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冠英[公元1895年-1968年,民国时期西北军将领] 河南漯河市郾城区人物 梁冠英(1895年—1968年7月),名子超,河南郾城人,西北军将领。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一师师长,西北军反蒋军第一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路军总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河南省政府总参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苏州市第四届政协委员。 梁冠英(1895—1968),字子超,河南漯河市郾城区人,是民国时期西北军系统的重要将领,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历史阶段,其生平轨迹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与复杂变迁。 一、早年经历与军旅起步 1895年,梁冠英出生于郾城县(今郾城区)一个农民家庭。清末民初的中原大地,战乱频发,民生凋敝,贫寒的家境迫使他早早承担起家庭重担。1913年,18岁的梁冠英为谋生计,投身冯玉祥部北洋陆军第16混成旅,成为一名普通士兵。彼时的冯玉祥正处于势力崛起阶段,其部队以军纪严明、训练刻苦著称,且注重提拔寒门出身、有勇有谋的士兵,这为梁冠英的军旅生涯提供了上升空间。 梁冠英身材魁梧,作战勇猛,且肯于钻研军事技能,很快在士兵中崭露头角。他从班长、排长逐步晋升,参与了冯玉祥部的多次军事行动,包括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和1924年的北京政变。在战斗中,他因“冲锋在前,悍不畏死”获冯玉祥赏识,1925年被提拔为国民军第1师第3旅旅长,成为西北军中层骨干。 二、军阀混战中的崛起与反复 1926年冯玉祥通电下野后,西北军陷入分裂,梁冠英选择追随张之江留守南口。南口战役中,他率部与张作霖、吴佩孚联军激战三个月,虽最终败退,但“坚守阵地不失”的表现使其声名鹊起。同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后,梁冠英率部归队,参与北伐战争,在陕西、河南等地与吴佩孚残部及地方军阀作战,因功升任第2师师长。 1928年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编遣军队,梁冠英任第21师师长,驻防安徽。此时他已成为西北军“十三太保”之外的重要将领,与韩复榘、石友三等将领保持着既合作又制衡的关系。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梁冠英最初随冯玉祥反蒋,但在战局胶着时,于8月率部在安徽亳州倒戈投蒋,被蒋介石任命为第25路军总指挥,下辖第32师(自兼师长)和独立第5旅,驻守蚌埠。这一转变虽使其获得蒋系信任,却也导致他与西北军旧部关系破裂,冯玉祥曾痛斥其“背主求荣”。 投蒋后,梁冠英参与了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1932年,他率部进攻红四方面军,在霍邱战役中遭遇徐向前部重创,第32师损失惨重。此战成为其军事生涯的转折点——蒋介石虽未直接追责,但将其部队缩编,实际兵权被削弱。1933年,梁冠英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名义上为中央高级将领,实则被架空,从此逐渐淡出一线指挥岗位。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选择与坚守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梁冠英主动请缨赴前线,被任命为第5战区中将高参,协助李宗仁部署徐州会战。1938年台儿庄战役期间,他负责协调西北军旧部孙连仲、张自忠等部的后勤补给,利用自己在西北军的人脉促成各部协同作战,为战役胜利提供了保障。李宗仁在回忆录中称其“虽无直接战功,然调度有方,功不可没”。 1939年,梁冠英调任第1战区游击总司令,率地方武装在豫东、皖北开展游击战,袭扰日军运输线。他借鉴西北军“近战夜袭”战术,在商丘、亳州等地组织了十余次小规模伏击战,缴获一批日军物资。但因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其部队补给困难,1940年后逐渐被边缘化。1943年,他以“身染重疾”为由辞职,隐居重庆,拒绝日伪政权的拉拢——汪精卫曾派其旧部劝降,许以“河南省长”之职,被他严词拒绝:“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宁做流亡客,不做亡国奴。” 四、战后岁月与晚年结局 1945年抗战胜利后,梁冠英返回安徽蚌埠,试图重组旧部未果。1946年他退役返乡,在漯河郾城购置田产,创办“冠英小学”(今郾城区实验小学前身),招收贫家子弟,免收学费。据当地史料记载,该校至1949年共培养学生1200余人,其中不少后来参加了革命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梁冠英作为“起义将领”被特邀为安徽省政协委员,参与地方建设协商。他主动将名下1200亩土地捐献政府,支持土地改革,并撰写《西北军沿革纪要》等史料,为研究民国军事史提供了重要参考。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因曾参与“剿共”被划为“历史反革命”,撤销政协职务,下放到蚌埠农具厂劳动。 1966年“文革”爆发后,梁冠英遭到批斗,被遣返郾城老家。1968年12月13日,他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享年73岁。1980年,安徽省政府为其平反,恢复“爱国民主人士”身份,骨灰迁入蚌埠革命烈士陵园。 五、历史评价与遗留影响 梁冠英的一生充满矛盾:作为军阀将领,他参与过内战和“剿共”,手上沾有革命群众鲜血;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他拒绝附逆,坚持抗战,晚年又支持新中国建设。这种复杂性使其成为民国时期地方将领的典型代表——既有封建军阀的局限性,也有朴素的爱国情怀。 在郾城当地,梁冠英的遗产仍有迹可循:除“冠英小学”外,他1936年主持修建的漯河大闸(今沙澧河节制闸前身),至今仍是当地重要水利设施。其后人多从事教育、水利行业,长子梁明远曾为河南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延续了他关注民生的理念。 历史学家章开沅曾评价:“梁冠英这类人物,是近代中国从传统士绅向现代军人转型的缩影——他们受制于时代局限,却也在关键时刻守住了民族底线。”这一评价,或许是对其复杂一生的中肯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