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政[春秋战国][？－前397年，战国四游侠]+像 河南省济源市人物 聂政，战国时期的侠客，韩国轵（今河南济源东南）人，以任侠著称，为春秋战国四大刺客之一。 聂政年青侠义，因除害杀人偕母及姊荌避祸齐地（今山东境），以屠为业。韩大夫严仲子因与韩相侠累（名傀）廷争结仇，潜逃濮阳，闻政侠名，献巨金为其母庆寿，与政结为好友，求其为己报仇。聂政待母亡故守孝三年后，忆及严仲子知遇之恩，独自一人仗剑入韩都阳翟（今河南禹州），以白虹贯日之势，刺杀侠累于阶上，继而格杀侠累侍卫数十人。因怕连累与自己面貌相似的姊姊荌，遂以剑自毁其面，挖眼、剖腹自杀。其姊在韩市寻认弟尸，伏尸痛哭，撞死在聂政尸前（一说因悲伤过度，暴死于聂政尸前）。其事迹见《史记·刺客列传》。 郭沫若曾据此写历史剧《棠棣之花》，歌颂聂政的侠义精神。在河南禹州市市区西北有纪念他的聂政台。 聂政：战国刺客中的孤勇者与孝义典范 聂政（？－前397年），战国时期韩国轵邑（今河南省济源市轵城镇）人，与荆轲、专诸、豫让并称“战国四大刺客”。他以决绝的刺杀行动和毁容自戕的惨烈结局闻名于世，其生平虽无确切生卒年可考，却在《史记·刺客列传》《战国策》等典籍中留下浓墨重彩的记载，成为中国古代“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象征。相较于其他刺客，聂政的独特之处在于将“孝义”与“侠义”熔铸于一身，其故事不仅展现了战国时期的刺客伦理，更折射出底层士人在乱世中的生存抉择与精神坚守。 一、轵邑少年：隐于市井的侠气初萌 聂政出身于轵邑一个普通平民家庭，时值战国中期（约公元前5世纪末至前4世纪初），韩、赵、魏三家分晋后，轵邑成为韩国重要城邑，因地处中原交通要冲，商贾云集，亦充斥着三教九流。据《史记》记载，聂政“为气任侠”，自幼崇尚勇武，年轻时便练就一身好武艺，尤擅剑术，其剑法令对手“未见其形，已感其锋”。 青年时期的聂政因打抱不平，失手击杀当地恶霸，为避官府追捕，被迫带着母亲和姐姐聂荌逃往齐国，隐居于临淄市井，以屠宰为业。这段隐姓埋名的生活，虽看似平凡，却磨砺了他的隐忍与坚韧。《战国策·韩策》记载他“鼓刀以屠”，每日挥刀宰牲，既为生计，亦暗中锤炼腕力与爆发力，其屠宰技艺之精湛，令临淄屠夫皆叹服。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将赡养母亲、保护姐姐视为己任，即便身处底层，也从未因贫困或屈辱动摇这份责任——这正是聂政区别于其他刺客的核心特质：在“侠”的刚烈之外，更有“孝”的柔软。 当时的齐国是战国学术中心，稷下学宫名士云集，聂政在市井中耳濡目染，逐渐形成对“义”的理解：他认为真正的侠义不仅是武力相向，更需坚守本心，不为利益所惑。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刺杀行动埋下伏笔——他最终接受任务，并非为财，而是为“知己”之谊与对母亲的终极安顿。 二、濮阳受托：士为知己者死的缘起 聂政在齐国隐居数年，其勇武之名仍悄然流传。此时，韩国发生了一场权力斗争：大夫严仲子（名遂）因与国相侠累（名傀）政见不合，遭侠累当众羞辱，险些被害，被迫流亡他国。严仲子心怀怨恨，遍访天下勇士，欲寻刺客刺杀侠累，为自己复仇。 经人举荐，严仲子得知聂政的事迹，遂前往齐国拜访。初次见面，聂政因需侍奉母亲，婉言拒绝了严仲子的请求。但严仲子并未放弃，他“数反”（多次往返），始终以礼相待，甚至在聂政母亲寿辰时，备下厚礼——百镒黄金（约合今200公斤）作为贺礼。聂政坚辞不受，坦言：“臣幸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养亲。亲供养备，不敢当仲子之赐。”（《史记·刺客列传》） 严仲子见聂政如此，便屏退左右，向其坦陈心迹：“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窃闻足下义甚高，故进百金者，将用为大人粗粝之费，得以交足下之欢，岂敢以有求望邪！”这番话既表明了送礼的诚意，又暗示了求助的意图。聂政虽未明言应允，却已将这份“知己”之情铭记于心。他深知，严仲子的尊重远超黄金本身，这是对他“义”的认可。 数年后，聂政的母亲去世。他安葬母亲，守孝三年，又为姐姐聂荌寻得妥善归宿，了却后顾之忧。此时，他慨然叹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史记·刺客列传》）这段独白道出了他的抉择：母亲已逝，再无牵挂，唯有以死报答严仲子的知遇之恩。 于是，聂政西行至濮阳，面见严仲子，主动请缨刺杀侠累。严仲子喜出望外，欲为其配备助手，聂政却拒绝道：“韩之与卫，相去中间不甚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则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仇，岂不殆哉！”（《史记·刺客列传》）他选择独自行动，以减少暴露风险，这份周密考量，尽显其勇之外的智。 三、韩都刺杀：孤身闯相府的决绝 公元前397年（一说前396年），聂政抵达韩国都城阳翟（今河南禹州）。他摸清侠累的行踪规律——侠累身为国相，出入皆有重兵护卫，府邸戒备森严。但聂政并未退缩，他选择了一个看似最不可能成功的方式：孤身闯入相府。 