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公元1859年－1928年]+像 云南红河蒙自市人物 杨增新，字鼎臣。云南蒙自人。祖籍江苏上元。清末民初的政治人物，新疆军阀。 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杨增新中举，次年中进士，署甘肃中卫知县、河州知府。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调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后任阿克苏任道台。宣统三年（1911年），升任镇迪道兼提法使。民国元年（1912年）3月，任新疆都督。民国五年（1916年），杨增新颁布《训令各县开垦荒地安插游民文》。民国十七年（1928年），杨增新通电易帜，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并就任新疆省主席。同年7月，杨增新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庆贺宴上，被军务厅长樊耀南刺杀。 杨增新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时期，在光绪年间判断过不少疑难案件，政绩显著。在河州知州任中，力主招抚，鼓励垦殖，减免丁粮，开办书院，注重教育。杨增新任新疆都督后，与革命党人和谈，提出“不分畛域，引用伊犁人才”。在中原军阀混战期间，采取强硬措施，一不参加军阀混战，二不参与内地政事。在省城设理财所，各县设主计员。在莎车、阿克苏等地开渠引水。派人上外地学习工艺，开办工厂，发展民族工业。杨增新著有《补过斋文牍》《补过斋日记》《读易学记》。 杨增新：从蒙自书生到“新疆王”的传奇人生 一、滇南寒门出才俊：蒙自岁月的沉淀（1859—1889） 杨增新，字鼎臣，号荩臣，1859年出生于云南红河蒙自市莫别村（今属文澜街道）的一个耕读家庭。其祖上本为江西临江府新淦县人，清康熙年间迁居蒙自，至杨增新父辈时，家境已趋贫寒，以农耕兼营小商业维持生计。父亲杨际昌虽为秀才，却一生未入仕途，寄望子女通过科举改变命运。 少年杨增新聪慧好学，5岁入私塾，12岁能诵《四书》《五经》，16岁赴蒙自县城应童子试，以文才出众闻名乡里。彼时蒙自作为滇南重镇，因中法战争后通商口岸的开放，逐渐成为中西文化交汇之地，但杨增新并未受商业浪潮冲击，仍潜心经史子集。1883年，24岁的他考中举人，成为蒙自县为数不多的科举精英。 1885年，杨增新赴京参加会试落第，返乡后在蒙自、建水等地设馆授徒，期间深入研读《孙子兵法》《资治通鉴》及西北舆地之学。他目睹清末吏治腐败、边疆危机，逐渐萌生“经世致用”之志。1889年，他再次北上应试，终以三甲第122名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由此告别滇南故土，踏上宦海征程。 二、宦海浮沉西北路：从知县到封疆大吏（1890—1911） 1. 甘肃仕途：务实治政的初步试炼 1890年，杨增新庶吉士散馆，被派往甘肃任知县，开启了长达20余年的西北宦游生涯。首任中卫县知县时，他目睹黄河水患频发，组织民众疏浚河道、加固堤坝，并推行“以工代赈”，缓解灾民疾苦，因治绩显著调任河州（今临夏）知州。 河州为多民族杂居之地，民族矛盾尖锐。杨增新采取“恩威并施”之策：一方面整顿吏治，严惩欺压百姓的土司与劣绅；另一方面尊重民族习俗，调解回汉纠纷，曾亲赴清真寺与阿訇议事，稳定了地方秩序。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西逃至西安，杨增新因筹备粮饷有功，被擢升为甘肃武备学堂总办，后又任甘肃按察使、布政使等职。 在甘肃期间，他深研西北军事与民族问题，提出“治边以安民为先，安民以兴业为本”的主张，主持修建兰州至西宁的官道，鼓励垦荒屯田，引种西北未见的农作物，为日后主政新疆积累了实践经验。 2. 新疆初涉：边疆危机中的临危受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新疆局势动荡。时任新疆巡抚袁大化因镇压革命不力被免职，经甘肃总督长庚举荐，杨增新于1912年1月被任命为新疆提法使，旋即署理新疆布政使。此时的新疆面临三重危机：迪化（今乌鲁木齐）革命党人起义建立“新疆临时革命政府”，伊犁起义军与清军对峙，沙俄趁机策动外蒙古独立，并觊觎新疆阿尔泰地区。 杨增新抵达迪化后，采取“缓进急战”策略：一方面以“维护秩序”为名，收编哥老会武装，瓦解革命力量；另一方面与伊犁革命党谈判，以“承认共和”为条件，换取南北疆统一。