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实[公元前268年－？，秦代博士,商山四皓] 湖北咸宁市通城县人物 绮里季，古人名，姓吴名实。汉初隐士，“商山四皓”之一。典出《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秦末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 ，避秦乱，隐商山 ，年皆八十有馀，须眉皓白，时称“商山四皓”。后高祖欲废太子， 吕后用留侯计，迎四皓，辅太子，遂使高祖辍废太子之议。绮里季为其中之一，后亦以“绮里季”泛指隐士。 吴实：秦代博士与“商山四皓”的隐逸传奇 在秦末汉初的历史风云中，“商山四皓”作为四位德高望重的隐士，以其智慧与气节影响了汉初政局，成为后世文人推崇的隐逸典范。其中，来自湖北咸宁通城县的吴实（字子景，约公元前268年—？），以其深厚的学术修养与淡泊名利的品格，在“四皓”中占据重要地位。尽管史书记载有限，但透过零星的史料与后世追述，仍可勾勒出这位秦代博士从朝堂到山林的传奇一生。 一、早年治学：儒家经典的传承者 吴实的生卒年虽未完全考证，但据《史记》《汉书》等文献推断，他约生于公元前268年，正值战国末期。其籍贯为楚地南郡下隽县（今湖北咸宁通城县），此地在战国时属楚国腹地，文风鼎盛，受儒家、道家思想影响深远。 吴实自幼聪慧，对儒家经典表现出浓厚兴趣。战国末期，战乱频繁，学术却因“百家争鸣”而繁荣。吴实早年师从荀子学派传人，系统研习《诗》《书》《礼》《易》等儒家典籍，尤其擅长《尚书》与《春秋》的解读。他不仅注重典籍的文字训诂，更强调其中的“仁政”“民本”思想，这为其后来拒绝秦代暴政、坚守儒家操守埋下伏笔。 青年时期，吴实已在楚地学界崭露头角，与鲁地、齐地的儒生常有学术往来。他主张“经世致用”，认为学问应服务于民生与治道，反对空谈玄虚。这种务实的治学态度，使其在秦统一六国后，被征召为博士，步入秦代朝堂。 二、秦廷博士：暴政下的坚守与抗争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同时广征天下学士，设博士官以备咨询。吴实因学识渊博、声名远播，与伏生、淳于越等儒生一同被征召，担任博士，主要负责典守古籍、参与议政。 秦代博士虽无实权，却可参与朝廷重大决策的讨论。吴实在任期间，多次就治国理念与秦始皇、李斯等发生分歧。秦始皇推崇法家思想，主张“严刑峻法”“焚书坑儒”，而吴实则坚守儒家“以德治国”的主张。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反对郡县制，主张恢复分封制，引发秦始皇与李斯的不满，最终导致“焚书”之令。吴实虽未直接发声，但在私下与同僚议论时，明确表示“废古道而用酷法，非长久之计”，认为秦始皇“轻仁德而重刑罚，失天下民心”。 公元前212年，“坑儒”事件爆发，秦始皇以“妖言惑众”为由，坑杀儒生四百六十余人。吴实因平日言行谨慎，且未直接参与反对言论，侥幸未被牵连，但目睹同道惨死，深感秦廷已无儒家立足之地。他意识到，秦代的暴政与儒家的仁政理想背道而驰，继续留任无异于助纣为虐。于是，在“坑儒”事件后不久，吴实悄然弃官，带着部分珍贵典籍（尤其是险些被焚毁的《尚书》抄本）逃离咸阳，踏上了隐逸之路。 三、归隐商山：“商山四皓”的形成与使命 离开秦廷后，吴实深知秦法严苛，天下虽定却暗流涌动，遂一路向西，最终隐居于商洛山（今陕西商县东南）。此地山势险峻，林深谷幽，远离尘世，且与楚地相距较远，便于隐匿行踪。 在商山，吴实偶遇同样因不满秦暴政而隐居的三位儒生：东园公（姓庾，字宣明）、绮里季（姓吴，字季札）、夏黄公（姓崔，字少通）。四人年龄相仿（时年皆约六十余岁），皆为秦代博士，因共同的学术理想与政治立场结为至交，被世人称为“商山四皓”。他们“采芝充饥，吟诗作赋”，在山林中继续研读典籍，收徒讲学，传播儒家思想。 吴实在“四皓”中以“沉静多思”著称。他整理携带的儒家典籍，与其他三人共同校订《诗》《书》残卷，避免了更多文化瑰宝的失传（后来汉代儒学复兴，伏生传《尚书》，吴实等人的典藏亦功不可没）。