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春秋战国][公元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期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像 河南濮阳市濮阳人物 商鞅，亦称卫鞅，卫国人。是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军事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后代。商鞅辅佐秦孝公实行变法，肆无忌惮地对民众役使、压迫，实行弱民、愚民政策，史称“商鞅变法”。政治上，他改革了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他奖励耕战。军事上，他被秦孝公赐予商於十五邑，号为“商君” 。商鞅之法不仅存于秦，亦存于汉乃至后世。 商鞅：战国变法巨擘与法家思想的践行者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姬姓，公孙氏，名鞅，因出身卫国（今河南濮阳市濮阳县一带），故又称卫鞅；后因在秦国变法有功，被秦孝公封于商邑（今陕西商洛市丹凤县），号为商君，史称商鞅。他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法家代表人物，其主导的“商鞅变法”不仅彻底重塑了秦国的国家体制，更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成为后世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源头。 一、早年经历与入秦契机 商鞅出生于卫国贵族阶层，是卫国国君的庶出后裔。卫国虽为姬姓诸侯国，但在战国初期已沦为弱国，依附于魏、赵等强国，政治格局狭小，难以施展抱负。商鞅自幼“好刑名之学”，对法家思想有着浓厚兴趣，尤其推崇李悝、吴起的变法实践——李悝在魏国推行的“尽地力之教”与《法经》，吴起在楚国的军事与官僚制度改革，都为他后来的变法提供了重要参照。 青年时期，商鞅离开卫国，前往当时的中原霸主魏国，投奔魏国相国公叔痤门下，担任中庶子（侍从官）。公叔痤是魏国重臣，深知商鞅的才能，曾在临终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称其“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若不用则应“杀之，无令出境”。然而，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年老昏聩，并未采纳其建议，既未重用商鞅，也未加害于他。商鞅在魏国的数年，虽未获重用，却系统研习了魏国的法治体系与军事制度，尤其对《法经》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其后来的变法积累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此时的秦国地处西陲，经济落后，政治保守，常被中原诸国视为“夷狄”，且在与魏国的战争中屡遭败绩，河西之地（今陕西东部）被魏国占据，国力衰弱。秦孝公痛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决心变法图强，发布《求贤令》，承诺“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闻讯，认为秦国是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绝佳舞台，遂毅然离开魏国，西入秦国。 二、面见秦孝公与变法主张的确立 商鞅入秦后，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得以面见孝公。初次会面时，商鞅以“帝道”（尧舜禹的治国之道）进言，孝公毫无兴趣；二次会面，他转而阐述“王道”（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方略），孝公仍不为所动；第三次，商鞅提出“霸道”（富国强兵的权术与法治），孝公“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连谈数日仍意犹未尽。这次对话不仅展现了商鞅对不同治国理念的深刻理解，更凸显了他对战国时代“大争之世”本质的精准把握——在列国兼并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空谈仁义道德已无济于事，唯有通过强硬的制度变革实现富国强兵，才能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壮大。 秦孝公决心启用商鞅推行变法，但变法触动了秦国旧贵族的既得利益，遭到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提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主张遵循传统礼法，反对变革。商鞅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犀利论点驳斥守旧派，强调“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认为治国之道应随时代变化而调整。最终，秦孝公坚定支持商鞅，任命其为左庶长（秦国中级军政官员），赋予其主持变法的全权。 三、商鞅变法：分阶段重塑秦国体制 商鞅变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从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多个维度对秦国进行系统性改造，其核心是“法治”与“耕战”，即通过法律的刚性约束，激励民众从事农业生产与军事征战，实现国家力量的快速积累。 （一）第一阶段变法（公元前356年）：破除旧制，奠定基础 1、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 秦国旧贵族凭借血缘关系世代享有爵位与俸禄，无需建功即可坐拥特权，严重阻碍了人才流动与军队战斗力的提升。商鞅颁布“军功爵制”，规定“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士兵在战场上斩杀敌人甲士一人，赐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军官带领士兵斩获敌首达到一定数量，可晋升爵位。军功成为获得爵位、田宅、仆役的唯一途径，彻底打破了贵族世袭特权，激发了军民的战斗意志。 2、推行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 废除秦国传统的分封制与采邑制，将全国划分为三十一县（一说四十一县），县设县令（行政长官）、县丞（辅佐县令）、县尉（军事长官），均由国君直接任命，对中央负责。郡县制的推行，使地方权力收归中央，强化了国君对地方的控制，为后来大一统王朝的行政体制奠定了基础。 