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铁血: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传
在燕赵大地的东北部,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山城——兴隆,它隶属河北省承德市,北倚茫茫燕山,南濒滔滔滦水,山川壮美,物产丰饶。1893年,孙永勤就诞生在兴隆县黄花川孙杖子村一个家境殷实的农民家庭。他的到来,仿佛是命运为这片即将遭受苦难的土地埋下的一颗抗争的种子。
幼年的孙永勤,便展现出与同龄人不同的特质。7岁时,他踏入私塾的大门,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在诵读经典的过程中,岳飞精忠报国、梁山好汉行侠仗义的故事深深扎根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成为他日后为人处世的精神指引。课余时间,孙永勤对武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论是舞刀弄棒,还是拳脚功夫,他都刻苦练习,寒暑不辍。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和勤奋的练习,年少的他就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不仅力气过人,而且身手敏捷,枪法更是百发百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孙永勤出落成一个身材魁梧、气宇轩昂的青年,身高近两米的他,站在人群中格外显眼。他性格豪爽,为人正直,秉持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信念,经常为乡亲们排忧解难,在村子里威望颇高。每当遇到恃强凌弱的事情,他总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力量维护正义。久而久之,“黑脸门神”的绰号在十里八乡不胫而走,人们既敬畏他的威严,又钦佩他的侠义心肠。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不安,长城以北地区山林匪祸猖獗,百姓苦不堪言。为了抵御土匪的袭扰,保障一方安宁,热河地区的乡村纷纷成立民团。孙永勤因其作战勇猛、足智多谋,且善于团结众人,很快被推举为民团副团长,后又担任团长。在他的带领下,民团多次成功击退土匪的进犯,保护了乡亲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孙永勤不仅在军事指挥上表现出色,还十分注重团队建设,他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因此对待团丁和百姓宽厚仁慈,深得大家的拥护和爱戴。在他的努力下,黄花川一带的治安得到了显著改善,乡亲们得以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无情地践踏东北大地,短短数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消息传到兴隆,孙永勤义愤填膺,他看着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心中燃起了熊熊的抗日怒火。此时的他,虽仍担任民团团总,但内心已不再满足于仅仅抵御土匪,他深知,只有将侵略者赶出中国,才能真正拯救国家和民族于水火之中。于是,孙永勤开始秘密联络志同道合的朋友,积极谋划抗日事宜,他常常在夜深人静时,与朋友们围坐在一起,商讨如何组织力量,抗击日寇。在交谈中,孙永勤慷慨激昂地说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今日寇入侵,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管,一定要拿起武器,与他们拼个你死我活!”他的话语如同一把火炬,点燃了大家心中的抗日热情,众人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为保卫祖国而战。
1933年2月,日军将侵略的矛头指向热河,国民党政府却奉行不抵抗政策,几十万东北军一枪未发,仓皇撤退。仅仅10多天,热河全境沦陷,承德、兴隆等地相继落入敌手。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孙永勤眼睁睁地看着家乡被侵略者肆意践踏,亲人朋友惨遭杀害,心中的仇恨愈发浓烈。他再也无法忍受侵略者的暴行,毅然决定挺身而出,带领乡亲们奋起反抗。
