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耀先[公元1894年－1946年，红岩英烈，革命烈士] 四川成都市大邑县人物 车耀先（1894年9月27日-1946年8月18日），男，四川大邑人，中共党员。 早年曾投身川军，由司务长、连长升为团长，目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在徘徊苦闷中信仰过基督教。1928年东渡日本，严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川康特委军委委员。后在成都以经营“努力餐馆”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34年在成都主办“注音符号传习班”，引导许多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1月，创办《大声周刊》，它进行抗日宣传，成为成都抗日救亡领导人。1940年3月在国民党制造的“抢米事件”中被捕，关押于贵州息烽、重庆渣滓洞监狱。1946年8月18日，牺牲于松林坡戴笠停车场。 “投身元元无限中，方晓世界可大同。怒涛洗净千年迹，江山从此属万众。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这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车耀先入党后写的一首诗。正如诗中所表达的那样，他以自己的一腔热血，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车耀先：藏身“努力餐”的统一战线“线长” 在成都金河路和小南街交界的拐角处，坐落着一栋二层青砖小楼，这是成都市党史教育基地“努力餐”的所在地，也是中国唯一一家属于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的餐馆。其创始人，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中共川康特委军事委员车耀先。 车耀先，1894年9月27日出生于四川大邑县灌口场（今大邑县悦来镇）一个小商贩家庭。他5岁时发蒙入学，先在灌口场后三倒拐坪上的杨祠堂读私塾，后又在下场口猪市坝李雨三先生处读书。李雨三对学生管教甚严，有一天，李先生要他先背书，他几次都背不下来，重重地挨了李先生一顿打。其外祖母看见打得可怜，便支持他暂时停了学。1905年，傅昆山在大邑境内的川王宫创办学堂，他又报名入学，首次考试时他名列第一，得了“文房四宝”奖，邻居们纷纷称赞说，“车老二这娃娃真不错，长大一定很有出息。”可是他在后来的考试中名次日下，他不服气，便约了几个同学以全体学生的名义上书老师，要求对名列第一者进行复试，学校认为这是不尊重老师，要责打他。他知道要挨打，就不敢再到学校，从此就失学了。当时，他还不满12岁，一无劳力，二无本事，家境又清寒，怎么办呢？他左思右想，把家里的一双胡绉套裤拿去当了600文钱，到大邑县城火柴商人处买了两封火柴，回灌口场及附近的乡场卖，开始过着为家庭而劳碌奔波的生活。为卖火柴，他每日奔波于各场镇街市，三、六、九在灌口场就地卖，一、四、七赶兴隆场（现为雾山乡的两河口，距灌口10公里）；二、五、八赶三元场（现为斜源镇，距灌口12.5公里）；逢十赶观音堂（现悦来镇义和村）。有一次，他涉水过河被水冲倒，随波而下，幸被一石所阻，才被同行的黄水烟匠所救。 1908年农历7月，大邑县城的火柴商张大爷见他踏实能干，介绍他到崇庆州（现崇州市）“益盛荣”商店当学徒。他勤劳、诚实、忠厚，很受店老板胡氏一家人喜爱。当了一年学徒后就让他管账。他师傅的五叔胡介人，为人正直，有文才，人称“五老师”，距“益盛荣”商店不远有一旧书摊，他常去租借书刊。《说唐》《精忠》《水浒》《西游》《石头记》之类的小说他都能以很高的兴致阅读，凭借很强的理解能力讲述。胡介人见他聪慧好学，便常教他学习语文，并指导他阅读《三国》《列国》《西厢》《聊斋》等文学作品。学徒期满后，便被留下当了店员，每月工钱12吊。他从十一二岁起，就担负家庭生活的重担，受尽生活的磨砺。困苦生活的经历为他日后新思想、新观念的形成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11年，四川发生“保路风潮”，重庆7月初宣布罢市时，车耀先随胡介人参加了保路同志会的活动。8月初，胡介人到“同志军”改编的川军2师8团工作，车耀先也成为川军2师8团的一名普通士兵。车耀先每日勤学苦练，进步较快，1918年升任连长，1923年任营长，1924年升任团长。