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康伯[西周][卫国第二代国君]： 河南鹤壁市淇县人物 卫康伯，又称康伯髦或王孙牟，姬姓，卫国第二任国君，周文王之孙、卫康叔之子。因“懋”与“牟”音同，故学者杨宽认为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的“伯懋父”就是卫康伯。 卫康伯：西周卫国第二代国君与畿内诸侯的典范 卫康伯，生卒年不详，姬姓，卫氏，名髡（一说名牟），是西周初期重要诸侯国卫国的第二代国君，其父为卫国始祖、周文王第九子卫康叔封。作为周王室核心成员与畿内大国的继承者，卫康伯在西周初年的政治格局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事迹虽散见于传世文献与出土铭文，却勾勒出一位承前启后、巩固周室东疆统治的重要政治家形象。 一、家族背景与继位渊源 卫康伯的父亲卫康叔封是周文王姬昌与正妃太姒所生第九子，与周武王姬发、周公姬旦同母，属西周王室核心圈层。武王灭商后，为控制殷遗民聚居的中原地区，将商王畿分为邶、墉、卫三地，封其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为“三监”，监管殷纣王之子武庚禄父。然而，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管叔、蔡叔不满，联合武庚发动“三监之乱”。周公东征平定叛乱后，重划疆土，将原“三监”之地合并为卫国，封康叔为卫君，都于朝歌（今河南鹤壁淇县），“居河、淇间故商墟”（《史记·卫康叔世家》），成为周王室镇守东疆的重要屏障。 康叔治卫期间，推行“明德慎罚”政策，调和殷遗民与周人的矛盾，稳定了中原局势，获周成王赏识，被提拔为周王室司寇，掌管刑狱。康叔去世后，其子卫康伯继位，成为卫国第二代国君。关于其名，传世文献记载不一：《史记索隐》引《世本》称“康伯名髡”，而《三代世表》则作“牟伯”，近年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如《康伯簋》）印证了“康伯”的称号，其本名的争议或因时代久远、文献传抄所致，但“康伯”作为其国君称号已为学界公认。 二、政治角色与周室使命 卫康伯继位时，正值西周王朝巩固统治的关键阶段。周公东征后，周人虽控制了中原，但殷遗民势力仍存，东夷、淮夷时有叛乱，而卫国地处商王畿核心，北接邢国，南邻郑国，东望齐鲁，西通宗周，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卫康伯继承的不仅是卫国的封地，更是周王室“以藩屏周”的政治使命。 据《尚书·康诰》《酒诰》《梓材》等文献，康叔治卫时，周公曾亲授治国方略，强调“明德”“保民”“慎刑”，要求其“用康乂民”“勿辩乃司民湎于酒”，即通过德政安抚殷民，禁止官员酗酒（因殷人嗜酒误国）。卫康伯完全继承了这一政策，且在实践中进一步强化了周人的统治权威。 传世文献中，卫康伯的政治角色与周王室紧密绑定。《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初分封时，卫国与鲁、晋同为“股肱周室”的大国，“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即允许沿用部分商族旧制，同时以周人的法度划定疆界。康伯时期，卫国作为“畿内诸侯”（距镐京、洛邑较近的诸侯国），需直接参与周王室的军政事务。《逸周书·作雒》记载，周公营建洛邑后，“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国中，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衅以黄土，将建诸侯，凿取其方一面之土，焘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土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卫康伯作为康叔之子，大概率参与了洛邑建成后的祭祀与盟会，象征其对周王室的臣服与忠诚。 三、军事行动与镇抚东疆 西周初期，周王室对东方的控制依赖军事威慑与诸侯协作，卫康伯作为大国之君，多次参与周王主导的军事行动，成为周人镇抚东夷、淮夷的重要力量。出土青铜器铭文为这一史实提供了关键佐证。 1931年河南浚县辛村（属卫国墓地）出土的《康伯簋》（现藏故宫博物院）铭文记载：“康伯作朕文考厘伯宝尊彝。”此处“厘伯”即康叔（“厘”为“卫”的假借），证实康伯为康叔之子。另一重要器物《师遽簋盖》铭文则记载，周王在“康宫”召见师遽，命其辅佐康伯，“死司康伯家”，可见康伯在王室中的地位——“康宫”是西周王室为纪念康叔而设的宗庙，康伯能在此接受周王任命，足见其与周天子的亲近关系。 