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赐[春秋战国][公元前520年－前456年，孔门十哲，子贡，孔门七十二贤] 河南鹤壁市 端木赐（公元前520年—公元前456年），复姓端木，字子贡。儒商鼻祖，春秋末年卫国黎（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儒家杰出代表，孔门十哲之一，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国、卫国的丞相。还善于经商，是孔子弟子中的首富。 “端木遗风”指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成为民间信奉的财神。子贡善货殖，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为后世商界所推崇。 《论语》中对其言行记录较多，《史记》对其评价颇高。子贡死后，唐开元二十七年追封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端木赐（公元前520年－前456年）：孔门十哲之“子贡”的传奇一生 端木赐，字子贡，春秋末期卫国人（今河南鹤壁市浚县一带），生于公元前520年，卒于公元前456年，是孔子最杰出的弟子之一，位列“孔门十哲”，以卓越的辩才、经商才能和政治智慧闻名于世。他不仅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传播者，更是春秋末期兼具学者、外交家与实业家三重身份的标志性人物，其生平事迹散见于《论语》《史记》《孔子家语》等典籍，展现出跨越两千余年仍熠熠生辉的人格魅力。 一、早年求学：从卫国少年到孔门高徒 端木赐出身于卫国端木氏家族，其家族在卫国虽非顶级贵族，却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据《孔子家语·弟子解》记载，子贡年少时便显露过人聪慧，尤其在言语表达与逻辑思辨上天赋异禀。公元前501年，19岁的子贡听闻孔子在鲁国讲学，遂千里迢迢从卫国赶赴曲阜，拜师孔子门下，成为孔门中较为年轻的弟子之一。 在孔门众多弟子中，子贡以“言语”见长。《论语·先进》将其与宰我并列为“言语科”代表，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他并非死记硬背儒家典籍，而是善于结合现实提出疑问，甚至敢于与孔子辩论。例如，在“贫富与道德”的讨论中，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随即引用《诗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回应，被孔子赞叹“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学而》），可见其对经典的灵活运用与深刻理解。 子贡在求学期间，不仅注重理论学习，更重视实践。他常随孔子周游列国，亲身经历了孔子与诸侯、大夫的周旋，目睹了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社会乱象，这为他日后的外交与政治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尤其在孔子“厄于陈蔡”时，子贡挺身而出，凭借辩才说服楚国出兵解围，成为孔门弟子中“以行动护持师道”的典范。 二、言语之才：纵横捭阖的外交实践 子贡的“言语”之能，绝非空谈，而是体现在波澜壮阔的外交实践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他最著名的“存鲁、乱齐、破吴、强晋”之举，堪称春秋末期最成功的外交案例之一。 公元前484年，齐国大夫田常欲发动战争转移国内矛盾，计划攻打鲁国。孔子得知后，忧心故乡安危，号召弟子挺身而出。子贡主动请缨，奉命出使列国。他首先抵达齐国，以“攻打弱小的鲁国不如攻打强大的吴国，更能削弱齐国国内对手”为由，说服田常放弃攻鲁，转而伐吴；随后赴吴国，向吴王夫差描绘“击败齐国可称霸中原”的蓝图，同时以“保存鲁国可彰显仁义”为由，劝其出兵救鲁；又担心吴国战胜齐国后威胁鲁国，再赴晋国，提醒晋君“吴若胜齐，必转而攻晋”，建议晋国提前备战。 最终，子贡的连环外交完全按计划实现：吴国出兵击败齐国，却在返程中被早有准备的晋国击溃，越国趁机偷袭吴国，最终灭吴。鲁国则在列国纷争中安然无恙。这一事件中，子贡仅凭言辞便搅动天下格局，《史记》称其“存鲁、乱齐、破吴、强晋，使越称霸”，足见其外交智慧之深。 此外，子贡多次代表孔子与诸侯对话，维护儒家立场。例如，他曾面见卫灵公、鲁哀公等国君，阐释孔子的“仁政”思想；在孔子周游列国“厄于匡”“困于陈蔡”等困境中，始终以辩才化解危机，被孔子评价为“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赞赏其举一反三的思辨能力。 三、经商奇才：儒商鼻祖的财富之道 子贡不仅是杰出的学者与外交家，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典范。他突破了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认知，将道德修养与商业经营完美结合，成为孔子弟子中最富有的人。