同年夏天,日军为了巩固其在占领区的统治,在兴隆县城设立伪满热河省兴隆办事处,推行“铳器回收”政策,强令农民将家中的枪弹全部无偿上缴。稍有违抗,便被指为“匪”,轻者遭受毒打,重者锒铛入狱。伪上板城警察署多次派人到黄花川孙杖子,妄图收缴自卫团和孙永勤的枪支,并企图拉拢他归顺日本人。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孙永勤严词拒绝,他愤怒地说道:“人是中国人,枪是中国枪,要我缴枪当汉奸,那是痴心妄想!”伪警察见软的不行,便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几次三番派人抓捕他。孙永勤凭借着对当地地形的熟悉,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一次次成功逃脱。但他深知,在家乡已难以容身,继续留在这里,不仅自己性命难保,还会连累乡亲们。于是,孙永勤开始谋划一场更大规模的抗日行动,他要将所有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团结起来,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
就在孙永勤为寻找抗日出路而苦苦思索时,一位神秘的“卖水鞋”人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此人自称从关里来,借住在孙永勤家中。夜晚,两人促膝长谈,“卖水鞋”人向孙永勤讲述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介绍了红军的英勇事迹,还提到了迁安、遵化农民暴动以及开滦工人罢工等反抗运动。孙永勤听得热血沸腾,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这一夜,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心中已然有了明确的方向。他决定,要像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一样,发动群众,组建自己的抗日武装,与日寇血战到底。
1933年12月11日夜,寒风凛冽,万籁俱寂。孙永勤秘密串联了16位志同道合的农民兄弟,齐聚家中。昏暗的灯光下,众人神情凝重,围坐在一起,共议暴动大计。孙永勤站起身来,目光坚定地看着大家,说道:“如今日寇入侵,山河破碎,我们已无路可退。今天,我们在此歃血为盟,发誓与日寇势不两立,坚决把他们赶出中国!”众人纷纷响应,随即歃血宣誓:“见贼就杀,毫不留情;有死无降,向前拼命;爱护百姓,不害好人;精忠报国,永无二心!”誓言铮铮,响彻夜空,仿佛是向侵略者发出的宣战书。
次日清晨,孙永勤带领众人在村中揭竿而起,一面写有“天下第一军,均富又济贫”的大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孙永勤英姿飒爽地站在旗下的碾盘上,向闻讯赶来的乡亲们高声宣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活下去,只能甩老子,抛妻子,扔儿子,打鬼子,先保国,后治家了!”他的话语充满了感染力,激起了乡亲们的共鸣,大家纷纷表示愿意跟随他一同抗日。随即,孙永勤宣布暴动,成立民众军,他被众人推举为军长。民众军成立后,孙永勤和战士们庄严宣誓:“敌不灭,怒不休,头可断,志不屈。”这誓言如同一股强大的力量,支撑着他们在抗日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民众军建立之初,力量还比较薄弱,武器装备简陋,人员也参差不齐。但孙永勤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深知,要想在残酷的战争中生存下来,并取得胜利,就必须不断壮大队伍,提高战斗力。于是,他带领民众军迅速收缴车河川、黑河川一带各村民团、富户的枪弹,用以武装自己。同时,他们积极开展军事训练,提高战士们的战斗技能。孙永勤亲自教授战士们射击、拼刺等技巧,还根据自己的战斗经验,为大家讲解战术策略。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民众军的战斗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紧接着,孙永勤率领民众军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他们攻据点,砸局子,消灭伪军警匪汉奸,开仓济贫,所到之处,受到了百姓的热烈欢迎和支持。