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同年12月川军刘湘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车耀先任四师十团团长兼国民党党代表，同时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到其中做兵运工作，车耀先深受影响，开始接触共产主义。1927年2月，“三·三一惨案”期间，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等被处决，车耀先厌恶清党，愤而离开川军。1928年2月，车耀先以四川基督教代表身份到达上海参加“基督教东亚协会”，在会上他发言道：“基督教本是好的，可是它的光辉已为外国的大炮军舰所遮蔽了”。中国、朝鲜、日本代表提出的主张收回教权、教产意见，受到白人传教士反对而未能通过，车耀先愤而退出。此后他东渡日本东京、朝鲜等地访问。同年冬，车耀先返川后，与好友饶惠民、陶宗伯 、马文卿等人在成都基督教教徒中开展统战 工作，成立了“中华基督教改进会”，主张“收回教权、教产，华人自主教会”。 1929年，车耀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共地下党指示，车耀先参加中共川西特委军委直属特别小组工作，并利用同乡关系进入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军事学校，发展中共地下组织，参加策动1930年广汉暴动，并在成都基督教徒中从事统战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致力于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成都少城公园举行五·九国耻纪念会，遭到军警镇压，印刷工人邹泽滋（邹趣涛）被捕。车耀先以“基督教改进会”名义联络各团体组织“援邹大会”，准备发动大规模游行示威。三军军警联合处处长向传义准备逮捕，车耀先同乡刘文辉向其透露口风，由刘文辉的下属冷寅东师长派人护送到上海。半年后，车耀先返回成都，但是营救决心未变。同年11月，四川军阀在成都巷战，中共四川省委安排营救一大批地下党人的计划，车耀先通过24军与29军支部的联系，弄到29军通行证、军装、胸章、臂章，派出24军军支部中共党员傅舒霖排长等数人，化装成29军长官佯作奉命提人，护送到中共四川省委的联络点，邹泽滋、梅子干、古长林 、赵谦益等人获救。但不久中共四川省委遭到严重破坏，车耀先与中共地下党失去联系。 1933年，刘文辉任命车耀先为冷寅东师部上校、副官长、“互助中总社”秘书长、兼四川省卫戍司令部上校副官长。1934年，调任二十八军第二路军司令部，担任上校副官长。1935年国民革命军改编，他改任二师六旅十二团团长，驻防崇庆县元通场。不久调任上校参军，返回成都。1936年10月，车耀先以“注音符号促进会 ”的名义，与成都四十余个社会团体发起组织“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1937年1月，车耀先创办刊物《大声周刊》，并担任社长兼主编，同时负责筹集经费和进行编辑工作；其他编辑还有胡绩伟、周海文、彭文龙、熊复、冯烈斯等人。4月，报刊遭查禁。5月改名《大生周刊》。7月9日，《大生周刊》改名《图存周刊》，继续在成都出版。7月下旬，《图存周刊》又被查禁。1937年10月，中共中央从延安派邹风平、廖志高、于江震、张曙时等回四川恢复和重建中共四川省委，邹风平任书记，车耀先任委员。不久，车耀先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1938年4月，车耀先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广泛团结文化界抗日力量，并在成立大会上与国民党党棍程天放、邓文仪之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对车耀先恨之入骨。 1940年3月，国民党三青团中央组织处处长康泽带数百名特务和三青团分子，借“抢米事件”公开逮捕了中共四川省工委书记罗世文和成都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车耀先等百余人。被捕者除罗世文、车耀先被军统头目戴笠用飞机押往重庆外，其余均被活埋在龙泉驿山上。车耀先被押到重庆后，囚禁于望龙门监狱。特务对车耀先说：“只要供出‘抢米事件’是共产党组织的，即可任四川省民政厅长”。见车耀先不为所动，特务就对他严刑拷打，最后还是一无所获。1940年底，敌人把车耀先和罗世文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在息烽监狱，车耀先协助罗世文建立了中共地下临时支委会，他担任支部委员，组织和领导狱中的中共党员，团结其他难友，同监狱当局作斗争。