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登瀛[公元1893年－1969年]+像 广东珠海市香洲区人物 杨登瀛（1893年—1969年12月19日），光绪十九年（1893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前山，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民国八年（1919年）回国参加五四运动，后加入国民党，五卅运动时参加了国民党左派的活动。 杨登瀛民国十七年（1928年）加入中统，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在此期间，杨登瀛为中共提供的大量重要情报，使得中共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下，多次化险为夷，避免更大的损失；民国二十年（1931年）顾顺章叛变之后，他的身份暴露，被捕入狱，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出狱，同年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后穷困潦倒；解放后，陈赓等为其提供证明，使其晚年生活有所保障，1969年12月19日病逝。 1893 年，杨登瀛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前山（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家境优渥的他，自幼便踏上求学之路，凭借出众的天赋与勤奋，成功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的学习生涯，不仅让他精通了日语，更使他深入了解了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间风俗，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 “日本通”。 1919 年，杨登瀛满怀热忱地回国，积极投身学生运动，以实际行动展现爱国情怀。然而，国内局势的复杂多变，让他深感个人力量的渺小。不久后，他再次东渡日本，在大阪市日支经济通译社担任译员。这段经历进一步拓宽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阅历。1920 年，杨登瀛回到上海，就职于日本人创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同时为多家日本通讯社撰稿。在此期间，他凭借深厚的语言功底和对日本的了解，在上海滩逐渐崭露头角。 1924 年，杨登瀛加入国民党。次年，“五卅” 反帝斗争爆发，他积极投身其中，与上海总工会建立联系，结识了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共产党朋友，其中就包括工人运动领导人顾顺章。此时的杨登瀛，在上海滩已成为一个 “兜得转” 的人物。早年在日本时，他就接触过马列主义书籍，思想倾向进步。回国后，经人介绍，中共党员陈养山向杨登瀛学习日文，两人由此相识。陈养山所在的国民党中央交通局（秘密设立于上海公共租界，局长为中共早期党员恽代英），负责将广州出版的大量进步书刊运往上海并转发全国各地。一来二去，陈养山常将《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刊物送给杨登瀛阅读，使他逐步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杨登瀛也将家中的日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赠送给陈养山，帮助其学习日文。一来一往间，杨登瀛结识了沈雁冰、赵子昂、陈望道等众多活跃于上海的共产党人。 1927 年，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杨登瀛对此极为不满，言辞间多有批评，因此被蒋介石手下逮捕入狱。所幸，在国民党要员蔡元培等人的保释下，他几个月后重获自由，此后蛰居上海。 1928 年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增设采访股，陈果夫、陈立夫有意拉拢青帮力量，便指派调查科主任张道藩动员杨剑虹担任采访股总干事（股长），并任命其为驻上海特派员。杨剑虹因青帮内部争斗自杀身亡后，杨登瀛凭借广泛的人脉关系，被徐恩曾任命为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陈立夫亲自授予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杨登瀛由此身价倍增。这一时期，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主任多次更替，张道藩、钱大钧、叶秀峰、徐恩曾等历任主任都对杨登瀛信任有加。张道藩因杨登瀛帮助其铲除政敌，对他感激不已；徐恩曾上台后，也极力拉拢杨登瀛，不仅告知党务调查科秘密办事机关地址，还赠送曾国藩的《家书》以示笼络。 由于中共和各反蒋派组织以上海租界为活动基地，国民党中央指令杨登瀛与租界巡捕房建立联系。杨登瀛接受任务后，主动接近英巡捕房帮办谭绍良（两人为广东同乡，早已相识）。一次，谭绍良的两名爪牙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抓走，杨登瀛出面帮忙，当天便见到警备司令钱大钧，成功将人救出。此事让英捕房西探长兰普逊对杨登瀛感激不已。此后，兰普逊请杨登瀛提供淞沪警备司令部印鉴式样，杨登瀛通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弄到了各处及侦缉队的印鉴式样，令兰普逊如获至宝。兰普逊对杨登瀛愈发看重，聘请他担任捕房顾问，还特准其在租界紧急办案时无需履行常规拘捕手续。随后，杨登瀛又成为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国民党方面见他在租界如此吃得开，便将许多重要案件交给他处理。而中共中央特科也借此机会，通过他及时掌握租界捕房的情况。 其实，在杨剑虹招揽杨登瀛时，杨登瀛内心便十分矛盾。正式就任前，他征求了共产党朋友陈养山的意见。陈养山将此事汇报给陈赓，陈赓详细了解情况后，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认为能在中统安插内线极为重要，当即决定由陈赓与杨登瀛单线联系，并让陈养山迅速从杨登瀛家搬走。