12月下旬的一天夜里,孙永勤得到情报,张杖子伪军据点防守空虚。他当机立断,率领民众军连夜奔袭,经过一番激烈战斗,首克张杖子伪军据点,缴枪百余支,获子弹5000发,并开仓将粮食分给当地贫苦百姓。此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民众军的士气,也让孙永勤在当地声名远扬。百姓们奔走相告,称孙永勤是“及时雨”,纷纷踊跃报名参加民众军。关元友、王殿臣、赵四川等爱国青年也分别率领队伍加入,民众军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很快达到500余人。孙永勤将队伍编为3个中队,每个中队150人左右,并在军部建立了军法(稽查)处,专门负责部队纪律,制定了“不贪财,不扰民,不奸淫”的军纪。在严格的纪律约束下,民众军与百姓鱼水情深,在当地站稳了脚跟。
1934年2月初的一天夜里,孙永勤得知车河口伪军外出“扫荡”,据点内仅留下50人驻守。他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战机,于是率领200余民众军战士连夜奔袭车河口。部队悄无声息地接近据点,在孙永勤的指挥下,迅速发起攻击。战斗进行得异常顺利,不到半小时,民众军便全歼守敌,活捉汉奸岳荫臣(后放回),并再次开仓济贫。这一战,不仅让民众军获得了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还进一步提高了他们在群众中的威望。民众军连战连捷,抗日烽火在热南地区熊熊燃烧起来,越来越多的爱国志士纷纷加入,队伍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编为9个队,孙永勤继任军长。
随着民众军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日伪当局深感恐慌,他们视民众军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1934年3月,承德县上板城警察署长“马扒皮”、日伪讨伐队长李海山和汉奸岳荫臣等纠集兵力,在车河口声言要与孙永勤决战。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孙永勤沉着冷静,他深知硬拼只会让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于是决定采用诱敌深入、设伏歼敌的战术。他率领民众军隐伏深山,寻机而动。3月15日,民众军在迁安滦河沿一带活动时,发现3艘日军船只,孙永勤果断下令袭击,毙日军10余人,缴获大米、白面1500多公斤,衣服350多件。此次战斗不仅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还解决了民众军的部分给养问题。3月20日夜,民众军又夜袭潘家口,毙日军7人,缴获大枪十余支。3月25日夜,他们围歼伪警察队及队长等100余人,活捉并处决岳荫臣、任凤阁两个汉奸。4月初,民众军攻克承德县上谷车站,歼伪军30多人。一系列的胜利,让日伪当局极为震惊,他们先后调动1000多名伪军合击孙永勤部。孙永勤早有防备,率领民众军从东西两处设下埋伏,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民众军合力夹击,打得敌人落花流水,伤亡过半,狼狈逃窜。
至4月,民众军已猛增至5000余人,声威远震。中共京东特委书记李葆华得知孙永勤的抗日事迹后,派特委委员王平陆与孙永勤联系,向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提出“团结一切力量抗日,与日寇血战到底”的纲领。孙永勤积极接受建议,意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斗争才能取得最终胜利。于是,他毅然决定将民众军改编为抗日救国军,孙永勤继任军长,赵四川任副军长,关元友任参谋长,下设4个总队(大队),张福义、年焕兴、王殿臣、李连贵分别任大队长。总队下设中队(连)、分队(排)和班,每个总队有1000至1200人。改编后的抗日救国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了质的飞跃,革命觉悟和部队士气进一步提高。战士们明确了抗日救国的目标,纪律更加严明,作战更加勇敢。