同时，他们关注天下局势，认为秦的暴政必不长久，暗中等待“有道之君”出现。 四、影响汉初：辅佐太子与坚守隐逸 秦末战乱爆发后，刘邦、项羽等群雄并起。“商山四皓”虽隐居山林，却声名远播，被视为天下儒生的精神象征。刘邦称帝后，听闻四人贤名，曾多次派人征召，欲委以重任，但吴实等人认为刘邦“轻慢士人，好骂儒生”（《史记·留侯世家》），不符合儒家理想中的君主形象，遂坚决拒绝，继续隐居。 刘邦晚年，欲废太子刘盈，改立戚夫人之子刘如意。吕后恐慌，求教于张良。张良建议：“天下有四人，陛下不能致，然此四人皆以为太子仁孝，可辅。若能请此四人来，陛下见之，必知太子得人心，废立之事可止。”（《汉书·张良传》）吕后遂派人带着厚礼，卑辞厚币迎请“商山四皓”。 吴实与其他三人经过商议，认为刘盈“仁厚孝顺”，符合儒家“仁君”标准，而废长立幼可能引发天下动荡，遂决定出山，辅佐太子。公元前196年，刘邦在宴会上见到随太子出席的“四皓”，四人须发皆白，衣冠整齐，举止有度。刘邦惊问：“吾久求公等，公等避我，今何自从吾儿游乎？”吴实代表四人回答：“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史记·留侯世家》）刘邦听后，深知太子根基已固，遂放弃废立之念。 太子刘盈得以稳固地位，“商山四皓”功不可没，而吴实作为其中的核心成员，其言辞与智慧直接影响了刘邦的决策，避免了汉初的一场政治危机。然而，在太子地位稳固后，吴实与其他三人并未接受刘邦的封赏，而是选择再次归隐商山，践行“功成身退”的处世哲学。 五、晚年与传承：隐逸精神的延续 回到商山后，吴实潜心治学，直至终老（具体卒年不详，推测在汉文帝时期）。他一生未留下专著，但在儒家典籍的传承与汉初政局的稳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思想融合了儒家的“仁政”与道家的“隐逸”，既关注天下民生，又坚守个人气节，成为后世“士大夫”精神的重要源头。 吴实的故乡通城县，后世为纪念他，曾建有“四皓祠”“子景书院”，将其与其他三位隐士并祀，尊为“通城先贤”。当地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如“吴实藏书”“商山授徒”等，将其塑造成智慧、忠贞与淡泊的象征。 六、历史评价与后世影响 吴实与“商山四皓”的故事，成为中国历史上“隐逸文化”的经典范例。他们既不是完全脱离世事的避世者，也不是追逐名利的功利者，而是以“道”为先，在乱世中坚守原则，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事成后又功成身退，体现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人格。 司马迁在《史记》中虽未为吴实单独立传，但在《留侯世家》中详述“四皓”事迹，称其“义不为汉臣，而能辅太子以安宗庙”，肯定了他们的政治智慧与道德操守。后世文人如陶渊明、李白、苏轼等，均曾作诗吟咏“商山四皓”，其中李白《商山四皓》诗云：“白发四老人，昂藏南山侧。偃卧松雪间，冥翳不可识。云窗拂青霭，石壁横翠色。龙虎方战争，于焉自休息。秦人失金镜，汉祖升紫极。阴虹浊太阳，前星遂沦匿。一行佐明圣，倏起生羽翼。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诗中既赞美了他们的隐逸风骨，也肯定了其辅佐太子的功绩，这正是吴实一生的真实写照。 作为湖北通城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吴实的故事不仅是地方文化的瑰宝，更折射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道抗势”的精神内核。他的一生，从楚地儒生到秦廷博士，从商山隐士到汉初谋臣，最终回归山林，完美诠释了“进退有度，守道不移”的人生智慧，成为跨越千年的精神标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