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佐

在明代中期的历史舞台上，黄佐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远的社会影响，成为一位熠熠生辉的重要人物。他的一生，交织着科举的曲折、仕途的起伏以及对学术文化的执着追求，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490年12月28日（弘治三年十一月十七日），黄佐诞生于广东广州府承宣里（今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他的祖籍在江西瑞州府高安县（今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身为东汉末年将领黄忠之后，家族的荣耀与传承似乎为他的人生注入了特殊的基因。黄佐自幼聪慧过人，展现出非凡的天赋。1492年（弘治五年），年仅2岁的他已能以手或物在地上画形和写字，其早慧令人惊叹。1493年（弘治六年），黄佐开始学习《孝经》，踏上了求知问学的道路。次年，他跟随父亲黄畿奉养祖父母，家中丰富的藏书成为他汲取知识的宝库。每日沉浸于书海之中，学经识字的同时，一次偶然看到周程六君子的遗像，年幼的黄佐心中立下志向，要以他们为榜样，追求高尚的道德与学问。1496年（弘治九年），祖父黄瑜亲自教导黄佐识数、辨认方向，并将其送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然而，黄佐的聪慧远超常人，其文章课业“混融如宿儒”，私塾先生自觉难以教授，遂将他送回家中继续习文。1499年（弘治十二年），黄佐将学习中的笔记整理成书，命名为《漱芳录》，这一早期的著述尝试，彰显了他对知识的系统性梳理和独特见解。1501年（弘治十四年），黄佐完成了科举前的全部功课，随后开始转向学习古文辞与皇极象数之学，并著有《志学铭》《粤会赋》等作品，展现出在文学创作和学术探索上的深厚潜力。

1506年（正德元年），黄佐被补录为郡庠生，正式踏入科举的预备阶段。同年，李希颜督学两广，召集郡学生员进行考试，命题为《孔氏遗书论》。黄佐的回答脱颖而出，得到李希颜的高度赏识，被置于榜首，初露锋芒。然而，命运的转折突如其来。1507年（正德二年），林廷玉代替李希颜督学广东，竟唯独不让黄佐进入考场，这一挫折令黄佐备受打击。但他并未因此气馁，反而更加潜心学业，废寝忘食地投入到知识的学习中。1509年（正德四年）三月，广州知府曹琚在郡学诸生中选拔优秀者予以奖励，黄佐被列为首选。但他毅然拒绝了奖赏，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志向与品格。1510年（正德五年），黄佐参加广州贡院的乡试，凭借出色的才学高中解元。然而，由于时间仓促，他未能北上参加次年会试。1513年（正德八年）七月，黄佐终于有机会北上京师参与会试，父亲黄畿陪同前往。但不幸的是，十月四日（10月31日），父亲在途经江苏仪真时染病去世。黄佐悲痛欲绝，不得不护送父亲灵柩折返广州，此次会试之行也被迫中断。1517年（正德十二年），黄佐再次鼓起勇气北上赴会试，可到京后却染病在身，最终未能完成考试。同乡大学士梁储对他加以慰留，但黄佐归家后，一度有罢考的想法，后经母亲陈氏的耐心督促劝解，才重新振作起来。1519年（正德十四年），在母亲的几番劝说下，黄佐再次踏上北上赴考之路。1520年（正德十五年），黄佐抵达京师，却因失去路引，按例不能参加会试。幸运的是，礼部尚书毛澄、侍郎王瓒得知此事后，特批他参加考试。会试主考检讨官张衍庆看到黄佐的文章后，对其赞赏有加，将他置于榜首。然而，大学士石珤却认为其文风格过于刚直，最终将他的名次改为第十八。当时，武宗因宁王朱宸濠兵变叛乱而南巡，未能及时回到京师举行廷试。在此期间，黄佐在庆寿寺观阅了众多佛书，对佛教所谓的“明得心源”之说有了深刻的领悟。