《史记》记载了刺杀的全过程：“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这段文字虽简，却充满张力：聂政手持长剑，无视府中卫士的戟阵，径直冲上台阶，一剑刺死侠累。在卫士的围攻中，他浴血奋战，连杀数十人，展现出惊人的武力与勇气。 刺杀成功后，聂政深知自己难以脱身，更担心暴露身份会连累姐姐聂荌和严仲子。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惨烈的决定：“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史记·刺客列传》）他用剑划破自己的面容，挖出双眼，再剖腹出肠，以极其痛苦的方式自戕。这种毁容自戕的行为，是为了让韩国官府无法辨认其身份，从而保护亲人与雇主。 聂政的死，将“侠义”推向了极致——他不仅完成了对“知己”的承诺，更以自我毁灭的方式践行了对家人的守护。这种决绝，远超一般刺客的“舍生取义”，融入了对亲情的终极担当。 四、姐弟同烈：孝义精神的终极绽放 聂政死后，韩国官府将其尸体置于街市，悬赏千金追查其身份，“悬购之千金。久之莫知谁子。”（《史记·刺客列传》） 消息传到齐国，聂政的姐姐聂荌闻讯，立刻猜到死者是弟弟。她悲痛欲绝，毅然前往韩国都城。抵达阳翟街市，看到弟弟被毁容的遗体，聂荌伏尸痛哭，向围观者宣告：“此吾弟轵深井里聂政也！” 周围的人皆震惊，劝她：“此人暴虐吾国相，王悬购其名姓千金，夫人不闻与？何敢来识之也？”聂荌回答：“闻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者，为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亲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可奈何！士固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史记·刺客列传》） 这段话既是对弟弟的理解，也是对“义”的诠释：聂政隐于市井，是为赡养母亲；他毁容自戕，是为保护姐姐；而他最终赴死，是为报答严仲子的知遇之恩。聂荌不愿弟弟的声名被埋没，即便面临杀身之祸，也要公开其身份，让世人知晓聂政的忠义。 说完这番话，聂荌“乃抱尸恸哭，死政之旁”——她在弟弟的尸身旁痛哭而亡，以死殉弟。 聂荌的举动，让聂政的故事超越了单纯的刺杀事件，升华为一场“姐弟同烈”的悲剧。如果说聂政的“义”是刚烈的行动，聂荌的“义”则是悲壮的见证，二者共同构成了战国时期“孝义”精神的完整图景。正如清代学者吴见思在《史记论文》中所言：“聂政之刺，止是为严仲子，而聂荌之死，乃为聂政，乃为千古义士之名。” 五、历史回响：刺客伦理与文化符号 聂政的故事在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文化中“侠义”与“孝义”的经典符号。 在史学评价中，司马迁将聂政列入《刺客列传》，并给予高度肯定：“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他认为，聂政等人虽行刺杀之事，但其“立意”（初衷）光明磊落，不违背自己的志向，因此名垂青史并非偶然。相较于专诸的“为公子光夺权”、豫让的“为智伯复仇”、荆轲的“为燕国刺秦”，聂政的行动更聚焦于个人之间的“知己”情谊与家庭责任，其动机更为纯粹，也更具人性温度。 在文学与艺术领域，聂政的故事被不断演绎。东汉蔡邕创作《琴操》，其中《聂政刺韩王曲》（后演变为《广陵散》）以古琴曲再现了刺杀的壮烈场景，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魏晋时期，嵇康临刑前弹奏《广陵散》，更使聂政的故事增添了一层悲壮的文化色彩。元代关汉卿的杂剧《邓夫人苦痛哭存孝》、明代传奇《聂政记》等，均以聂政为主角，强化了其“忠义”形象。 在济源当地，聂政的传说至今流传。轵城镇仍有“聂政台”遗址，相传为聂政刺杀侠累后尸体停放之处；“聂政祠”虽历经沧桑，其遗迹仍见证着当地人对这位先贤的纪念。济源民间将聂政与裴休、孙思邈等乡贤并列为“轵邑三贤”，视其为“孝义”与“勇毅”的象征。 结语：超越刺客的精神标杆 聂政的一生，虽以刺杀始，以自戕终，却超越了“刺客”的狭隘定义。他的故事，本质上是战国时期“士”阶层精神世界的缩影——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中，他们以个人的“义”对抗时代的“乱”，以有限的生命坚守无限的信念。 聂政的“义”，包含三层内涵：对母亲的“孝”，让他在隐于市井时拒绝冒险；对姐姐的“悌”，让他在刺杀后毁容自戕；对严仲子的“信”，让他在了无牵挂后慨然赴死。这三者的统一，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孝义刺客”。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聂政的故事仍能引发共鸣，正因其中蕴含的核心价值——对承诺的坚守，对亲情的担当，对知己的感恩。这些价值，超越了时代与阶层，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济源大地上的聂政遗迹，不仅是对一位刺客的纪念，更是对一种伟大人格的永恒致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