他坚守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机智灵活，不为敌人的淫威所屈，不为敌人的花言巧语所动，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诡计。1944年12月，日本侵略者从广西直逼贵州独山，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担心息烽集中营发生意外，在戴笠的指使下，将罗世文化名张世英、车耀先化名田光祖，秘密转押遵义。罗世文和车耀先被捕后，党中央曾多次向国民党要求释放，均遭到无理拒绝。抗战胜利后，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再次提出了这个要求。国民党谎称罗世文、车耀先已病逝狱中。为了掩盖谎言，戴笠电令周养浩把他们关入黑牢，隔绝与外界的一切接触。1946年7月，息烽集中营撤销毁，车耀先、罗世文和其他几十名难友，被敌人转囚于重庆渣滓洞监狱。8月18日，车耀先被特务们秘密杀害于重庆松林坡原戴笠的停车场，然后浇上汽油，焚毁了遗体。 车耀先一直同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保持单线联系，协助他在四川地方势力上层人物中开展工作，被誉为统一战线“线长”。在被国民党反动派囚禁关押期间，车耀先亲笔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四川军事史》和一部尚未完成的《自传》。在《自传》的序言《先说几句》中，他给子女留下遗言：“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为一个健全之国民。则余愿已足矣，夫复何恨哉？！”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由于国民党特务焚尸灭迹，罗世文、车耀先烈士遗骨未找到。1950年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向车耀先的亲属颁发了“革命烈士优待证书”。1955年，经人民群众举报，杀害罗世文、车耀先的刽子手之一杨进兴被捉拿归案，根据杨进兴的口供找到了罗世文、车耀先的遗骨。1983年，民政部向车耀先的亲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重庆市人民政府将罗世文、车耀先两位烈士遗骨合葬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墓碑。 革命伉俪：车耀先与黄三姑娘的传奇人生 车耀先出生于贫苦家庭，两岁时，母亲便为他定下娃娃亲。14岁那年，他前往崇庆县城“益盛荣”商店当学徒。彼时，家道中落，父亲外出经商一去不返，家中只剩孤儿寡母，因经济窘迫，无力迎娶女方，这段娃娃亲便不了了之。 在“益盛荣”当学徒的三年间，车耀先结识了街对门的黄三姑娘。黄三姑娘生于1897年，同样家境贫寒，父亲经商未归，家中仅母亲、年幼的弟弟和她三人，靠着经营杂货店，售卖酒、甘蔗，制作纸花、冥银维持生计。黄三姑娘容貌秀丽，端庄贤淑，且心灵手巧。车耀先在后来的自传中回忆，当学徒时，他与黄三姑娘仅有两次近距离接触，一次是他晚上替师傅打酒，一次是她找他帮忙结账。但两人都十分腼腆，几乎没有言语交流，目光相触便急忙移开。 这份情愫被师娘察觉，她请师奶出面提亲。车耀先内心虽十分乐意，可想到自己的学徒身份和家庭状况，担心无法给黄三姑娘幸福，便以需先禀报母亲为由，暂时搁置了此事。不久后，车耀先离开“益盛荣”投身军旅。然而，他时常想起黄三姑娘，后来听闻她与烟贩之子订亲，只能将感情深埋心底。在战场上，车耀先英勇无畏，在护国战争中屡立战功，很快从二等兵晋升为连长。喜讯传回家乡，母亲满心欢喜，更盼着他早日成家。得知儿子对黄三姑娘有意后，母亲亲自登门提亲。此时的黄三姑娘因烟贩之子无力迎娶，仍待字闺中，便欣然应允。车耀先欣喜若狂，立刻写信倾诉相思之情，并告知部队换防到成都后，就来接她完婚。多年后，车耀先在狱中撰写自传，回忆起与黄三姑娘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还写下一首情诗：“女儿对门居，相见不相语；美目频盼兮，痴心愈皇矣；频频倩目迎，默默知心许；羞为厨下妻，愿作梦中侣；赖人长相思，寝室不能已。” 1918年冬，车耀先与黄三姑娘成婚。当时，女子大多无名，且盛行裹小脚。车耀先秉持着夫妻平等的理念，为妻子取名车黄体先，还坚决支持她放脚，摆脱裹脚之苦。黄三姑娘未曾读过书，车耀先便送她去妇女学习班学习文化，一学就是一年多。婚后不久，车耀先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头骨被打碎一大块。