1521年（正德十六年）五月，廷试终于举行。大学士蒋冕观阅黄佐的《廷试策》后，对其十分赞赏，将他名列榜首。但大学士杨廷和却认为黄佐的文章切直，最终将他移置二甲十一名。随后，黄佐又参加了庶吉士考试，凭借出色的表现，五试成绩皆名列第一，正式选为庶吉士。当时，乾清宫修筑完成，大学士蒋冕以其命题作赋，黄佐所作的《乾清宫赋》展现出非凡的文学才华。1522年（嘉靖元年），黄佐被授翰林院编修一职。在翰林任职期间，他与翰林院待诏文征明结为好友，与舒芬深入讨论经学，学术交流十分活跃。十月，黄佐面见内阁首辅杨廷和，应对自如，尽显才学。他还拟上《新政要务疏》《修举新政疏》两份奏疏，但皆被扣留宫中，未能实施。在朝中，唯有刑部尚书林俊认可黄佐的奏议，两人因此结为忘年之交。1523年1月17日（嘉靖二年正月一日），黄佐于殿前值班，鸿胪寺官员引夷使面圣，世宗下令赐夷使酒饭。黄佐敏锐地察觉到接待夷使礼仪存在改进的必要，于是奏上《考证朝仪以正夷礼疏》。同年五月，传闻浙江发生“宋素卿通倭”一事，时人纷纷感叹黄佐的先见之明。不久，“大礼议”再起，黄佐因赞同尚书毛澄追尊世宗生父兴献王为皇叔一事，被异议者认为与之为党。无奈之下，他以归家侍奉母亲为由请求归乡，却未获允许。因朝廷袭封朱彦滨为“南渭安和王”，黄佐奉命作为岷府册封副使前行。1524年4月11日（嘉靖三年三月八日），册封一事圆满完成，黄佐辞谢赏赐，将宴币和银食器等物一一归还。十四日（4月17日），黄佐抵达道州祁阳时染病。十月，他返家拜见母亲陈氏，并上《出使陈情疏》，但未得到批准。不久，朝廷下旨命其回朝复命。此时，母亲陈氏为黄佐娉侧室林氏，并让他带妻子李氏一起回京师。抵达京师后，礼部尚书席书以及诸多在“大礼议”中赞同世宗的大臣，试图拉拢黄佐为助力，派人与其联络，但黄佐坚决拒绝。后来，大学士杨一清被召还回京，首先找黄佐咨询答问。黄佐旁征博引，据理回答，展现出深厚的学识功底。杨一清又馈赠黄佐文集，欲引以为用，黄佐依然辞谢。此后，黄佐与杨一清互有通信，其中《上杨石淙书》留存于世。1526年（嘉靖五年）三月，黄佐上《给假省亲疏》，乞求给假回家省亲，未获允准。八月，他再上《给假省亲疏》第二疏。九月二日（10月7日），又上《给假省亲疏》第三疏。八日（10月13日），再上《给假省亲疏》第四疏，最终请求得以批准。这年冬天，世宗率群臣于京师郊外进行祭祀，黄佐斋居大兴隆庙赋诗一首，同时上《郊祀礼成广恩疏》，为“大礼议”中受牵连的蒋冕、毛纪、汪俊、杨慎等人求情，希望他们能得到赦免。十月，世宗赐给黄佐道里费，允许其归家。黄佐途径潞河时，大河结冰，无法通行，只得返回张家湾，在萧中书家客居。此时，文征明致仕告归，也遇潞河冻，与黄佐一同客居张家湾。1527年（嘉靖六年）五月，黄佐抵达广州。七月，因归程期限急迫，他上《省亲养病疏》乞请在家养病。同年冬天，广州巡按御史苏檄、郡守范禄请求黄佐修纂《广州府志》。当时，王守仁带兵平定广西之乱，以左都御史兼巡抚总督两广。王守仁亲手写下其先王纲客死于增城一事，被黄佐采入《广州府志》，该书最终定为七十卷并刊刻。1528年（嘉靖七年）年初，黄佐在广州越井冈修复粵洲草堂，筑世祐祠，在世祐祠前建黄氏家庙、宝书楼，在祖父双槐公黄瑜塋墓前筑恩光亭，建勅命碑，并刻墓表。当时，翰林院官分为留用京师和外放任职两类。黄佐起初已定为留用，但后来遭人诽谤谗害，被下放到江西任按察司佥事。此时，王守仁平定八寨，驻军广州开讲，写信召黄佐相见。黄佐以《答王阳明书》回复，随后两人相会，就“致良知”“知行合一”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六月，黄佐接到任命后赴任。到达江西境内后，他上奏疏以患病、侍养母亲为由请求致仕，奏疏尚未上报，朝廷又让他改任督广西学校官。身边人提醒他：“君上的命令屡次下达，若是再辞不就，恐怕你母亲会担忧。”于是，黄佐接受任命，前往苍梧县拜谒巡抚总督。过去的人拜谒巡抚要行跪礼，唯独黄佐长揖而出，尽显风骨。岁暮，黄佐抵达桂林。这一年，他在督学广西期间，到全州拜访蒋冕，二人相见甚欢，在蒋冕的书斋“湘皋书屋”宴饮。1530年（嘉靖九年）六月，黄佐上《患病不职乞休侍养疏》第一疏，乞求致仕。八月，他收到家书得知母亲染病，即日便上《患病不职乞休侍养疏》第二疏致仕弃官，不久后归家。朝中御史弹劾黄佐擅离职守，朝廷召巡抚林富询问，林富为他求情。嘉靖帝知晓黄佐的才华，宽恕了他，赐令他致仕归家，奉养母亲。1531年（嘉靖十年），黄佐在粤洲草堂居住，并在此地授徒讲学。二月，陶谐、董进第、吕柟推荐黄佐再次入朝为官，但遭到大礼议中的“议礼派”阻止。1532年（嘉靖十一年），海贼许折桂寇掠至琵琶洲，黄佐想出策略传授给守城军官，成功击退海贼，贼寇请降。广州城中有夷达官舍，自永乐年间便安置于此，供给费用愈来愈多，军中断其储供，武臣议论裁革，夷众大噪，杀白马为誓，欲报仇主张裁革者。黄佐听闻此变，立马向院使建议恢复旧制，平息了夷乱。又有杨指挥者与三学生发生争执，歃血教场，黄佐向镇守建言，最终平复了事态。1535年（嘉靖十四年），朝廷诏旨于广州买香，海舶不至，官府追责会城居民，令其落籍为香户，时人多逃匿。张鏊有感于此会引发祸乱，率领众人向黄佐请教。黄佐草定条约，城中百姓见之感到满意，亦愿供香。但有个别在买香事件中得利的党羽对黄佐制定的条约不满，屡次破坏。后来盗贼日益渐起，省城也发生了叛卒之变。1536年（嘉靖十五年）闰十二月，起用黄佐的呼声越来越高。世宗在幸平台召集大学士夏言、顾鼎臣等人问询意见，经大臣商议，同意起用黄佐。于是，世宗下令让黄佐在家中担任翰林院编修左春坊左司谏一职。1540年（嘉靖十九年）二月，黄佐抵达京师就职，作《九经政要箴》，强调“训蒙”的重要性，并建议在京师大兴隆寺建立“射圃”以培养人才，世宗予以批准。三月八日（4月14日），世宗命黄佐兼任经筵讲官。冬天，黄佐进侍讲，掌南京院事。1543年（嘉靖二十二年）三月，黄佐上《给假送母还乡疏》乞假，以便送母陈氏还乡，但奏疏未得到回复。世宗召他为右谕德，召还京。九月，黄佐到达京师，不久后升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回金陵就职。在任职期间，他颁布五伦条约，禁止超拨之法，以正留都南京学风，并与赵恒、王制等人合力编纂《南雍志》。1544年（嘉靖二十三年）四月，母亲陈氏染病思归，黄佐见此十分担忧。六月，他因母病上《乞恩休致以便侍养事》乞休，不及上报。七月四日（7月23日），母亲陈氏病卒于南京，黄佐哀恸欲绝，回乡守孝。1547年1月22日（嘉靖二十六年正月一日），朝廷下诏，任黄佐为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黄佐抵达京师，入西苑见辅臣夏言，因与之谈河套事不合，夏言对他不满。当时，吏部右侍郎职位空缺，有司推荐礼部右侍郎崔桐或黄佐担任此职务。给事中徐霈、御史艾桢诬陷黄佐，导致他错失补缺的机会，黄佐因此决意致仕归粤。

