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乃[元][元朝布依族农民起义军领袖] 贵州黔南州罗甸县人物 王乃（？-1381），布依族，罗甸人。洪武九年（1376）利用白莲教组织领导布依族民众武装起义，一举攻占罗甸，并进据罗甸城对面仙女山为营垒。邻近州、县民众纷纷响应，义军势力扩大至独山、平塘、惠水、安龙和广西南丹等地。起义坚持5年之久。洪武十四年（1381），明王朝调集贵州、广西两省官军和土司武装联合镇压，起义失败。 王乃：元朝布依族起义领袖的抗争之路 一、边疆族群的生存背景与时代洪流 元朝（1271年－1368年）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在疆域扩张的同时，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始终伴随着民族矛盾与阶级压迫。黔南州罗甸县（今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地处黔桂交界，境内多山地丘陵，是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这里山高林密、交通闭塞，自唐宋以来便是“溪峒”之地，元朝在此推行“土司制度”，以少数民族首领为地方长官，同时派驻流官监督，形成双重统治体系。 布依族作为当地的主体民族之一，世代以农耕为生，擅长种植水稻、纺织蜡染，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然而元朝建立后，为支撑频繁的战争与宫廷挥霍，对西南边疆实行苛重的赋税政策。据《元史·食货志》记载，西南地区的田赋、商税、徭役较南宋时期增加数倍，尤其对少数民族聚居区，除常规赋税外，还需进贡特产（如丹砂、水银、布匹等），地方官吏与土司更借机横征暴敛，“岁征羡余，倍于常赋”，百姓“终年耕织，不得一饱”。 王乃（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14世纪中叶）出生于罗甸县一个布依族农民家庭，其姓氏“王”在当地布依族中为大姓，可能属于被土司统治的平民阶层。少年时期，他亲历了元朝统治下的民生疾苦：官府征粮时，用大斗进、小斗出，百姓交完赋税往往颗粒无存；徭役繁重，青壮年被征发修建驿道、城池，死伤无数。与此同时，元朝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政策也日益激化矛盾，如规定“南人”（原南宋统治区人民，包括西南少数民族）不得担任重要官职，科举取士中名额极少，社会上升渠道被严重堵塞。 二、从民间抗争到揭竿而起：起义的酝酿与爆发 14世纪中叶，元朝统治因黄河泛滥、财政崩溃而摇摇欲坠，全国范围内爆发了红巾军起义（1351年），中原大乱的消息传到西南边疆，为少数民族反抗运动注入了契机。罗甸县所在的八番顺元宣慰司（今贵州大部）本就因“括马”（强制征收马匹）、“征蛮”等政策民怨沸腾，而1350年代前后，贵州连续数年发生旱灾、蝗灾，“饿殍遍野，人相食”，官府不仅不赈灾，反而加紧催逼赋税，最终点燃了反抗的导火索。 王乃作为当地具有号召力的人物，其早期经历未见史书记载，但从布依族民间传说中可知，他可能曾担任“寨老”或“榔头”（民间议事首领），熟悉本民族习俗，且擅长武术、谋略。据《黔南识略》引清代方志记载，王乃“性刚毅，好任侠，见乡里为吏所虐，辄愤而击之”，逐渐成为反抗苛政的核心人物。他利用布依族“议榔”（集体议事制度）的传统，联络周边村寨的布依族、苗族首领，以“驱鞑虏、均贫富”为口号，秘密组织武装力量。 1357年（元至正十七年），王乃在罗甸县境的“打改河”（今蒙江支流）沿岸竖起反旗，正式发动起义。关于起义的具体时间，史料记载略有差异，但《招捕总录》《元史·顺帝纪》等均提到“八番蛮叛”“罗甸蛮王乃作乱”等事件，时间集中在1356年至1359年间。起义军以布依族为主，兼有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初期规模约数千人，他们以山地为依托，使用自制的刀矛、弓箭、弩机等武器，迅速攻克了罗甸附近的若干村寨与驿站，切断了元朝官府的交通线。 三、起义的发展：从游击战到建立地方政权 王乃起义后，采取了灵活的游击战术，避开元朝正规军的主力，专攻兵力薄弱的州县与土司据点。他深知元军骑兵在山地难以施展，便率领起义军在河谷、密林间穿梭，“聚则为军，散则为民”，多次伏击元军的运粮队和巡逻队。据《新元史·蛮夷传》记载，1358年，起义军在罗甸县“黑石关”设伏，歼灭元军千余人，缴获大量粮草兵器，声威大震，周边州县的少数民族百姓纷纷响应，队伍迅速扩大到数万人。 随着势力壮大，王乃开始建立相对稳定的统治区域。他以今罗甸县逢亭镇为中心，设立“营寨”“粮库”“兵工厂”，并效仿布依族传统的“寨老制”与汉族政权的组织形式，建立了一套简易的行政体系： 军事方面：将起义军分为“前锋”“主力”“后勤”等部，以“旗头”“百夫长”“千夫长”为各级将领，统一指挥； 民政方面：废除元朝的苛捐杂税，实行“均田赋”，规定土地按人口分配，余粮由集体储存，用于赈济灾民； 民族政策：联合布依族、苗族、瑶族等民族，宣布“各民族平等，共抗元贼”，打破了土司制度下的等级压迫。 