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公元1907年－1952年，著名作家] 四川雅安市荥经县人物 周文，原名何稻玉，笔名：何谷天、谷天、周文等。四川荥经人。幼年贫苦，16岁便在西康军阀部队当文书。1932年参加革命，在安徽安庆任左翼文化总同盟安徽分会组织部长。办《安庆晚报》副刊，开始发表文章。后到上海加入“左联”，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左联”党团成员，并从事创作。曾将苏联著名小说《毁灭》《铁流》改编成通俗本，得到鲁迅的赞许。 周文：从荥经走出的左翼文学旗手 一、川西山城的少年岁月（1907-1924） 1907年农历五月，周文出生于四川荥经县严道镇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本名何开荣，后改名何稻玉。荥经地处川西南边陲，大相岭纵贯全境，青衣江支流经城而过，这片被群山环抱的土地，既孕育了古朴的巴蜀文明，也因交通闭塞保留着浓厚的封建遗风。周家曾是当地望族，祖父何星武曾任清廷幕僚，父亲何伯达虽考取秀才，却因吸食鸦片导致家道中落，母亲高氏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成为周文童年启蒙的重要引路人。 幼年的周文在母亲教导下诵读《三字经》《百家姓》，1913年进入县城私塾，师从宿儒黄体诚。黄体诚思想开明，不仅教授经史子集，还常向学生讲述鸦片战争、戊戌变法等近代往事，埋下了周文早期的民族意识种子。1917年，周文转入县立高等小学，恰逢新文化运动思潮传入川西，他在表哥引导下接触到《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对鲁迅、陈独秀的文章产生强烈共鸣。彼时荥经城内烟馆林立、土匪横行，少年周文常目睹衙役欺压百姓、地主盘剥佃农的场景，这些现实刺痛与书本启蒙交织，形成了他早期对社会不公的批判意识。 1921年，周文高小毕业，因家境贫寒未能继续升学，被父亲送到县城“义生恒”商号当学徒。商号老板刻薄寡恩，每日让他从事杂役，晚间还需抄写账本。这段“站柜台”的经历，成为他观察底层社会的鲜活课堂——他见过破产农民当街变卖子女，见过袍哥大爷在茶馆里调解纠纷，也见过私塾先生为几斗米向地主折腰。工余时间，他躲在柴房里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尤其对梁山好汉的反抗精神心向往之，常以“石秀”自比，在账本空白处写下“打倒土豪劣绅”的字迹。1924年，因不堪忍受商号剥削，周文在一个雨夜逃离荥经，前往雅安投奔在川军中任文书的堂兄，由此开启了漂泊生涯。 二、戎马与笔耕的早期探索（1925-1932） 在雅安川军司令部，周文担任书记员，负责誊写公文。当时川系军阀刘湘、刘文辉正进行“二刘大战”，雅安作为前线补给站，常有伤兵抬运入城，街头巷尾充斥着拉夫、征粮的混乱景象。周文目睹军队内部的腐败——军官克扣军饷、吸食鸦片，士兵则衣不蔽体、形同土匪，这与他想象中“革命军队”的形象相去甚远。1926年，受北伐战争影响，川军中部分进步军官秘密组织“革新社”，周文经人介绍加入，开始阅读《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浅说》等革命书籍，并尝试用“何稻玉”的笔名在雅安《民报》发表短文，抨击军阀混战。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四川军阀开始清剿进步力量，“革新社”被取缔，周文被迫逃离雅安，经康定、泸定辗转至成都。在成都，他考入刘文辉创办的“国民革命军第24军军事政治学校”，该校实际是培养左翼青年的基地，校内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周文在此系统学习军事知识，同时接触到蒋光慈、郭沫若的文学作品，开始萌生文学创作的念头。1928年，他因参与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为谋生计，先后在成都、重庆等地担任中小学教师、报社校对，期间结识了左翼作家杨伯恺、车耀先，逐渐明确了文学为革命服务的方向。 1930年，周文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受党组织派遣前往上海。初到上海的他身无分文，栖身于法租界一家小客栈，白天在码头做搬运工，晚间则到夜校学习。一次偶然机会，他在虹口公园遇到“左联”成员楼适夷，经其推荐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左联”，周文结识了鲁迅、茅盾、冯雪峰等文学巨匠，鲁迅的杂文风格与“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深深影响了他。他开始以“周文”为笔名创作小说，取“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意，第一篇作品《雪地》描写川康边境背夫的苦难生活，投给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鲁迅亲自修改并撰写按语，称赞其“写出了被压迫者的血泪”。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周文主动报名参加上海民众抗日义勇军，在吴淞前线担任战地记者。他冒着炮火采访十九路军士兵，写下《吴淞的一日》《火线通讯》等纪实文章，发表在《申报》副刊。这些文字以粗粝的质感记录了日军轰炸的惨状与中国士兵的英勇，其中“战壕里的泥土混着血和弹片，伤兵咬着牙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鬼子赶下海’”的描写，成为淞沪抗战的珍贵史料。