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共伯[西周][卫国第10代国君]： 河南鹤壁市淇县人物 卫共伯卫余（？—公元前813年），姬姓卫氏。卫釐侯之子，卫武公之兄。卫国第十任国君，公元前813年在位。 卫共伯（西周时期卫国第10代国君）生平详考 卫共伯，名余（一说“馀”），生卒年不详，西周时期卫国第10代国君，在位时间极短（据《史记·卫康叔世家》载仅一年）。他是卫釐侯之子，卫武公之兄，其统治虽昙花一现，却因一场围绕君位的家族纷争被载入史册，成为卫国早期政治转折的关键节点人物。其故里与卫国早期都城一致，为今河南省鹤壁市淇县（古称朝歌，卫国核心统治区）。 一、家族背景与继位根基 卫共伯所处的时代，正值西周中晚期向春秋过渡的前夜，周王室渐趋衰微，诸侯国的内部权力斗争日益凸显。卫国作为周王朝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始封君为周文王之子康叔封），至第9代国君卫釐侯时已形成相对稳固的统治体系，但也埋下了君位继承的隐患。 1、父君卫釐侯的统治铺垫： 卫釐侯在位期间（具体年限不详，约西周晚期），卫国国力稳步发展，史载其“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史记索隐》引《世本》）。釐侯对两个儿子态度迥异：长子余（即卫共伯）被立为太子，是法定继承人；幼子和（即后来的卫武公）则因“贤德有才”深得釐侯偏爱，甚至获赐“宝器”与大量财富（《史记·卫康叔世家》载“釐侯爱少子和，多与之赂”）。这种差异化对待为日后的君位之争埋下伏笔——釐侯既立长子为储，又赋予幼子足以挑战君权的资源，反映出西周晚期贵族家庭中“立嫡”与“立贤”观念的冲突。 2、太子余的储君身份： 作为嫡长子（一说“长子”，西周宗法制度下“嫡长继承制”已趋成熟），余自幼被确立为储君，接受传统贵族教育，熟悉周礼与治国仪轨。其储君地位在釐侯晚年得到周王室的默认，这也是他继位的合法性基础。然而，弟弟和的崛起与父君的偏爱，使他的储君之位始终笼罩在阴影之下。 二、短暂继位与权力危机 卫釐侯去世后，太子余依礼法继位，是为卫共伯。但他的统治从一开始就面临严峻挑战，核心矛盾在于弟弟和对君权的觊觎。 1、仓促继位与统治困境： 共伯继位时，卫国朝廷已形成支持幼子和的势力集团。据《史记》记载，卫和“好德，且得士心”，其通过釐侯赏赐的财富“以赂士”，暗中培植私人势力，甚至拉拢了部分王室禁军与朝廷官员。相比之下，共伯虽名正言顺，却因性格“温厚寡断”（《春秋左传正义》注），未能及时巩固权力，导致继位后难以掌控局势。 2、“共伯墓”事件与君位更迭： 共伯的统治终结于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据《史记·卫康叔世家》载：“共伯元年，弟和有宠于釐侯，多予之赂，和以其赂赂士，以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墓自杀。” 这一事件的细节存在争议，但核心脉络清晰：卫和利用共伯前往釐侯墓地祭祀的机会，发动武装袭击；共伯兵败后无路可退，最终在父亲的墓中自缢身亡。 关于这一事件的性质，后世有两种解读： - 传统观点（如《史记》）认为是“弟弑兄夺位”，属非法篡权； - 现代学者结合《诗经·卫风·柏舟》等文献推测，共伯的统治可能因失德或无能引发朝野不满，卫和的行动得到部分贵族支持，带有“拨乱反正”的色彩。 但无论如何，共伯的死亡标志着其统治的终结，也打破了西周以来“父死子继”的平稳传承传统。 三、历史争议与文献记载辨析 卫共伯的生平因史料匮乏而充满争议，现存记载主要集中于《史记》《左传》《世本》及《诗经》的零星提及，需结合文献互证以还原史实。 1、《史记》与《左传》的记载差异： 《史记·卫康叔世家》明确记载共伯被弟和所杀，而《左传·隐公四年》仅追溯卫武公（即卫和）的继位背景，未提共伯之名，暗示可能存在史料删减或讳言。这种差异或因汉代与先秦史料来源不同：司马迁参考的《世本》《国语》等文献保留了更多细节，而《左传》侧重春秋时期的政治叙事，对西周晚期卫国史着墨较少。 2、“共伯”称号的含义： “共伯”并非谥号，而是“共治”或“诸侯之长”的泛称（《白虎通·号篇》载“共者，通也，言其德能通于天下”），但结合卫国君位传承，此称号更可能是后人对其短暂统治的追称。据《史记索隐》考证，共伯无正式谥号，反映其统治未获后世完全认可，而弟弟卫和继位后追谥“武公”，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继位的合法性。 3、与“共伯和”的混淆澄清： 需注意的是，卫共伯与“共伯和”并非同一人。共伯和是西周晚期一位著名诸侯（一说为卫武公），曾在“周厉王奔彘”期间代行王政（“共和行政”），而卫共伯仅为卫国国君，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汉书·古今人表》已明确区分二人）。 