“被动依附”角色，而是通过提供劳动力、粮食、市场等要素，对工业化产生“基础性支撑作用”； -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必须结合自身资源禀赋与制度环境，不能盲目照搬发达国家模式。 这篇论文一经完成，便引起学界轰动。1946年，它被评为“哈佛大学经济系最佳博士论文”，获“大卫·威尔士奖”（David A. Wells Prize），张培刚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学者。评委评价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为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提供了系统性框架”。此后，《农业与工业化》被纳入“哈佛经济丛书”出版，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三、归国实践：从学术研究到政策探索 1946年，张培刚谢绝哈佛的挽留，毅然回国。彼时抗战胜利，中国面临战后重建与工业化的艰巨任务，他希望将所学应用于祖国建设。回国后，他先后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同时兼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参与战后工业发展规划的制定。 在武汉大学期间，张培刚开设“发展经济学”“工业经济学”等课程，将哈佛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实际结合，培养了一批经济学人才。他深入研究中国工业布局问题，提出“以长江流域为核心，兼顾沿海与内地”的工业发展战略，主张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带动轻工业与农业，这一思路对后来新中国的工业化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1948年，张培刚应南京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邀请，任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研究，撰写了《关于中国工业化的若干问题》《论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等论文，强调“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反对“重工业轻农业”的片面倾向。然而，1950年代后期，由于学术观点与主流理论存在差异，张培刚逐渐被边缘化，被迫中断经济学研究，转而从事翻译工作，先后翻译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版）、《凯恩斯传》等著作，在困境中坚守学术阵地。 四、重返学界：发展经济学的复兴与传承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学术研究迎来复苏。已年过六旬的张培刚被调往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参与创建经济系，并担任教授、系主任。他以“老当益壮”的热情重返学术前沿，重启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与推广。 在华中工学院，张培刚做了三件影响深远的事： 1、重构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他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对《农业与工业化》进行补充与发展，提出“新发展经济学”概念，强调发展中国家应重视制度创新、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尤其关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区域经济不平衡”等中国特有的发展问题。其《新发展经济学》（1989年出版）一书，被学界视为发展经济学中国化的里程碑。 2、培养专业人才：他主持建立了华中工学院（后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开设“发展经济学”博士点，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学学者，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坚力量（如张燕生、巴曙松等）。他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方法，鼓励学生深入中国农村与企业调研，将学术研究扎根于现实土壤。 3、推动国际学术交流：1980年代起，张培刚多次出访欧美，参加国际经济学会议，向世界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与发展经济学的“中国学派”。1986年，他受邀出席哈佛大学“发展经济学50周年研讨会”，其早年著作《农业与工业化》被国际学界重新发掘，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经典之作”，他本人也被授予“发展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五、学术遗产：思想的力量与时代价值 张培刚的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与“实践品格”，其核心可概括为三点： “农业与工业协同发展”论：他始终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不能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必须通过技术进步、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的良性互动。这一观点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中得到验证，成为“城乡统筹发展”政策的理论渊源之一。 “整体发展观”：他认为，经济发展是“技术、制度、文化、教育”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对单一的“经济增长论”，主张“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这一思想与后来的“可持续发展观”“包容性增长”理念高度契合。 “本土化理论”意识：他始终强调，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直接套用于发展中国家，必须结合本国历史文化与制度环境进行创新。这种“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学术立场，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除学术研究外，张培刚还以高尚的人格感染着后人。他一生淡泊名利，即便在被边缘化的数十年间，仍坚持读书、翻译，从未放弃对学术的追求。晚年时，他将自己的积蓄与稿费捐赠给华中科技大学，设立“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资助青年学者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延续着对学术传承的执着。 六、晚年与逝世：学界的永恒怀念 1990年代后，张培刚虽年事已高，但仍坚持指导博士生、撰写论文，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他对“三农问题”“城市化”“区域协调发展”等现实问题的分析，屡屡被政策制定者与学界引用。2006年，他被授予“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成为该奖项最年长的获得者。 2011年11月23日，张培刚因病在武汉逝世，享年98岁。他的逝世引起学界广泛哀悼，国内外学者纷纷撰文缅怀，称其“以一生的学术实践证明了发展经济学的价值”。华中科技大学为其建立“张培刚纪念馆”，收藏了他的手稿、藏书与生平资料，成为研究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史的重要阵地。 结语 张培刚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精神的生动写照。从红安乡村的贫寒少年，到哈佛校园的学术新星，再到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他始终以“为中国谋发展、为人类求进步”为己任，用思想的力量推动着时代前进。正如他在《农业与工业化》再版序言中所写：“我的学术理想，是让落后国家的人民摆脱贫困，让中国实现真正的富强。”这一理想，在他身后的中国大地上，正一步步变为现实。他留下的不仅是一套理论体系，更是一种“立足本土、关怀人类”的学术精神，永远值得后人铭记与传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