战争结束后，周文因过度劳累患上肺病，在“左联”安排下到杭州疗养，期间完成短篇小说集《爱》的创作，该书以细腻笔触刻画了底层女性在封建压迫下的挣扎。 三、左翼文学的实践与开拓（1933-1940） 1933年，周文回到上海，担任“左联”组织部长，负责联络基层作家与发展新成员。当时国民党对左翼文化实行“文化围剿”，进步刊物屡遭查封，周文常常化名在小茶馆与作家接头，传递油印的《左联消息》。他发起“工农兵通讯运动”，鼓励工人、店员、学徒撰写生活经历，亲自修改稿件并推荐发表，培养了草明、艾芜等一批工人作家。1934年，他在鲁迅支持下创办《文学丛报》，该刊物以“发表大众文艺，培养新生力量”为宗旨，刊登了姚雪垠、周立波的早期作品，成为上海左翼文学的重要阵地。 这一时期，周文的创作进入高峰期。1935年，他发表中篇小说《雪地》（与早期短篇同名扩写），以川康“背夫”群体为原型，描写他们在雪山峡谷中运输鸦片的悲惨遭遇，书中“背夫们佝偻着身子，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肩上的背绳嵌进肉里，渗出血来染红了白雪”的描写，被茅盾称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早展现西南边疆苦难的力作”。1936年，鲁迅逝世后，周文参与筹备追悼活动，并在《文学》杂志发表《鲁迅先生是并没有死的》一文，呼吁“继承先生的遗志，把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周文随“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辗转苏、皖、鄂等地，创作了《抢运》《突围》等反映军民抗战的独幕剧。1938年，他受党组织派遣前往延安，在陕北公学担任文学教员，后调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延安的生活让周文的创作风格发生转变，他开始关注根据地的建设与军民关系，代表作《开荒篇》以幽默笔触描写知识分子在南泥湾开荒的趣事，“教授拿起锄头像拿笔杆一样别扭，一锄头下去刨断了菜根，惹得老乡哈哈大笑”的细节，展现了革命队伍中的乐观主义精神。 1940年，周文在延安发起“大众文艺运动”，主张文学“到群众中去，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写群众的生活”。他深入安塞、延川等地农村，收集陕北民歌、民间故事，整理成《延安民歌选》，并创作了章回体小说《新儿女英雄传》（与孔厥合著），该书以冀中平原抗日斗争为背景，塑造了“黑老蔡”等农民英雄形象，采用说书人的口吻叙述，在根据地广为流传，成为解放区文学的典范之作。 四、文化战线的坚守与回响（1941-1952） 1941年后，周文先后担任《解放日报》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等职。在《解放日报》期间，他推行“版面革新”，减少文艺副刊的“洋八股”，增设“边区通讯”“民间故事”栏目，刊登农民写的诗歌、战士的战斗日记，使副刊成为“群众自己的园地”。1942年，他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会后撰写《论群众文艺》一文，提出“文艺工作者要把屁股坐到群众那边去，不是站在旁边看，而是要钻进去写”。 抗战胜利后，周文随中共代表团前往重庆，担任《新华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他在《新华日报》开设“边疆通讯”专栏，组织记者报道川康、滇黔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揭露国民党在边疆的压迫政策。1946年，他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利用商人身份作掩护，在租界内秘密印刷进步刊物，曾将《共产党宣言》改编成通俗故事，通过说书人在茶馆传播。1947年，国民党特务追捕周文，他经香港转赴华北解放区，参与筹备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1949年后，周文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局长，负责审定中小学语文教材。他主张教材要“体现人民性”，亲自选编《愚公移山》《刘胡兰》等课文，并强调“语文教育不仅是教文字，更是教做人的道理”。1950年，他调任文化部研究室主任，着手整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计划编写《左翼文学运动史》。然而长期的革命生涯损害了他的健康，加之过度劳累，周文的肺病反复发作，1952年7月19日，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年仅45岁。 周文的文学创作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从川西山地的苦难书写到延安窑洞的大众文艺，他以笔为枪，践行着“文学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正如老舍在追悼文中所言：“周文先生的文字像荥经的岩石一样坚实，他写的是受苦人的血，喊的是被压迫者的魂，他的作品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底层社会的心灵史。”如今，在荥经县周文故居，仍保存着他当年使用的书桌与钢笔，桌上玻璃下压着一张纸条，是他1938年赴延安前写下的自勉：“不做文人做战士，笔杆当枪上战场。”这句话，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