起义军还发布文告，痛斥元朝“虐我生民，夺我田庐，驱我为奴”的罪行，提出“天下一家，同享太平”的口号，这在少数民族反抗运动中具有鲜明的进步性。王乃的政权虽然存续时间短暂，但在罗甸地区实行的政策深得民心，史载“民皆悦服，争输粮草以助军”。 四、元朝的镇压与起义的结局 王乃起义的爆发令元朝中央大为震惊，1358年，元顺帝下旨“命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伯颜帖木儿讨罗甸蛮”，调集湖广、云南、四川三省的军队围剿起义军。元军主力由汉族与蒙古族士兵组成，装备精良，拥有火炮、投石机等重型武器，但在山地作战中却因地形不熟、后勤困难而屡屡受挫。王乃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多次诱敌深入，在“打鸟岩”“迷魂谷”等险要处设伏，使元军“进不得前，退不得归，饥饿死者相枕藉”。 然而，起义军与元军的力量对比悬殊。元朝在镇压红巾军的同时，仍能抽调兵力围剿西南少数民族起义，而王乃政权缺乏稳固的后方支援，武器弹药也依赖缴获，难以长期坚持。1359年，元军改变战术，采取“剿抚并用”策略：一方面加强军事进攻，焚毁起义军的营寨；另一方面招降土司与动摇的起义将领，许诺“若能擒王乃者，授以宣慰使”。在内外压力下，起义军内部出现分裂，部分布依族土司暗中与元军勾结。 关于王乃的结局，史料记载存在两种说法： 1、战死说：《招捕总录》称“至正十九年，伯颜帖木儿破罗甸，王乃力战而死，余众溃散”，相传他在最后一战中身负重伤，仍率亲兵掩护部众撤退，最终战死在罗甸县“王乃山”（今地名仍存）； 2、被俘说：布依族民间传说中，王乃因叛徒出卖被俘，元军将其押解至湖广行省（今武汉），他在狱中坚贞不屈，痛斥元朝暴政，最终被杀害，就义前高呼“我死之后，必有继我者！” 无论哪种结局，王乃起义在坚持两年后最终失败。元军镇压起义后，对罗甸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屠村寨三十有六，掳男女万余”，并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增设卫所、派驻重兵，同时调整赋税政策，暂时缓解了矛盾。 五、历史影响与民间记忆 王乃起义是元朝末年西南少数民族反抗压迫的重要事件，虽未推翻元朝统治，却沉重打击了元朝在贵州的统治基础，加速了其灭亡进程。从历史意义来看： 1、民族抗争的里程碑：这是布依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比明代的“田州之乱”“奢安之乱”更早，为后世少数民族反抗压迫提供了借鉴； 2、推动民族融合：起义过程中，布依族与苗族、瑶族等民族协同作战，打破了民族隔阂，促进了文化交流； 3、倒逼政策调整：元朝灭亡后，明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时，吸取了元朝苛政的教训，对少数民族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政策。 在布依族民间，王乃被尊为“民族英雄”，其事迹通过口头传说、山歌、民间故事等形式流传至今。罗甸县境内的“王乃山”“王乃洞”“打改河战场遗址”等，被视为起义的象征，每逢节庆，当地百姓仍会举行祭祀活动，缅怀这位反抗压迫的领袖。清代学者田雯在《黔书》中评价：“王乃之变，非独为饥寒也，实官逼民反耳。元之失政，西南先叛，此其验也。” 六、史料考辨与研究争议 由于元朝对少数民族起义的记载较为简略，且多出自官方文献，对王乃起义的具体细节存在诸多争议： 人物身份：部分学者认为“王乃”可能是起义军领袖的称号，而非真实姓名，因布依族古歌中称其为“乃王”（意为“王姓首领”）； 起义范围：史料中“罗甸”是否为今罗甸县，尚存争议，有学者认为元代“罗甸”可能指今贵州惠水、长顺一带； 民族属性：《元史》称“罗甸蛮”，但未明确族别，结合地理与后世传说，多数学者认定其为布依族起义。 近年来，随着民族史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从布依族文化、地方方志、民间传说中挖掘王乃起义的细节，如贵州民族大学收藏的《布依族古歌集》中，有一首《乃王战元兵》详细描述了起义的过程，可与史料相互印证。尽管史料有限，但王乃作为元朝末年西南少数民族反抗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历史地位不容忽视。 从罗甸的群山到贵州的历史长河，王乃起义如一颗流星，划破了元朝黑暗统治的夜空。他以布衣之身，率领饱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百姓奋起抗争，虽败犹荣。其精神不仅镌刻在布依族的记忆中，更成为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史、民族关系史中不可忽视的一页，见证了边疆族群在历史洪流中的不屈与抗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