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鸿渐[唐][公元709年－769年，唐朝宰相] 河南省濮阳市人物 杜鸿渐（709年-769年），字之巽。濮州濮阳（今属河南）人。益州长史（治所在今四川成都）杜慎行之孙，安州刺史（今湖北安陆）杜鹏举之子，玄宗朝宰相杜暹之侄。中国唐朝宰相、散文家。 杜鸿渐少时聪慧好学，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进士及第，解褐延王府参军。天宝末年，杜鸿渐官至大理司直，后为朔方节度使安思顺所赏识，被聘请为朔方（治今宁夏灵武）节度使判官，并兼支度副使。 [28]肃宗立，杜鸿渐被拜为兵部郎中，知中书舍人事。不久，进武部侍郎，迁河西、荆南节度使、尚书右丞、太常卿等，封卫国公。广德二年（764年），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进中书侍郎，又以宰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剑南东川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进门下侍郎。 大历三年（768年），兼东都留守及河南、淮西、山南东道副元帅，辞疾不行。大历四年（769年），因病辞宰相，后卒。 [27]杜鸿渐著有《乞解职表》《请定配享奏》《百家岩寺碑》等文章。 杜鸿渐生平详考：唐代濮州名相的宦海浮沉 杜鸿渐（公元709年－769年），字之巽，唐代濮州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市）人，出身官宦世家，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官至宰相，封卫国公，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政局重建的关键人物之一。其生平横跨盛唐由盛转衰的动荡时期，既见证了帝国的辉煌，也亲历了战乱的疮痍，在政治、军事与宗教领域均留下深刻印记。 一、家世渊源与早年经历 杜鸿渐出身于中古时期著名的门阀士族“京兆杜氏”，其家族自魏晋以来便是中原望族，祖上多有显宦。祖父杜慎行曾任荆州长史，父亲杜鹏举官至右拾遗，以文学知名。优越的家世为杜鸿渐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史载其“自幼聪慧，博览经史，尤善属文”，青年时期便以才学闻名于乡里。 濮州（今濮阳）作为杜氏家族的祖籍地，地处黄河下游，是中原文化与齐鲁文化交融之地，民风尚礼重教。杜鸿渐在此度过童年，深受地域文化熏陶，形成了既注重传统礼教、又兼具务实精神的性格特质。开元年间，他通过科举入仕，初授王府参军，后历任大理评事、监察御史等职，凭借严谨的治事风格与扎实的政务能力，逐步在官场崭露头角。 二、安史之乱中的崛起：从地方到中枢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迅速占领洛阳、长安，唐玄宗仓皇西逃，唐王朝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此时杜鸿渐正担任朔方军留后，驻守灵武（今宁夏灵武）。他敏锐地意识到，朔方军作为西北重镇的军事力量，将是平定叛乱的核心力量。 拥立肃宗，定策灵武 天宝十五载（756年），太子李亨在马嵬坡与玄宗分道扬镳后，犹豫不决。杜鸿渐与朔方军将领裴冕、郭子仪等共同劝谏李亨：“灵武兵精粮足，地势险要，可据之以号令天下。”他亲自撰写《奉迎上皇请即位表》，陈述“国不可一日无君”的紧迫性，最终促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此举稳定了军心民心，为唐军反击叛军奠定了政治基础，杜鸿渐也因定策之功被擢升为兵部郎中，兼御史大夫。 经略河西，稳定后方 肃宗即位后，杜鸿渐奉命前往河西（今甘肃、宁夏一带）安抚诸将，协调军事部署。当时河西诸郡因战乱与中央失联，人心浮动，部分将领欲降叛军。杜鸿渐单骑深入军营，以“忠义”相劝，晓以利害，并承诺朝廷将厚赏有功之士，最终说服河西军民坚守抗敌。