战后，查战场的人以为他已牺牲，脱下他的衣服，将他丢在弹坑里准备掩埋。车耀先在弹坑里昏迷了一天一夜后竟奇迹般苏醒，被一位好心的农民发现并救起。因伤势过重，子弹穿过颅骨，弹片嵌入脑膜，还感染了破伤风，他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生命垂危。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黄三姑娘日夜守在丈夫身边，几天几夜未曾合眼，精心照料，直至车耀先脱离危险。 车耀先将妻子带在军中，此时的黄三姑娘身为连长太太，却毫无架子。她心地善良、勤劳能干，常为士兵缝洗衣物，照顾伤员，士兵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好心的车娘娘” 。此后的岁月里，黄三姑娘十分理解丈夫的抱负和志向，二人志同道合，家庭幸福和睦。黄三姑娘接连为车耀先生下四个女儿，这让婆婆很不高兴，希望儿子纳妾延续香火。向来孝顺的车耀先，这次却坚决拒绝。黄三姑娘一生共育有8个子女，其中3个女儿和2个儿子平安长大。她十分重视儿女们的教育，不仅关注他们的学习，还会陪儿女一起读书，孩子们有时甚至成了她的“老师”，教她识字。通过不断学习，黄三姑娘后来能够阅读报纸和简单的小说。 车耀先投身革命斗争十余年，“努力餐”的实际经营事务便落在了黄三姑娘肩上。从繁杂的日常事务，到碗筷清洗，再到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她都亲力亲为，力求心中有数。车耀先整日在外忙于爱国救亡运动、办刊办报，夫妻俩只有在每晚用餐时才能短暂相聚。黄三姑娘总会准备几个小菜，如花生米、豆腐干、辣椒面，再温上一二两白酒，与丈夫小酌。用餐时，她会向车耀先汇报餐厅当天的经营情况，车耀先也会告知妻子当天的开支，这是他们独特的“报账”习惯。黄三姑娘记忆力惊人，虽然不识字，但经手的账目都记得清清楚楚。车耀先常说不用报账，她却坚持：“一个女人家，万一把生意做垮了，我说不清，每次说一下，你心里也有个数。”而当车耀先说起自己的开支时，她总是体谅地说：“你不用报账，男人家哪能不用钱，我知道你爱读书，到书店看到喜欢的书，没钱可不行。”说完，还会想尽办法塞几个大洋给丈夫。他们这种坦诚相待、相互信任的相处模式，至今仍被儿女们传为佳话。 国民党制造“抢米事件”，车耀先在一个夜晚被不明身份的人抓走。黄三姑娘心急如焚，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几经周折，才从熟人那里得知丈夫留下“大概一时回不来了，请把儿女们照看好”的口信。悲痛万分的她，坚强地撑起“努力餐”，继续经营。她既要照顾年迈的婆婆，又要筹措学费供孩子们读书。在丈夫被抓走的日子里，她每天都会仔细打扫丈夫的房间，保持原样。黄三姑娘对丈夫的物品饱含深情，尤其珍视他的书籍。当时成都常遭日机轰炸，她特意找人将书转移到乡下妥善保管。1946年，她收到车耀先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托人转交的手稿，包括耗时六年撰写的几十万字《四川军事史》和未完成的《自传》。黄三姑娘将这些手稿视若珍宝，精心收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转交给四川省博物馆，完成了丈夫的遗愿。 黄三姑娘虽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知丈夫的党员身份，但她始终支持丈夫和与他来往的人，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保持密切联系，还主动帮忙代买大米、棉纱等物资储存起来，避免党的经费因货币贬值受损。许多进步青年在她家聚会，举办读书会、郊游等活动，她也全力支持。1950年2月，黄三姑娘才得知丈夫在重庆壮烈牺牲的噩耗，悲痛欲绝。加之长期思念丈夫、操劳过度，她患上了食道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维舟看望她时，提出发放烈士家属抚恤金，被她婉言谢绝：“感谢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我们一家人能自食其力。”随后，她将苦心经营20多年的“努力餐”交给国家，另购置两间铺面做生意维持生计。黄三姑娘含辛茹苦，将五个儿女培养成人，让他们投身革命工作。1954年，她病情恶化，与世长辞，享年58岁。儿女们将她与车耀先烈士的骨灰合葬在她的家乡崇庆县，这对革命伉俪的故事，永远值得人们敬仰与怀念。车耀先曾留下遗诗：“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 这首诗不仅展现了他的家国情怀，也成为了他革命精神的生动写照。 |