整编后,抗日救国军巧妙运用灵活战术,分兵三路战斗在长城沿线迁西、宽城、青龙、兴隆、遵化一带。他们以长城以北的深山大川为根据地,避实击虚,出其不意地打击日伪势力。武器弹药、被服粮食主要从战斗中缴获。在攻打孤山子海关和半壁山警察署分驻所时,抗日救国军活捉关税总长佐藤等3人,击毙50多名伪军。在舍身台与追击的伪满军遭遇时,他们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促使300名伪军哗变,杀死日本长官,加入抗日队伍。黄花川一战,孙永勤采用“瓮中捉鳖”战术,击毙日军100余人;南山子一役,打死日军200余人,缴获40支枪。农历三月初,抗日救国军在烧饼铺与日军遭遇,双方展开激烈战斗,从清晨激战至次日晚,日军伤亡惨重,动用12辆汽车装运尸体;于杖子西山之战,毙日军55名。在宽城县九虎岭,抗日救国军与日军千余人浴血奋战,歼敌500余人。
抗日救国军的英勇战斗,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他们的威名传遍了长城内外。日军对孙永勤和抗日救国军又恨又怕,企图通过劝降、招抚的手段来瓦解这支抗日力量。1934年8月,伪热河省公署先是派两名日本人来劝降,孙永勤对侵略者的行径嗤之以鼻,拒而不见,命战士将其逐出。后又派几个汉奸向孙永勤游说,并呈上任命孙永勤为热河警察“讨伐”大队长的委任状。孙永勤怒不可遏,当即将委任状撕得粉碎,怒斥来人:“你们没有脸,以为别人也不知耻吗?我们是堂堂的中国人,岂能做日本人的狗下之狗?”汉奸们被骂得无地自容,灰溜溜地逃走了。
劝降、招抚失败后,日伪决定对抗日救国军大举“围剿”,妄图消除伪满“西南国境的最大障碍”。1935年4月中旬,日军第七师团一部,伪军两个团和承德、兴隆、青龙县警察“讨伐队”于半壁山地区将孙永勤部包围,并派飞机助战。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孙永勤毫不畏惧,他率领抗日救国军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战斗异常惨烈,抗日救国军将士们奋勇杀敌,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断了,就用石头砸,用牙齿咬。经过几天几夜的血战,抗日救国军毙伤敌700余人,但自己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被迫撤至长城沿线。
1935年5月,日军杉原师团长令山田再二大佐,在长城外继续“讨伐”抗日救国军。此时,救国军3000余人分散于深山与日军周旋,专门袭击长城一带日军防备的薄弱环节,打了就走,日军被扰得焦头烂额。为了甩开日军的围追堵截,寻找更广阔的抗日根据地,孙永勤决定率军入关,寻找红军。他们翻山越岭,忍饥挨饿,不畏艰难险阻,一路上歼灭扼守长城日军百余名。行至大寨、阎家峪,尖哨山一带时,抗日救国军和日伪军遭遇。日军开来20余辆汽车,携钢炮、机关枪向抗日救国军发起猛烈进攻。战斗持续了7个小时,抗日救国军虽给日伪以重创,但自身也伤亡惨重,孙永勤腿部负伤。他忍着剧痛,率部队向茅山方向集中,此时抗日救国军已不足2000人。
危急时刻,中共冀东地区党组织派游击队与孙永勤取得联系,帮助抗日救国军开进长城,并送去一部分武器弹药。5月15日,孙永勤率军越过长城,开赴遵化、迁西一带。他们出布告安民,号召军民团结抗日,同时派人与国民党遵化县政府联系,希望得到一些支持。然而,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对他们的请求置之不理。
1935年5月24日,日军纠集一万余兵力,将救国军围困在兴隆境内的茅山、十里铺、吴家沟一带。拂晓时分,日军用炮火对救国军阵地进行猛烈轰击,附近的村庄瞬间变成一片火海。接着,敌人在毒气弹和机枪的掩护下,发起总攻。孙永勤虽身负重伤,但仍镇定自若地指挥全军英勇反击。战斗从清晨一直持续到下午,茅山四麓,敌尸遍野。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有人提出:“我们掩护军长率全军向南突围,能从保安队那里打开一条路。”孙永勤坚决拒绝,他斩钉截铁地说:“不,不能向南突围。如果南去,日贼又将借口追击,进扰华北了。我们一定打回热河去,保护冀东父老要紧!”他深知,自己肩负着保卫家乡、保卫人民的重任,绝不能为了一时的安全而给侵略者造成进占华北的口实。
下午4时,救国军发起反击,喊杀声震天动地。孙永勤手持机枪,亲自率队冲向敌阵,他的身影在枪林弹雨中格外醒目,激励着战士们奋勇向前。在激战中,孙永勤亲手击毙了栩藤、佐佐木等日军指挥官,并多次击退山田队、松井队的夹击,击毙日军田边少尉等多人。然而,敌人的兵力源源不断,救国军渐渐陷入绝境。战斗至深夜,部分将士在张福义、年焕兴、李连贵等人的带领下突出重围,但孙永勤、赵四川、关元有、王殿臣等抗日救国军主要领导人率余部数百名干部战士,在与敌人的殊死搏斗中,全部壮烈殉国。孙永勤牺牲时年仅4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