3、奖励耕织，重农抑商 商鞅认为“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因此将农业生产视为国家的根本。他规定，凡努力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家庭，可免除徭役；从事商业或因懒惰而贫困者，其全家将被收为官府奴婢。同时，通过调整赋税制度，鼓励垦荒，将秦国的荒地与无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推动了秦国农业的规模化发展。 4、颁布《秦律》，推行连坐法 商鞅以魏国李悝的《法经》为蓝本，结合秦国实际，制定了《秦律》，强调“法不阿贵”“刑无等级”，无论贵族还是平民，触犯法律均需严惩。为强化法律的执行，他推行“连坐制”：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相互监督，一家犯罪，邻里若不告发，则一同受罚；告发者可获与军功同等的奖励。连坐法虽严苛，却在短期内迅速建立起严密的社会控制体系，确保了变法措施的落地。 5、统一度量衡与移风易俗 规定全国统一的度量衡标准，便利了赋税征收与商品交换；同时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强制推行小家庭制度，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以增加户税来源，同时削弱宗族势力对国家权力的干扰。 （二）第二阶段变法（公元前350年）：深化改革，巩固成果 1、废除井田制，确立土地私有制 秦国传统的“井田制”将土地划分为九块，中间为公田，四周为私田，农民需先耕种公田，再耕作私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按土地数量征收赋税。这一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秦国农业的商品化与规模化，也为国家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2、迁都咸阳，构建新政治中心 公元前350年，商鞅建议秦孝公将都城从雍城（今陕西凤翔）迁至咸阳（今陕西咸阳）。咸阳地处关中平原中心，交通便利，便于控制全国，且远离旧贵族势力盘踞的雍城，有利于摆脱守旧势力的干扰，为变法的深入推行提供了地理与政治条件。 3、统一度量衡与社会管理细化 进一步完善度量衡制度，颁布标准的铜权、铜量（如“商鞅方升”），确保全国计量标准的统一；同时加强对人口的管理，推行“户籍相伍”制度，详细登记人口数量、年龄、职业等信息，为赋税征收、徭役征发与军事动员提供精准依据。 四、变法成效与秦国崛起 商鞅变法的推行，使秦国在短短数十年内实现了质的飞跃，从一个被中原诸国轻视的“西戎之国”蜕变为军事与经济强国： 经济上：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粮食储备充足，关中平原成为“天府之国”，为秦国的对外征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军事上：秦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在与魏国、韩国、赵国等国的战争中屡获胜利。公元前341年，商鞅率军击败魏国，收复河西之地（今陕西东部），彻底改变了秦魏之间的力量对比，使秦国成为关东诸国不敢轻视的军事强权。 政治上：中央集权制度初步确立，旧贵族势力被极大削弱，国家行政效率显著提高，为秦国后来的统一战争提供了制度保障。 五、人生结局与历史影响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嬴驷即位，是为秦惠文王。秦惠文王早年曾因触犯新法而被商鞅处罚（其师傅公子虔、公孙贾分别被处以劓刑与黥刑），对商鞅心怀怨恨；同时，旧贵族势力趁机反扑，诬告商鞅“欲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被迫逃亡。 商鞅试图逃往魏国，但因他曾率军击败魏国，魏国拒绝接纳；返回商邑后，他率领家臣与邑兵抵抗秦军，最终战败被杀，尸体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之刑（五马分尸），其家族也被灭族。尽管商鞅本人结局悲惨，但他所推行的变法措施并未被废除，秦惠文王及后世秦国君主继续沿用商鞅确立的制度，使秦国沿着富国强兵的道路不断前进，最终在公元前221年由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 商鞅的历史影响远超其个人命运： 制度层面：他所确立的郡县制、军功爵制、土地私有制、法治体系等，被后世王朝继承与发展，成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要素，影响中国历史两千余年。 思想层面：商鞅的法家思想强调“以法治国”“重刑轻罪”，虽在后世常被儒家思想所掩盖，但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理念，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历史进程层面：商鞅变法为秦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而秦的统一则确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推动了文字、货币、度量衡的统一，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六、历史评价与争议 商鞅的历史评价历来存在争议： 肯定者：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其“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近代学者梁启超认为商鞅是“中国六大家之巨子”，其变法“为三代以下唯一之雄主”提供了制度支撑。 批评者：儒家学者多指责商鞅变法“弃礼义而尚刑法”，导致秦国“刻薄寡恩”；司马迁也认为商鞅“天资刻薄人也”，其悲惨结局是“作法自毙”的结果。 客观而言，商鞅是战国时代“大争之世”的产物，其变法以富国强兵为唯一目标，虽手段严苛，却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了中国从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的转型。他的一生，是法家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的完美诠释，也是改革者在历史洪流中以个人命运换取制度变革的悲壮写照。 作为河南濮阳市濮阳籍历史人物，商鞅的思想与实践不仅是濮阳地区的文化瑰宝，更是中华民族历史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革新精神，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