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黄佐返回故里，在泰泉书院教授诸生，将自己的学识与智慧传授给年轻一代，致力于培养人才。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黄佐染病，身体状况不佳，很少与宾客会面。在此期间，他居家仔细订正自己前后的著作，对学术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完善。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黄佐病情加重。七月，他的病势日益沉重，召门人林乔、陈冕、黎民表、黎襄等人嘱托后事。二十六日（8月11日），黄佐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七岁。他去世后，朝廷赠礼部右侍郎（黄佐墓葬碑文描述其去世后“赠礼部左侍郎”），谥号“文裕”。

黄佐在桂林担任督广西学校官时，积极投身于地方教育与文化建设。他修建湘山书院，致力于培育人才。在教学过程中，他深入阐发明理一分殊之旨，并辑集《理学本源》等书颁行，传播儒家思想。他出令严格要求士人学业，禁毁淫邪，推行武学射礼，鼓励节孝，设立乡社。他从当地土著中选拔优秀人才入学，以《小学古训》加以约束，同时安抚瑶黎等少数民族，用儒家礼仪道德思想教化百姓。在他的努力下，广西地方风气得到显著改善，为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地方文献方面，黄佐贡献卓著。正德年间，他撰成《广州人物传》24卷，分门别类记载广东历代先贤近200人，为后人研究广东历史人物提供了珍贵资料。1527年（嘉靖六年），他纂成《广州市府志》，共70卷50余万字。此书内容丰富，记秦至元史事皆采录史书，明洪武至嘉靖史事则依据所见所闻，兼具史料价值与历史见证意义。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他主纂《广东通志》，历时三载，成书70卷。该书体例严谨，文字简雅，资料充实，成为研究广东地方历史的重要典籍。此外，他还著有《罗浮山志》《志雍志》24卷、《广西通志》60卷、《香山县志》8卷等，为各地保存了丰富而详实的地方历史文化记忆。

明代童蒙教育主要由社学承担，黄佐对社学教育极为重视。他深知童蒙阶段的教育对人的一生影响深远，因此在社学建设规划、教师遴选以及教材编撰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他设立社学，并用法律手段约束儿童必须入学接受教育，保障了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在教师选拔上，他十分慎重，对教读有特别要求，同时给予教师足够的尊重。此外，他还亲自编写教材，为蒙学教育提供了优质的教学资源。黄佐的蒙学教育思想极具特色，注重培养童蒙的道德修养，将“礼”贯穿于蒙学教育之中，并根据儿童的身心特点施教。这些思想对现代儿童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黄佐充分认识到礼的重要性，强调礼有正人心、调节社会的作用，倡导人的言行应以礼为本。作为一代儒学大师，他怀揣经世济民的理想，以教化乡民为己任，积极回应国家倡导，顺应时代需求，致力于在乡民中推行礼仪制度。他主张礼下庶人，认为礼应适应时代变化和民间习惯，只有“因俗”才能便于民众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