1912年5月，袁世凯任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兼布政使，自此，他开始了对新疆长达17年的统治。 三、铁腕治疆十七载：乱世中的“边疆守护者”（1912—1928） 1. 稳定政局：内抚外拒的政治手腕 杨增新主政新疆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派系林立：除革命党残余势力外，还有沙俄支持的蒙古王公、英国渗透的南疆封建主，以及盘踞北疆的哥老会武装。他采取“分化瓦解”策略： 军事上：解散大部分清军，编练亲信“回队”（以回族、维吾尔族士兵为主），驻扎要隘，形成以迪化为中心的军事控制网络； 民族政策上：推行“羁縻之道”，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禁止官员干预宗教事务，同时限制阿訇参与政治，避免民族矛盾激化； 外交上：对沙俄采取“柔性抵抗”。1912年沙俄策动科布多（今属蒙古国）蒙古王公进攻阿尔泰，杨增新派军坚守，同时通过外交谈判迫使沙俄承认阿尔泰归属新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他严禁白俄残兵进入新疆，又收留数万难民，以“人道主义”名义防止苏俄势力渗透。 2. 经济与文化：务实治国的实践 在经济上，杨增新推行“休养生息”政策： 发展农业：鼓励开荒，减免赋税，引入内地农耕技术，在吐鲁番、哈密等地修建水渠，使新疆粮食产量在1920年代达到历史新高； 节制商业：限制外国商人特权，抵制沙俄在新疆的经济侵略，同时扶持本地民族商业，发行新疆纸币“天罡”，稳定金融秩序； 轻徭薄赋：反对苛捐杂税，曾下令废除清末以来的“人头税”，减轻百姓负担。 在文化教育上，他主张“保守旧俗，防止新思想”，虽创办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蒙哈简易师范等新式学堂，却严禁学生接触“革命思想”，更反对妇女上学，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矛盾性反映了他作为传统士大夫既想推动有限革新，又恐惧社会变革的心态。 3. 矛盾与争议：铁腕下的隐患 杨增新的统治以“独裁”与“保守”著称，他严禁任何形式的集会、结社，实行新闻管制，甚至将进步书籍列为“禁书”。1916年，他以“通敌”罪名处决曾参与伊犁起义的革命党人冯特民、李辅黄，暴露了其镇压异己的强硬手段。此外，他对新疆少数民族上层采取“以夷制夷”策略，扶持哈密王、和阗（今和田）阿奇木伯克等封建势力，导致基层民众负担沉重，1915年哈密维吾尔族农民曾发动反苛捐起义，虽被镇压，却埋下了民族矛盾的隐患。 四、人生终章：遇刺身亡与历史评说（1928—1928） 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杨增新见大势所趋，于7月1日宣布新疆“易帜”，接受南京政府任命，担任新疆省主席兼总司令。7月7日，他出席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典礼时，被政务厅长樊耀南（一说受南京政府密令，另一说因权力斗争）设伏刺杀，终年69岁。其灵柩经苏联、东北运回蒙自安葬，葬于蒙自城东鸣鹫镇杨柳河村后山。 杨增新的一生充满争议： 正面评价：在清末民初的乱世中，他凭借政治手腕维系了新疆的领土完整，抵制了沙俄与英国的侵略，被称为“近代中国维护边疆统一的有功之臣”。民国史学家顾颉刚曾评价：“杨增新在新疆十七年，虽无建设可言，然竟能使新疆保持安定，不为外人所乘，亦其能力有过人者。” 负面争议：其统治手段专制保守，阻碍了新疆的社会进步，对新文化、新思想的压制导致新疆与内地的发展差距拉大。此外，他依赖封建势力治理边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与阶级矛盾，为后来新疆的动荡埋下伏笔。 五、乡梓情怀：蒙自故土的印记 尽管长期主政西北，杨增新始终心系家乡蒙自。他在蒙自城内修建“杨公馆”，宅邸仿西北四合院风格，又融入滇南民居特色，现列为蒙自市文物保护单位。1919年，蒙自发生瘟疫，他捐银万两设立“时疫医院”，引进西药防治，挽救了众多乡邻生命。此外，他还出资修缮蒙自文庙、南湖书院，资助家乡学子赴京求学，至今蒙自民间仍流传着“杨大人修桥铺路”的传说。 从蒙自走出的杨增新，以书生之身经略边疆，在近代中国西北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治疆之道既是传统士大夫“安边”思想的实践，也是乱世中维系边疆稳定的无奈选择，其功过是非，仍待后世从历史语境中细细评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