1928 年初夏，杨登瀛与化名王庸的陈赓在外滩见面。杨登瀛诉说了被迫担任国民党特务的苦衷，陈赓表示理解，并支持他在调查科工作，希望他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及租界巡捕房建立联系。杨登瀛表示没有问题，只是担心经费不足。陈赓当即拿出一根金条，并表示以后每月会给他三百块光洋，特别花费另计。杨登瀛又担心拿了共产党的钱，若杨剑虹让他搜集共产党情报该如何是好。陈赓表示早已安排妥当，会向他提供党内文件、刊物等，不会让他为难。此次见面后，杨登瀛正式成为 “双重间谍”。 为掩护杨登瀛工作，陈赓经周恩来批准，为他购置汽车，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设立办事处，中央特科还派安娥（张红惠）担任他的秘书。杨登瀛将收集到的情报送到办事处，对中共有用的，由安娥及时抄送给陈赓。 杨登瀛执掌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大权后，为中共做了许多实事。1929 年 8 月 24 日下午，彭湃、杨殷等中共重要领导人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 12 号开会时被捕。中央断定党内出了叛徒，陈赓找到杨登瀛打听，得知是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其叛变原因是亲属因背叛革命被彭湃批准处决而怀恨在心。中央特科得知后，全力营救彭湃等人并计划铲除叛徒白鑫。杨登瀛告知彭湃等人将于 8 月 28 日一早由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送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特科提前设伏，却因敌人提前解押而功败垂成。之后，杨登瀛又透露白鑫躲在霞飞路和合坊 43 号范争波家中，将于 11 月 11 日出国避难。陈赓率领特科队员成功将白鑫击毙。 自白鑫被铲除后，中共认为杨登瀛提供的情报重要且准确，中央特科增派连德生和安娥与他单线联系。此后，杨登瀛多次为中共提供重要情报。1928 年秋，上海警备司令部根据叛徒戴冰石告密前往抓捕共产党人，杨登瀛恰好在场，事后他将消息告知陈赓，叛徒戴冰石被及时清除。中共叛徒顾某企图出卖李立三，杨登瀛获此情报后告知陈赓。1929 年初，叛徒陈慰年待价而沽党内机密文件，杨登瀛先用两根金条稳住他，随后通知特科将其惩处。同年 11 月，任弼时被捕，杨登瀛向巡捕房谎称任弼时是自己手下，成功将其营救。 1930年，从苏联回国的中共叛徒黄弟洪，原本被安排到江西苏区任职，他竟致函蒋介石，表示要“归顺党国”，并企图以出卖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见面的时间、地点为筹码，提高自己的身价。杨登瀛获此信息后及时“告密”特科，黄弟洪被清除。 同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某负责人到上海开会被捕，随即叛变。警备司令部通知杨登瀛前往协助会审，杨立即“告密”特科，会商后派中共地下党员刘鼎以杨所请专家的身份前去拍照，证实此人身份、叛变行为后，由特科领导的“红队”将其惩办。 1931年，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关向应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被搜去一箱文件，其中还有不少机密文件。因巡捕头目兰普逊不识中文，便找到杨登瀛，杨遂“告密”特科，陈赓提议由杨介绍前述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扮成“中共文件专家”到巡捕房鉴定文件，刘鼎借机将其中的机密文件换出，由此巡捕房失去关向应的“罪证”。几个月后，杨登瀛请律师出面将关向应保释，出狱后，中央安排关向应进入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兼红三军政委。 而且经过杨登瀛的努力，中共许多人员陆续被安插在中统机关，如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打入中统内部，并成为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杨登瀛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由此掌握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的所有重要机密。周恩来曾经称此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4] 被捕以后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旋即叛变。这个大叛徒由于工作关系，熟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绝大部分机密，当然也知道杨登瀛向中共“密告”的情况。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从武汉发出后，首先由中共潜伏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身边的共产党员钱壮飞截获，钱立即转报中央，千钧一发之际，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党中央及所属各机关平安脱险，只有极少数机关遭到破坏。 杨登瀛虽不是共产党人，但陈赓还是找到杨登瀛说：“此地不能久留，我们在上海的机关大都已经转移了，你快想办法到外地躲一段日子。”杨登瀛却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家里！”杨不相信顾顺章能斗得过张道藩。陈赓说：“实在不想离开上海，那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就在这天早晨，徐恩曾带领大批特务从南京赶到上海，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当天下午，杨登瀛作为一名“告密者”同样遭到逮捕。不久杨登瀛与陈赓先后被关押于南京宪兵司令部。杨登瀛在狱中仍旧通过关系，对陈赓予以照顾。陈赓极为感动，对杨登瀛说：“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此后杨登瀛在狱中始终缄口不言。 