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子贡“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即通过观察市场供需变化，在曹国、鲁国等地往返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他的经商之道有三大特点：一是“与时转货”，善于把握市场时机，《论语·先进》称其“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即不固守陈规，预测市场趋势几乎从未失误；二是“义中取利”，坚持以诚信为原则，《孔子家语》记载他“货殖不苟，故能殖焉”，强调在商业活动中坚守道德底线；三是“富而好礼”，将财富用于支持孔子的周游列国与学术活动，《史记》载“孔子之所以名布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正是子贡以财力资助，才使孔子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 子贡的“儒商”理念对后世影响深远。他提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观点，成为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的核心准则。明清时期的晋商、徽商均以子贡为精神偶像，将“义利兼顾”作为经商信条，足见其商业思想的生命力。 四、尊师重道：孔子思想的坚定守护者 子贡对孔子的尊崇与维护，在孔门弟子中尤为突出。他始终将传播孔子思想视为己任，甚至不惜与他人辩论，捍卫孔子的地位。 当有人质疑孔子的学问不如子贡时，子贡反驳道：“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论语·子张》）以“宫墙”为喻，强调孔子的学问深不可测。当叔孙武叔诋毁孔子时，子贡怒斥：“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论语·子张》）将孔子比作日月，无人能及。 孔子去世后，弟子们为其守墓三年，而子贡独自再守三年，共计六年，足见其师徒情谊之深。他还主持编纂了部分孔子言行录，为《论语》的成书奠定了基础；在孔子故里曲阜修建孔庙，成为最早祭祀孔子的重要推动者。可以说，孔子身后能被尊为“至圣先师”，子贡的极力推崇与传播功不可没。 五、思想传承：儒家学说的重要阐释者 作为孔门十哲之一，子贡对儒家思想的阐释与发展有着独特贡献。他不仅继承了孔子的“仁”“礼”核心思想，更在实践中丰富了儒家的“义利观”“外交观”等内涵。 在“仁”的理解上，子贡提出“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指出孔子思想中既有可见的“文章”（礼仪制度），也有深层的“性与天道”（哲学本质），推动了儒家思想从实践层面向理论层面的深化。在“义利关系”上，他主张“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即利益获取必须符合道义，这一观点成为儒家经济伦理的重要原则。 此外，子贡注重将儒家思想与现实结合。他在卫国为官期间，推行“以德治国”，减轻赋税，受到百姓爱戴；在经商中践行“诚信为本”，开创了“儒商”文化的先河。这种“经世致用”的精神，对后世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六、晚年与影响：跨越千年的历史回响 子贡晚年主要活动于卫国与鲁国，继续传播儒家思想，并致力于整理孔子遗著。据《史记》记载，他卒于公元前456年，享年64岁，葬于卫国（今河南鹤壁市浚县一带），其墓冢至今仍被当地视为文化地标。 子贡的影响跨越两千余年，在多个领域留下深刻印记： 思想领域：他是儒家“言语科”的代表，其辩才与思辨能力为儒家思想注入了灵活性，使儒家学说更易被统治者与大众接受。 商业领域：作为“儒商鼻祖”，他的“义利兼顾”理念成为中国商业伦理的核心，现代“儒商”精神仍以其为源头。 文化领域：他对孔子的尊崇与传播，直接推动了孔子地位的提升，为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奠定了基础。 地域影响：作为鹤壁浚县人，子贡被视为当地文化符号，浚县至今保留“子贡故里”“端木书院”等遗迹，其故事被载入地方史志，成为鹤壁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端木赐的一生，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的完美融合。他以辩才纵横天下，以智慧守护师门，以诚信富甲一方，更以深情传播圣道。在他身上，体现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全部内涵，也展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的担当。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子贡的故事仍在启迪后人：真正的成功，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极致，而是德行、智慧与实践的和谐统一。他的故里鹤壁，也因这位“孔门十哲”而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中原大地上儒家文化传承的重要地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