更直接的军事记录见于《小臣簋》铭文：“东夷大反，王命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据学者考证，“伯懋父”即卫康伯（“懋”与“髦”通，“髦”为康伯字）。此次东征中，卫康伯率领“殷八师”（由殷遗民组成的周王室常备军，屯驻卫国）讨伐东夷，“伐海眉（湄），执讯廿，获馘千，夺俘人四百”，取得重大胜利。这场战役不仅巩固了周人对东方的控制，也彰显了卫国作为“殷八师”基地的军事价值——康伯通过统领这支由殷人组成的军队，既震慑了叛乱势力，又强化了对境内殷遗民的掌控，实现了“以殷制殷”的战略目标。 此外，《班簋》铭文记载周王命毛伯班、吴伯、吕伯等率军伐东国㾓戎，“令（命）曰：‘以乃师暨（与）殷八师征㾓戎。’”此处“殷八师”的统帅虽未明指，但结合卫康伯的职责，其大概率参与了此次行动。这些军事活动表明，卫康伯不仅是卫国国君，更是周王室东部军事体系的核心将领，其军事行动直接服务于周王朝“柔远能迩”的国策。 四、治国方略与卫国发展 卫康伯在治国层面延续了其父康叔的政策，并根据时势加以调整，推动卫国从“镇抚殷遗”向“稳定发展”转型。 1、调和族群矛盾：卫国境内聚居着大量殷代贵族与平民，如何化解其对周人的抵触情绪是治国核心。康伯继承了“启以商政”的策略，保留殷人部分习俗与制度，同时通过联姻、授官等方式吸纳殷代精英。据《左传·定公四年》，周王赐给康叔“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这些家族多为掌握手工业技术的殷代贵族，康伯对其“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使其成为卫国统治的助力而非阻力。考古发现，淇县朝歌故城周边的西周墓葬中，既有周人风格的青铜器，也有保留殷代特征的陶器，印证了族群融合的史实。 2、强化周制推行：在保留殷制的同时，康伯大力推行周人的宗法、礼制与刑法。康叔曾受周公《康诰》之训，强调“义刑义杀”，康伯进一步将周人的“五刑”（墨、劓、剕、宫、大辟）与殷人旧法结合，制定了更具操作性的刑罚体系。《逸周书·尝麦》记载周王“乃命大正正刑书”，康伯作为司寇之子，大概率参与了刑书的修订与推行，使卫国成为周人“明德慎罚”思想的实践范本。 3、发展经济与民生：卫国地处黄河与淇水之间，土地肥沃，适宜农业。康伯重视农业生产，推广周人的耕作技术，同时利用殷人擅长的手工业（如制陶、冶金）发展经济。朝歌作为卫国都城，在康伯时期逐渐形成“商墟新貌”，成为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考古发现，淇县境内西周早期遗址中，既有周人风格的鬲、豆等器物，也有殷人传统的簋、爵，反映出多元文化融合的景象，这与康伯的治国方略密不可分。 五、历史地位与文献记载的争议 卫康伯的事迹在传世文献中记载简略，《史记·卫康叔世家》仅载“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未详述其功绩。这种简略或因战国以降文献散佚，也与西周早期历史记载的碎片化有关。但出土铭文与间接史料的互证，使其形象逐渐清晰。 值得注意的是，卫康伯的称号体现了西周“世禄”制度的特点——“康”为其父康叔的谥号，“伯”为其爵位（西周诸侯多称“伯”，如郑伯、秦伯），以父谥为氏，表明其继承的不仅是封地，更是家族在王室中的政治地位。这种“以谥为氏”的传统，在卫国延续数代，成为其家族标识。 六、历史影响与评价 卫康伯的统治为卫国奠定了数百年的基业。作为西周初期的重要诸侯，他通过军事行动巩固了周室东疆，通过德政融合了殷周族群，使卫国从“监国”转变为稳定的诸侯国，成为“屏藩周室”的重要力量。直至春秋时期，卫国仍是中原大国，齐桓公“尊王攘夷”时曾联合卫国抵御狄人，可见其根基之深厚。 从西周政治制度史角度看，卫康伯的角色折射出“分封制”与“宗法制”的结合——作为周天子的同姓亲属，他既是地方诸侯，又是王室重臣，这种“双重身份”强化了周王朝的统治网络。其统领“殷八师”的实践，也为后世王朝“以夷制夷”的边疆政策提供了早期范本。 传世文献对卫康伯的记载虽简，但出土铭文的佐证使其形象愈发清晰。他是一位兼具军事才能与政治智慧的统治者，在周王朝巩固统治的关键阶段，以继承与创新并重的策略，为卫国的发展与周室的稳定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淇水之畔的朝歌城，见证了这位西周早期政治家的身影，也承载着殷周交替之际中原地区从动荡走向融合的历史记忆。 综上，卫康伯虽未留下如周公、召公般显赫的传世文献记载，但其事迹通过青铜器铭文与历史脉络的梳理，已然成为西周初年政治、军事、族群融合史的重要注脚，其承前启后的作用，使其在卫国历史乃至中国早期国家发展史上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