四、统治影响与历史定位 卫共伯的统治虽短暂，却对卫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卫国君位传承模式的转折： 共伯之死打破了卫国自康叔以来“父死子继”的平稳传承传统，开启了“兄终弟及”与“武力夺位”的先例。此后，卫国多次出现君位争夺（如后来的州吁之乱、卫惠公与黔牟的反复废立），某种程度上可追溯至共伯时期的权力斗争模式。 2、卫武公改革的间接催化： 卫和（卫武公）继位后，为洗刷“弑兄夺位”的污名，以共伯之死为镜鉴，推行一系列改革：“修德行政，百姓和集”（《史记》），甚至在犬戎攻破镐京（前771年）时率军勤王，获周平王褒奖（《诗经·卫风·淇奥》即为赞美武公之作）。可以说，共伯的悲剧成为卫武公励精图治的心理动因之一，推动卫国在春秋初期一度成为中原强国。 3、西周宗法制度的松动信号： 共伯事件折射出西周晚期“嫡长子继承制”的脆弱性。在利益诱惑与权力野心面前，宗法礼制的约束力逐渐弱化，诸侯国的“家天下”逻辑开始凌驾于周王室的制度规范之上。这种趋势不仅存在于卫国，也见于同期的晋国（曲沃代翼）、鲁国（三桓专政）等，为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埋下伏笔。 五、故里关联与历史遗存 卫共伯的故里与活动区域集中于今河南省鹤壁市淇县（古朝歌）。这里作为卫国都城（前11世纪—前658年），留存了大量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文化遗迹，虽无直接属于共伯的文物出土，但相关遗存可辅助佐证其历史背景： 1、淇县卫国故城遗址： 该遗址位于淇县县城周边，总面积约42平方公里，包含宫城、居民区、手工业作坊等遗迹，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发现的西周晚期陶器、青铜器（如“卫釐侯鼎”残片），印证了卫釐侯至共伯时期的都城格局，为研究共伯的统治环境提供了实物依据。 2、卫侯墓地的推测： 据《史记》载，共伯“入釐侯墓自杀”，而卫釐侯墓的具体位置尚未确定。但淇县境内的黄洞乡、高村镇一带发现多处西周贵族墓葬群，出土过带有“卫侯”铭文的青铜器，学界推测可能与釐侯、共伯家族有关，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证实。 3、地方文献中的记忆： 淇县地方志（如明《淇县志》、清《卫辉府志》）在“人物篇”中均将卫共伯列为本地历史名人，虽记载简略，但反映出地方文化对这一争议性人物的认可，视其为卫国早期历史的重要环节。 六、后世评价与历史地位 由于在位时间极短且结局悲惨，卫共伯在历史上的评价多依附于其弟卫武公的光环，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点： 1、传统史观的负面倾向： 汉代以后的史学家多将共伯视为“懦弱失位”的典型。如《史记正义》评曰：“共伯仁而无断，致祸于己。” 这种评价既源于《史记》的记载，也受限于儒家“嫡长神圣”的伦理立场，认为共伯未能捍卫宗法制度赋予的君权，终致身死国灭。 2、现代史学的重新审视： 近现代学者更倾向于从制度变迁角度解读共伯事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指出：“卫共伯之死，非独一家之祸，实乃西周宗法解体之先声。” 吕思勉《先秦史》亦认为，共伯与卫和的冲突本质是“新旧势力的较量”，卫和的胜利代表着诸侯国中“务实派”对“守旧派”的取代，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 3、文学作品中的象征意义： 共伯的故事虽未直接入诗入文，但《诗经·邶风·柏舟》被部分学者认为隐含对其命运的隐喻（“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诗中主人公的孤独与无助，恰似共伯面对家族与权力斗争时的心境。这种解读虽无实证，却反映出后世对其悲剧性的共情。 结语 卫共伯的一生，如流星划过卫国早期的政治天空。他的继位与死亡，看似一场简单的家族纷争，实则是西周晚期宗法制度松动、权力逻辑重构的缩影。作为卫国第10代国君，他的历史价值不在于统治成就，而在于其悲剧性结局所揭示的时代变革：当周王室的“礼”无法约束诸侯国内部的“利”，当嫡长子的名分敌不过野心家的实力，一个旧时代的秩序正在崩塌，而一个以“力”取胜的春秋时代即将拉开序幕。 今河南鹤壁淇县作为其故里，不仅留存着卫国都城的遗迹，更承载着这段被尘封的历史记忆。卫共伯的故事提醒我们：在权力与伦理的博弈中，个体的命运往往成为时代转折的注脚，而那些看似“失败者”的历史，同样是解读文明演进的关键密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