他还主持修缮城防、筹集粮草，使河西成为唐军收复长安的稳固后方，因功加授河西节度使。 三、入相中枢：代宗朝的政治作为 广德元年（763年），安史之乱平定，唐王朝进入战后重建阶段。杜鸿渐因功勋卓著，被代宗召入长安，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跻身宰相之列，封卫国公。此时的唐朝百废待兴，内有藩镇割据隐患，外有吐蕃侵扰，杜鸿渐在相位上的举措集中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 协调藩镇，暂稳局势 安史之乱后，河北、河南等地藩镇拥兵自重，节度使往往父死子继，朝廷难以节制。杜鸿渐提出“以恩信抚之，以法度约之”的策略，对主动归附的藩镇予以封赏，对跋扈者则以武力威慑为辅。例如，他亲自前往魏博镇（今河北大名），劝说节度使田承嗣入朝觐见，暂时缓和了中央与藩镇的矛盾。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藩镇问题，但为战后恢复争取了时间。 整顿吏治，澄清选官 战乱期间，唐朝官僚体系混乱，卖官鬻爵现象严重。杜鸿渐任相后，奏请改革科举与铨选制度：一是增加进士科录取名额，选拔寒门才俊；二是严格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罢黜贪腐无能者；三是恢复“南选”制度，选拔岭南、黔中地区的人才，以平衡地域政治势力。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官场风气，史载“是时，天下士人皆谓鸿渐有宰辅之量”。 处理吐蕃问题，外交与防御并重 唐代宗时期，吐蕃趁唐朝内乱，多次入侵关中，甚至一度占领长安（763年）。杜鸿渐主张“和战结合”：一方面派使者赴吐蕃议和，以暂时换取边境安宁；另一方面奏请加强朔方、河西驻军，修建防御工事，并提拔郭子仪等名将主持西北军务。这一策略虽未能彻底消除吐蕃威胁，但有效遏制了其攻势，为唐朝恢复国力创造了条件。 四、晚年佞佛与政治争议 杜鸿渐晚年逐渐沉溺于佛教，这与其早年务实的政治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史载他“酷好浮图道，舍宅为寺，每与僧人讲论佛法，怠于政务”。他曾耗费巨资修建章敬寺，甚至将部分政务交由亲信处理，引发朝臣非议。 蜀地经略的功过 永泰元年（765年），剑南西川节度使崔旰叛乱，朝廷任命杜鸿渐为山南西道、剑南东川副元帅，前往平叛。抵达成都后，杜鸿渐见崔旰兵力强盛，又贪图蜀地富庶，竟放弃军事行动，转而与崔旰妥协，奏请朝廷任命其为西川节度使。此举虽暂时避免了战乱扩大，但助长了藩镇割据的气焰，被后世史学家批评为“姑息养奸”。 晚年结局与身后评价 大历四年（769年），杜鸿渐因“久疾不朝”被罢相，改任检校司徒、持节都督东都留守，同年病逝于洛阳，享年61岁，追赠太尉，谥号“文宪”。《旧唐书》评价其“安史之乱中定策灵武，功不可没；然晚年佞佛误政，姑息藩镇，盖其短也”，客观反映了他复杂的一生。 五、历史地位与影响 杜鸿渐作为安史之乱后的关键政治家，其历史作用具有两面性： 积极方面：在唐朝最危急的时刻拥立肃宗，稳定了政权；经略河西、协调藩镇，为帝国的重建奠定了基础；整顿吏治、平衡各方势力，延缓了王朝的衰败。 局限方面：晚年的妥协政策加剧了藩镇割据，佞佛行为影响了政务效率，反映了中唐时期士大夫在乱世中的无奈与矛盾。 从地域文化视角看，杜鸿渐作为濮阳籍历史人物，其生平印证了中原士族在唐代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濮阳作为古卫国故地，“忠义”“务实”的文化基因在杜鸿渐身上体现为：危难时刻的担当精神与战乱中的务实妥协，这种性格特质也成为理解唐代中原士大夫群体的重要范本。 杜鸿渐的一生，是大唐由盛转衰的缩影。他的政治选择与历史功过，不仅关乎个人命运，更折射出中唐时期中央与地方、传统与变革、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为后世研究唐代政治史提供了重要个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