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艺术人生的多面传奇
张仃(1917年5月19日—2010年2月21日),号它山,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芳山镇人,是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集国画家、漫画家、壁画家、书法家、工艺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曾担任众多重要艺术职务,在艺术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力 。2023年5月5日,国家文物局公布1911年后已故书画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张仃的代表作被列入不准出境范畴,这无疑是对其艺术价值的高度认可。
一、早年经历:艺术萌芽与成长
1917年,张仃出生于辽宁北镇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幼便展现出对绘画的浓厚兴趣与天赋,4岁时就在家中大门上用彩色粉笔画《出丧图》,虽遭族长斥责,却未能阻挡他对艺术的热爱。此后,他自学中国画,临摹《芥子园画谱》《点石斋画谱》等经典画谱,为日后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5岁时,流亡北平的张仃进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就读。在校期间,他积极参与各类艺术活动,展现出独特的艺术视角与创新精神。1934年,他与同学组成“三C战地宣传队”,前往山海关东北军驻地宣传抗日,用艺术为抗日呐喊。同年,他还在北平艺文中学举行中国画联展,展出的表现北平贫民生活的作品获得报纸好评。然而,因其进步思想与行动,17岁的张仃被北平宪兵三团逮捕,后经同学活动保释出狱。
二、抗战时期:以笔为枪的艺术战士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仃毅然投身“抗日宣传队”,以漫画为有力武器,积极宣传抗日。他创作的《打回老家去》等作品参加“抗敌漫画展览会”,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1937年,他成为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战时工作委员会成员之一,在武汉、西安等地积极开展抗日艺术宣传工作,出版《抗敌画报》,主持漫画训练班,培养了众多抗日艺术人才。1938年,张仃奔赴延安,经毛泽东特批,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为抗战时期的艺术教育贡献力量。
三、新中国成立:国家形象的塑造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张仃迎来了艺术生涯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使命。他设计了全国政协会徽与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参与开国大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美术设计工作,负责改造怀仁堂、勤政殿,设计天安门广场大会会场和新中国第一批纪念邮票。在国徽设计中,他与梁思成受命领导两个创作组展开设计工作。张仃提出以天安门为主体元素的设计方案,简洁有力地象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首肯。尽管与梁思成小组的设计理念存在分歧,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导下,最终确定了融合各方元素的国徽方案。张仃可被视为国徽的创意者,而林徽因等则对其进行了完善。最终,他亲自参与制作的第一枚国徽庄严地悬挂在天安门上,为新中国的形象传播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他还主持设计了“建国瓷”、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在众多关乎国家形象的重大设计任务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开国首席艺术设计家。
四、艺术创作:多元探索与独特风格
张仃的艺术创作领域广泛,涵盖漫画、壁画、邮票设计、年画、宣传画、国画等多个领域。他的漫画作品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以犀利的笔触揭露敌人的丑恶行径,鼓舞民众的斗志。在壁画创作方面,他为北京首都机场创作的巨幅壁画《哪吒闹海》,高4米,长15米,借鉴民间年画色彩与敦煌壁画时空表现特征,成为经典之作,该作品还被制作成动画电影,家喻户晓。此外,他还为长城饭店绘制壁毯巨作《长城万里图》,主持北京地铁壁画工程,设计并参与制作西直门地铁壁画《燕山长城图》和《大江东去图》。
在国画创作上,张仃尤其以焦墨山水著称。他生长在北方,对北方的山川风物有着深厚的情感,其焦墨世界展现的多是太行、秦岭和西北高原的影像。他的焦墨山水厚重、朴实、苍茫、大气,最能还原苍劲、宏阔、有力且具有金属感的画面。他坚持用焦墨这一局限性较大的墨法创作山水,并将其发展成完备的艺术语言。他的《房山十渡焦墨写生》等作品,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崭新风格。张仃认为焦墨画强调黑白的本色美、质朴美,是一种有益身心的精神素食。晚年的他,更是在焦墨山水领域不断探索,铺开了一个无限丰富、壮美宏阔的艺术世界。
五、艺术教育:奠定新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基础
1950年,张仃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领导中央美院国徽设计小组参与国徽设计。1955年,他参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筹建工作,1957年调任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1981年任院长。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职期间,他将泥人张、面人汤、皮影路等民间艺人请到学院,成立工作室,传授技艺,研究总结传统经验;同时吸取西方现代艺术设计的教育精华,为新中国的艺术设计奠定了教育体系和思想基础。在他的努力下,学院专业不断扩充,师资力量得以加强,“文革”前的十年成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蓬勃发展的时期。他还积极推动学院师生参与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与国庆重大活动等艺术设计,使学院在艺术界崭露头角。
六、艺术理念:坚守传统与创新发展
张仃在艺术理念上坚守中国画的传统底线,对“革毛笔的命”“笔墨等于零”等观点持反对态度。他认为笔墨是中国书画艺术的要素甚至本体,是经过民族文化心理筛选和历代大师实践锤炼沉淀下来的特性,画家若创作中国画,就必然受到文化的制约。他强调笔精墨妙是中国画文化慧根之所系,只有守住这条底线,中国画才能得以传承和发展。在中西绘画交融的背景下,他认为中国画应在坚守底线的基础上,积极吸收西方绘画的有益元素,实现创新发展。他的焦墨山水创作实践,就是对这一理念的身体力行,他仅取笔墨之一粟,却种出了焦墨的沧海桑田,展现了笔墨资源的无限丰富。
七、文革遭遇:磨难中的艺术坚守
“文革”期间,张仃遭受了巨大的磨难。他的装饰画被批判为扭曲劳动人民形象,在批判会上受尽屈辱。一些同行对他的作品进行恶意解读,无限上纲,给他造成了致命打击。他被下放到河北农场改造,身心遭到严重摧残。然而,即便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下,他依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热爱,偷偷进行水墨和焦墨写生,为日后的艺术创作积累素材。
八、国际交流:传播中国艺术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张仃在国际交流中担任了一系列国家大型国际博览会和专题展览会的总体设计师。1952年,他出任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师,不顾他人反对,坚持将黑色大理石与中国传统元素结合,惊艳了欧洲。1956年,他赴法主持巴黎国际艺术博览会中国馆的设计工作,并促成中国文化代表团会见毕加索。他送给毕加索的杨柳青木刻门神年画和木版水印《齐白石画集》,给毕加索留下深刻印象,使毕加索发出“真正的艺术在东方”的感叹。此次会面不仅展现了中国艺术的魅力,也促进了中西艺术文化的交流。
九、艺术成就与影响:备受赞誉的艺术大师
张仃的艺术成就得到了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他的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大型美术作品展览,在多种专业报刊发表,并多次应邀出国访问。他出版了众多著作和画集,如《张仃水墨山水写生》《张仃焦墨山水》《张仃漫画》等,对中国艺术的发展和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2002年,文化部授予他造型艺术终身杰出成就奖。2010年,张仃先生不幸逝世,众多国家领导人致电慰问或赠送花篮,清华大学举行追思会缅怀他,并成立张仃艺术研究中心,建设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时为他专门设立永久性陈列馆。2013年,他还入选“2012影响中国收藏界十大经典人物”。
张仃的一生,是艺术探索与奉献的一生。他在多个艺术领域取得卓越成就,为中国艺术的发展、国家形象的塑造以及艺术教育的推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艺术精神和成就将永载史册,激励着后世艺术家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