该案中钱壮飞的出现，使得调查科彻底破坏中共中央的企图化为泡影，但对于陈立夫、徐恩曾来说，中共“间谍”就隐藏在自己身边，还担任要职，真是奇耻大辱！顿足捶胸之后，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隐瞒”措施，正在焦头烂额之时，又被捅出一个通共“告密”者，而这个通共“告密”者杨登瀛还是缘起陈果夫、陈立夫笼络青帮并由张道藩引进的“人才”。大叛徒顾顺章早已将杨的“罪行”和盘托出，这对陈立夫、张道藩、徐恩曾等人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商议之后，张道藩以“情报贩子”“曾经有功”亲自出面保释，徐恩曾一路绿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半年多后杨登瀛被宽释。从此杨登瀛牢记张道藩、徐恩曾的“教诲”，“老实做人”，徐恩曾给他安排了一个反省院副院长的职位，此时的杨登瀛已经完全脱离特工系统，与共产党方面也失去了联系，生活归于平淡。 七七抗战爆发，特工总部（由调查科发展而来）西迁，重获“自由”的杨登瀛留在了南京。南京解放时，鲍君甫已非常潦倒，靠摆烟摊维持生活。 [4] 晚年生活 1951年“镇反”高潮过后，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凡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杨登瀛认为自己曾为共产党做过事，没有去登记。结果期限一到，杨登瀛立即被逮捕。审讯时，杨登瀛讲述了1928年至1931年期间为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在得到陈赓和陈养山的证明以后，南京市人民法院对鲍进行了从宽处理。1956年3月，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杨登瀛去北京，杨登瀛见到了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见面之后，他们“希望给杨登瀛一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从此市公安局每月给杨登瀛家发放100元生活补助费。 回南京之后，杨登瀛于4月22日给安娥寄去一信。现摘录如下：“式沅同志：握别以来瞬已三周，我于四月二日晨安抵宁后即晚旧疾复发，现仍在时止时发，以至稽延奉书甚引为歉。这次在京蒙赓兄的多方安排，能与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处非笔能宣。回思昔日旧雨都能表见在时代尖端，能不愧煞！并承老友们的冲襟容纳涵盖多方至渥，蒙党和政府的优遇，五内交萦，愧惭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赠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谊隆情何以回报？惟有决心黾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远不遗，尺素时惠，即无任感祷之至，肃此略布谢忱并致敬礼。” 由于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的关照，杨登瀛自此有了一定的收入，但收入有限，孩子又多，生活依然捉襟见肘。一年冬天，实在冷得不行，杨登瀛向安娥求助冬衣，安娥不仅倾囊相助，还不时寄去日常生活用品，其深情厚谊令杨登瀛一家感动不已。至1963年他们之间还时断时续地有着信件来往，但到了这年的下半年，田汉不幸惨遭迫害，鲍君甫与安娥的通信中断。 1967年，文革的烽火不可避免地烧到了鲍家，杨登瀛被几个自称为“专案组”的人带往北京，从此再没有回家。难能可贵的是，在“专案组”的淫威下，杨登瀛坚决拒绝提供有关陈赓、陈养山的“黑材料”，表现出一个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的人应有的可贵品质。 1969年12月19日，杨登瀛因病去世，临死前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1975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约到身边谈话。周恩来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周总理作为秘密战线的最高领导者，临终之际，对罗青长提及杨登瀛，大概也有为秘密工作者在建国后长期遭受不公正压制乃至迫害鸣不平的意思在其中，即所谓：“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要不要忘记他们”。 人物评价 杨登瀛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也就是所谓中统特务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但又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事事处处听从周恩来的调遣，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既是花花公子，吃喝嫖赌样样精通，但又为了营救中共领导人，却不惜一掷千金，以命相搏。周恩来、陈赓称他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人。 无论杨登瀛内心当年有怎样的考量，个人作风上又有多少不良习气，可他对共产党在最艰难时期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要知道，那样的年代，谁能坐天下根本见不了分晓，如果单就个人仕途考虑，杨登瀛的选择应该完全倒向有人脉基础、能给他大官做的政权掌握者国民党才对；而不是冒着生命危险，并真的因此而丢了仕途地在两党中间周旋，做什么“双面间谍”。他那上海滩以”杨登瀛“为名的冒险生涯显赫辉煌，从狱中出来，蒙张道藩念及旧情安排于南京反省院后，就基本上算是退出了历史舞台。 亲属成员 杨登瀛先后育有2子4女，长子早逝，次子国良；长女琼音，次女雪波，三女小萍，小女美云。其子女都是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平凡的岗位上自力更生，过得踏实，并以父为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